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礼乐的社会作用，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礼与乐二者密不可分。但是唐太宗对乐的社会作用却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祖孝孙完成雅乐的修定后，太宗君臣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太宗说：“圣人之作礼乐，是为了对人的行为有所节制，政事的善恶，难道与礼乐有关系吗？”御史大夫杜淹肯定地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并列举了一些事例，说陈朝将亡，出现了《玉树后庭花》，齐朝将灭，遂出现了《伴侣曲》，路人闻听，莫不悲泣，后人将它们视作亡国之音。进而下结论说：“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不然，音声岂能感人？人欢娱时听到音乐就感到愉快，哀痛时听到音乐就觉悲伤，可见悲与悦完全是受人的情绪支配，并非由音乐决定的。国家将亡之时，其人心情悲苦，故闻之则觉得悲哀，哀怨的乐声难道能使心情愉快的人悲哀吗？而今《玉树后庭花》和《伴侣曲》尚还存在，我让人为你演奏，你一定不会感到悲哀的。”魏征支持太宗的看法，说：“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表示赞同。
古今中外，都有曲调悲哀的音乐，也有欢快的音乐作品，不同的音乐作品对人的情绪有不同的影响，完全否认音乐作品对人影响是不恰当的。但是，说国家的兴亡，政治的盛衰，完全取决于音乐，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作用也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太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以《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而言，都是当时的皇帝与妃嫔宴乐时所演唱的乐曲，其曲调一定不是悲哀，撇开政治背景不谈，仅就此乐曲而言肯定不会使听者哀痛。故太宗才敢于断言杜淹听到这两首乐曲绝对不会产生悲伤情绪。从这个角度者，太宗与魏征强调“乐在人和”，体现了人与社会对音乐的主导作用的思想，在人与音乐的关系上，人是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人在影响音乐，然后才是音乐对人的反作用。太宗对这种思想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有一次，协律郎张文收建议修定“太乐”，太宗不同意，认为隋炀帝时，衽会动荡，即使改正音律，终不和谐。如果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仍然肯定人和是乐和的前提。这种卓越的见解至今仍闪烁着睿智的思想火花。
对于唐太宗上述思想，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大不以为然。
他认为，礼乐有本有文，教化是本，形式是文，“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就是说“声音”（音调）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无音调也就无所谓音乐。他以山作比喻，“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
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批评太宗不懂这个道理，感到非常惋惜。司马光指责太宗轻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则是本末倒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食足然后知礼乐”的说法，讲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太宗主张“乐在人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缺乏唐太宗这样政治家的睿智眼光，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自然不能理解唐太宗的思想。就此而言，唐太宗不愧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非一般腐儒可比。
明经61礼仪之邦，以礼相制
“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李世民
礼仪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
中华泱泱大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国人好礼重仪，中华民族因而有“礼义之邦”之美誉。那么在重礼义的国度里，‘‘温文尔雅”的礼制与“冷面无情”的刑律，二者能否融合在一起，又如何融合在一起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呢？唐太宗提出“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倒是颇合“国情’’的，并为后来历代所承袭。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须的。六朝礼学尤盛，隋与唐初亦然。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封建专制集权国家酌巩固，必然要求南北礼学趋向合流。史称：“寰区一统，（隋）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继之，隋炀帝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它是集南北礼学之大成。
及至唐高祖定鼎长安，“方天下乱，礼典湮没”，就召用熟悉隋朝礼仪的窦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沿袭隋礼；略加裁定。窦威定礼，被李渊赞为“今之叔孙通。”唐太宗即位后，既以文治相标榜，就不能不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次年，魏征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由于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硅等大臣主持参加，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椠，李百药等参加。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唐太宗诏颁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接着，魏征就西汉史事作诗道：“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也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由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所以在礼仪上必然要有繁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温、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份高低而定。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
魏征便以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人律的传统，一方面，把礼学作为制订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一部《唐律》，其绝大多数篇章都是按礼定律的。正如《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也就是说，以礼之出入作为量刑定罪的标准。唐太宗还指示房玄龄以礼修改恩不相及、祸俱株连的酷法。房玄龄“据礼论情”，修改了过去因犯“谋逆’’而株连兄弟而处死刑的条文。这是以礼制律、改死为流的例子，说明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了维护礼学，也以刑拯礼之失。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爱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这是对“失礼”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贞观君臣十分强调以礼作为规范，合乎礼的就办，不合乎礼的就要改正。《旧唐书》卷七一赞曰：“动必由礼，言皆匡躬。献规纳谏，贞观之风。”这确实反映了贞观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
唐太宗不仅注意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经常引用礼经来教诲自己的子弟。贞观十一年，他告诫吴王李恪说：
“若不遵诲诱，忘度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
教戒诸王，训以礼法，显然是防止出现“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典宪，僭差越等”的情况，防止引起皇帝内部的争斗。
魏征主张帝王要以礼对待臣下。贞观十四年，他又上《论治道疏》，说：“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天下哉！”这里，把君王礼臣看成是臣下忠君前提，又以礼作为调整君臣之间的仃为准则，算是开明的政治观点。唐太宗不仅接受了，并且付之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了君臣共治、上下相亲的局面。可见，在贞观君臣的倡导下，礼学结合时政，对于协调君臣关系起了显著的作用。诚如清人赵翼所说：“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
唐太宗提倡的“以礼制刑，刑礼相辅而行”思想观点，使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和法制无疑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将礼、刑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上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太宗时期过分夸大了礼仪的作用，并将其地位凌驾于法律之上，显然有其不合理之处。
明经62开国子监，立最高学府
“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李世民
贞观时期，唐太宗在发展教育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而开国子监，立最高学府，以及其它“诸学”的蓬勃兴起，正是大唐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前奏。
贞观二年，太宗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原隶属于太常寺，太宗将其析出，并改名为监，使其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标志着国子监地位的提高，也是太宗重视发展教育的表现。
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祭酒，副职称国子司业，均以造诣深厚的饱学之士充任。国子监下辖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律学、书学、算学，皆置有博士、助教等学官。
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学生名额三百员；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学生五百员；四门馆招收一般官员子弟以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名额一千三百员。学生主要研读儒家经典。“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
律、书、算三学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招收一般官员子弟及庶民子弟入学，学生名额分别为五十、三十、三十员。律学培养司法人员，以律令分专业，兼习格式、法例。书学培养书法人才，主修《说文》、《字林》，兼习其他字书。算学培养教学人才，以《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辑古》分专业，兼习其他算书。以上各学学生每年有学成者，由国子祭酒与司业亲自考试，合格者送尚书省参加贡举考试。
太宗非常重视教育，多次驾临国子监视察，还专门拨款新建诸学学舍一千二百间，扩大办学规模，使国子监所辖各类学校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二百六十员。太宗还亲自参加国子监的“释奠”仪式，即每年仲春和仲秋，举行的祭祀孔子等先圣的典礼，仪式极为隆重。
除了以上各类学校外，唐代中央各机构中还办有一些专门学校。如太常寺下辖的太医署，招有学生四十员，分为针、医两个专业，置有医博士、针博士及助教等学官。唐朝规定医学生要研读《本草》、《甲乙脉经》等书，分为五个专业，即体疗，疮肿、少小（儿科）、耳目口齿、角法。同时还有学制的规定，体疗（内科）专业七年，其他专业两年。针学生在研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等书，兼习其他医典和脉图。太医署还置有按摩博士一人，以教授按摩生，名额为十五员。
太卜署置有卜博士二人，助教二人，以教授、筮生，名额为四十五员，学习占卜、筮卦之事。
太史局置有历博士一人，以教授历生，名额为三十六员，学习历法知识。置天文博士二人，以教授天文生，名额六十员，学习天文知识。
此外，唐代在京都、都督府，州、县皆置有官学，主要是州学与县学，学生也有定员，大都有数十名之多，主要来自士庶地主。州、县学也都置有博士、助教等学官，教授的内容仍为儒家经典。学生学成后，经过考试合格者，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称之为“乡贡”。考试合格后就可获做官的候补资格。太宗于贞观三年下令，各州增置医学，置医学博士，职责是治疗百姓疾病，教授医学生。医学生名额比州县学要少一些，多者二十员，少者几员，这是由于医学是特殊专业，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与否，所以名额不能太多，以保证质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唐初社会残破，经济萧条，并不是所有的州县都同时创办了官学，有些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地区，尚无力办学。随着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到贞观后期创办的州县学校就越来越多，为各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太宗在发展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针对儒家经典师出多门、章句错讹等问题，命人重新审定五经文字，颁行了《五经定本》，使学生学习有了统一的教科书。又命人编撰了《五经正义》，统一对经书的诠释、阐说，使学生学有依据，不至于因文义解释的差异而无所适从，便于学生学习理解和统一考试。
太宗还努力扩大教育规模，使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在贞观六年，下诏全国各地都要“行乡饮酒”，即劝学行礼的意思。在太宗的鼓励下，不仅州县办有官学，一些有条件地方私学也逐渐兴办起来。太宗甚至在担任宿卫任务的禁军中也设置学官，如屯营、飞骑中就置有博士，以教授经业。如学业突出，能精通经书者，“听之贡举”。在军队中开展教育还是一个创举。
太宗在贞观时期将内附的大批各少数民族首领迁到长安，随着大唐声威的远播，边远地区的民族如高昌、吐蕃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来，此外，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国也派人到中国留学。太宗遂把他们都安排到国子监所属各学去学习，“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使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贞观时期学校兴盛的状况，得到后人的赞扬与好评，也为唐朝的继续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