太宗又下诏重新审定，但由于孔颖达已年老退休，故在贞观时期没有最终完成此项工作。尽管如此，太宗仍对孔疑达的学识极为赞赏，他的画像也被收入凌烟阁，死后陪葬昭陵。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下诏令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继续撰修审定，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具体负责此事，至四年三月，终于修成。仍署孔颖达之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官方确定的全国性的通用教本。
《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政治上大统一在经学上的反映，因为天下已经统一，要以文德治国，奖励后学，尊儒重道，形成读经的风气，就必须要改变经书文字讹谬，经学上派别争斗的情况，因此统一经学是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举措。
唐太宗统一颁行《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们的颁行标志着两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相沿的经学至此结束，这是适应政治上大统一的巨大功业，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
明经59大兴礼乐，名扬海外
“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
——李世民
礼乐制度的健全不仅是社会稳定、国家昌盛的标志，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在制礼作乐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堪称封建君主中的大家。
唐朝在高祖时期，由于天下尚未统一，无暇制定礼仪制度，所以沿用隋朝旧制。太宗即位后，推行文德治国之策，制定新的礼仪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
贞观三年，太宗命房玄龄召集礼官修定旧礼，不久魏征也奉诏参加此项工作。贞观七年，新礼修定完成。由于是初次修定，加之礼仪之事比较复杂，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群臣围绕着新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太宗遂命房玄龄、魏征、王硅等大臣重新主持修定，为了使这次修定更加顺利，太宗还命当时的著名学者孔颖达、颜师古、李百药、令孤德芬等参加修定。贞观十一年，《贞观礼》修成，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礼制。
《贞观礼》的颁行，使太宗一反常态，非常得意，他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乐，很久才搞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即成，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魏征也附和说：“当为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唐太宗在贞观时期修定的这套礼制，奠定了唐朝礼乐制度的基础，开创了大唐以文德治天下的新局面。
贞观时期除了在礼制上有大的突破外，当时的音乐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唐代音乐有燕乐与雅乐之分。雅乐是祭祀天地、宗庙与朝会时所奏的音乐；燕乐是宴会和其他娱乐场所演奏的音乐。
燕乐实际上都是乐舞，演奏时有舞者二至数人居中表演舞蹈。如清商乐，有歌者二人，舞者四人，表演巴渝舞；天竺乐，有舞者二人；高昌乐，舞者二人，“黄袍袖，练襦，五色绦带，金铜耳挡，赤靴”。许多乐器如羯鼓、答腊鼓、腰鼓、琵琶、筚篥、五弦等多为来自少数族或外国，经过唐代艺人的再创造，在制作和演奏上都融人了新的特色。
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庆善乐》为大型歌舞乐曲，是声乐、器乐，、舞蹈的综合，也属燕乐的范畴。
隋代的雅乐最初沿用是北朝音乐，即旧史所谓的“周、齐皆胡虏之音”。开皇二年（582年），颜之推上奏说，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求采用梁朝之乐，以推求真正的华夏古典音乐。隋文帝不从，认为梁朝是亡国之音，不便采用。等到隋朝灭亡陈朝，统一全国之后，隋文帝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时隋朝缴获了大批南朝的乐工和乐器，隋文帝却说这是华夏正声，因为永嘉之乱才流人江南，“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并为此在太常寺特置清商乐署。这就说明音乐也要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统一后的隋朝雅乐，实际上是胡乐与汉乐的融合产物。
唐朝是继隋之后的又一统一王朝，在高祖、太宗时期基本沿袭隋朝雅乐，稍加改定而已。唐代雅乐主要是靠协律郎张文收与太常少卿祖孝孙二人修定完成的。武德九年（626年），“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唐高祖遂命祖孝孙等重新修定雅乐。祖孝孙与张文收“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历时两年多，于贞观二年六月完成奏上。《大唐雅乐》共八十四调、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即取一年十二月之数。祖孝孙死后，张文收认为十二和之制未备，“乃诏有司厘定，而文收考正律吕，起居郎吕才叶其声音，乐曲遂备”。
十二和之和，即乐曲，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一为《豫和》，用于祀圆丘、享明堂、封泰山。二为《顺和》，用于夏祭方丘，冬祭地祗，巡狩告社。三为《永和》，用于告祭宗庙。四为《肃和》，用祀先农，国子监释奠。五为《雍和》，用于祭祀时人献俎豆。六为《寿和》，用于祭祀时酌献、饮福。七为《太和》，用于祭祀时皇帝入门、即位。上朝时皇帝自内而出时也要演奏。八为《舒和》，用于皇太子、王公、妃嫔、国老等出入门时。九为《昭和》，皇帝、皇太子举酒时用。十为《休和》，皇帝、皇太子以饭肃拜三老时用。十一为《正和》，皇后受册封时用。十二为《承和》，皇太子在东宫举行典礼时用。
如果皇太子外出，则奏《太和》。
雅乐所用乐器多为钟、鼓等打击器，所用歌词多仿古代诗句。雅乐是等级森严的复古之乐，脱离现实，脱离生活，其生命力远不如燕乐。
隋代有文舞、武舞，贞观二年祖孝孙在修定雅乐的同时，也对文、武舞进行了修定。他改文舞为《治康》，改武舞为《凯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旌居前者二人，执轺执铎皆二人，金饽二人、舆者四人、奏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举办大朝会或郊庙祭祀时，武舞者则要顶盔披甲，全副武装地表演。唐初规定：郊庙祭祀时初献用文舞，亚献、终献用武舞。太庙降神用文舞，诸室酌献各用其庙之舞。
封建王朝的庙是其祖先及其后各代皇帝之庙的总称，祭祀时各庙（室）均有各自不同的乐舞。太宗曾命颜师古等人制定各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现能知道是：献祖为《光大之舞》，懿祖为《长发之舞》，太祖为《大政之舞》，世祖为《大成之舞》，高祖为《大明之舞》。
以上这些乐舞均为朝会、祭祀时所用，表演僵化、呆板，缺乏生命力，但是从封建王朝的角度看，却是所谓礼乐制度的主体，非常重要，不可缺少。如从艺术、娱乐的角度看，它们则没有多大的意义。
唐朝新创制的乐舞，主要是《七德舞》、《九功舞》与《上元舞》，其前两种均创制于太宗时期。
《七德舞》，原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时，击破刘武周，军中创制了《秦王破阵乐》曲，，相互传奏，以歌颂秦王显赫的武功。太宗当了皇帝以后，每举办宴会必奏此乐。太宗后为绘成一幅舞图，命吕才选乐工一百二十八人，穿铠甲，持长戟，按照舞图训练。队形是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首尾互应。共有三次变化，多次变化有四个不同队形。
舞者做出击刺往来的姿态，歌者根据队形的变化唱《秦王破阵乐》。贞观七年（633年），改名为《七德舞》，是根据《左传》“武有七德”一句而改，意在发扬武功盛德，并命魏征、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重新改写歌词每当此舞表演结束后，观者激奋扼腕踊跃，众将称贺，群臣皆呼万岁。
据载，萧踽曾认为，《破阵乐》还不完善，遂向太宗建议把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也编人舞，以表现战胜攻取之情景。太宗认为乐舞只表现战斗之梗概，如果详尽表演，以上诸人之状容易辨识。当今朝廷中的将相不少人都曾是他们的部下，若重见当年其故主被擒获之状，心中必然不忍，所以不能这样做。太宗这种想法主要是出于避免引起君臣“不和”。影响君臣共治天下的原则的实施。从这点看太宗的确比萧踽高明得多。
《秦王破阵乐》影响很大，其声名已经远播于印度。玄奘西去印度时，戒日王曾问玄奘：“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颂扬？”可见其影响之大。
《九功舞》又名《功成庆善乐》。太宗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李渊旧宅，即位后改名为庆善宫。贞观六年（632年），太宗率众臣驾临武功，仿汉高祖荣归故里之事，赏赐闾里之人，并在庆善宫大宴群臣，太宗十分高兴，即席赋诗，起居郎吕才为其诗谱曲，称之为《功成庆善乐》。又命童子六十四人，戴进德冠，穿紫挎褶，长袖、漆髻，徐徐起舞，号《九功舞》，以表现文德弘扬。以后凡宴享及国有大庆，“奏于庭”。
《七德舞》与《九功舞》象征着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赫赫功绩。高宗时，每当表演以上两种乐舞，皇帝与群臣一度都要站立着观看，不许坐下。可见太宗子孙对他的敬仰之情。
明经60人和则乐和
“人和则乐和，乐和促人和，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李世民
“人和则乐和，乐和促人和”，表达的是礼乐制度的社会效应问题，反映了人和礼乐的辩证关系。唐太宗对此问题的认识和阐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太宗重视礼仪制度的修定，目的就是要用于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制约人们的行为，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关系，发挥礼对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规范与教育作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太宗处处以礼规范自己和皇族的行为，并注重礼制实施的社会效果。
太宗曾对侍臣说：“按照礼》，人的名字生前是不避讳的，只有死后下一辈的人才避讳。上古帝王，在生前都不讳其名，周文王姓姬名昌，《周诗》有‘克昌厥后’之句，也没有避讳。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庄公十六年：‘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只有近代诸帝，妄加节制，特令生前避其名讳，于礼不通，应当改变。”于是下诏：“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并不须避。”
贞观十七年（93年）十二月癸丑，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间以生日为喜庆之日，在朕看来，大为不当。”他列举了孔子的弟子子路的故事，说子路对父母非常孝顺，自己吃粗糙的饭食，亲自背米以侍养父母。后来，他父母去世，子路南游楚国，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生活非常富足，子路却说再不能够背米侍养双亲了。“况且《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何要在父母劳苦之时，大搞宴乐之事？甚是不合礼法。”太宗这种观点与传统习俗甚是不合，正确与否，姑且不谈，然而太宗提倡子女孝顺、赡养父母，尤其在生日之时，更要体谅和感恩父母的辛劳养育之恩，确实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另外，太宗反对在生日大搞宴乐之事，对于帝王来说可以节约不少的费用，对于民间而言也算是移风易俗。
太宗对自己不仅严格要求，对于子女也处处以礼法约束。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奏，反映太宗的弟弟密王李元晓等人，在诸皇子拜见时，也回礼答拜。他认为两者都是王爵，虽然地位相等，但从家族内部来看，应当长幼有别，岂容如些颠倒。太宗认为高季辅说得很对，下诏规定密王李元晓等在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兄弟拜见时不得答拜，使叔侄之间长幼有序。太宗还规定以后公主出嫁，要对公婆执盥馈之礼，以尽为人子妇之道。
贞观十三年（639年），礼部尚书王硅上奏：“按照《令》的规定，朝官三品以上，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下马，而今皆违法申敬，路遇皇子下马，有违于典制，请予以纠正。”太宗却认为这是朝臣欲抬高自己地位，故意压抑皇子的行为，不愿接受这个意见。魏征据理力争，说：“自汉、魏以来，亲王的班位皆在三公之下。而今宰相与六尚书九卿，见亲王下马，这种做法在历代典章所无，何况又不合《令》的规定，于理不通。”
太宗又说：“国家设立太子，就是准备将来继承帝位，如果太子不在，当由其同母弟继任，从这个道理看，如何能轻视我的儿子？’’魏征批驳说：“殷商时期有兄终弟继的习惯，自西周以来，帝位的继承是父死子继，立嫡以长，目的是杜绝其他庶子窥窬帝位，以塞祸乱之源，为帝者尤应对此警惕。”魏征的话使太宗很难答复，尤其是关于皇帝之位继承问题的警告，使太宗感到不寒而栗，他认识到纵容皇子不仅仅是对大臣不尊重的问题，还可能导致诸子骄纵，野心膨胀，争夺帝位，再现兄弟相残的局面。于是，他决定接受王硅的意见，命三品以亡的大臣见皇子不再下马，从而维护了大臣的尊严。
太宗对臣下以礼相待，时时不忘，甚至连生活细事都能从礼的角度予以考虑。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看到诸州朝集使到京城来，没有专门的接待机构，致使他们都赁房居住，甚至与商人杂居，住处狭小仅能容身。他对侍臣说：“古代诸侯入朝，皆有朝宿之处，并给努禾百车，以供军马之用，待之以客礼。君主白天坐正殿，夜晚则点燃大烛，随时召见，问其劳苦，汉代也在京城为诸郡建有邸舍，以备随时来京居住。现今这种状况不是以礼相待，容易使人产生怨愤情绪，如何肯竭力治理好地方！”于是，下令在京城内为诸州朝集使各造宅第。建成后，太宗还亲自前往视察。
对于民间一些不合礼法的陋习，太宗一旦发觉，立即予以纠正。比如贞观四年，京城里不少士庶百姓居父母丧期间，相信巫书之言，忌日不哭，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吊问。太宗认为，这是“败俗伤风，极乖人理”。遂下令要求州县官员加以教导，“齐之以礼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