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人必自毁，才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人的成功耒外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从个人角度来看，若修身处世能知其所忌，有如达人能逢凶化吉，见于未萌、智者善取前车之鉴，则事半功倍，且能根基牢固。李世民堪称这样的智者与达人。
明经63出身贵族，崇尚习武
“朕小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如涉海。”
——李世民
李世民出生于名门贵族，自幼便对弓矢和马匹情有独钟。
及其渐长，国家动乱日起，他协父举义，又在马背上打天下，对强弓和骏马更是割舍不下。即使在他夺取天下，国家偃武修文之时，他的尚武精神仍存，不过此时他对武学之道的理解，又独辟蹊径了。
太宗精于骑射，所以弓箭也是他平生喜爱的武器之一。
在太宗的战争生涯中，多次发挥他长于骑射的技艺，击败强敌，获取胜利。他善用强弓、大箭，弓和箭的尺度比普通弓箭大一倍，故威力极大，加上他精于射术，命中率高，为敌人所畏惧。太宗平定刘黑闼时，“为突厥所窘，遂亲发箭射退贼骑。突厥中得此箭，传观，皆叹伏神异。”太宗任天策府上将时，制造了许多规格超常的强弓大箭，其部下将士在他的训练下，也练成了一批善射能手。太宗死后，“余大弓一，长矢五，藏之武库，世宝之，每郊丘重礼，必陈于仪物之首，以识武功云。”房玄龄曾赞扬太宗“箭穿七札，弓贯六钧”，看来并非溢美之辞。太宗自己也说：“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太宗喜爱弓箭还表现在他把自己的爱好写进了文学作品中，他的《咏弓》诗中有“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之句，如没有精于射术的切身体验，是写不出这样确切的诗句的。喜爱弓马是英雄本色的体现，也是创业英主不忘国家武备的表现，一些腐儒将这种现象与文治对立起来，实在是一种陈腐的偏见。
唐太宗对马的钟爱，丝毫不逊于弓矢。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它不仅是驮运给养的重要工具，也是供战士骑乘，保证军队的最大机动性，在意义上讲，马匹就是战斗力。太宗戎马一生，对马的感受和理解颇为深刻，并留下了许多佳话。
隋炀帝时，大宛国进贡了一匹千里马，号“师子骢”，据说早上从长安出发，下午就可奔驰到洛阳。隋朝未年，天下大乱，这匹马就不知下落了。太宗即位后，下令天下各地寻访这匹马的下落，后来被字文士及从朝邑一家磨坊找到，已经是皮焦尾秃，失去了往日的丰采。太宗得知找到“师子骢”的消息，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亲自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去迎接。
由于此马已老，牙齿脱落，太宗命以钟乳饲养，“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
太宗的战马中最著名的，当属他亲冒矢石与群雄逐鹿时骑乘的“六骏”。这六匹马据研究都是来自西北的胡马，从“特勒骠”的命名，可知它是来自突厥的良马，这些马在战争中都立下不少功劳，因此太宗非常喜爱它们，曾命著名大画家阎立本把它们画成图本，太宗题写了图赞。这六匹骏马的名字及太宗的赞语是：
“拳毛弧：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背二箭。赞曰：月精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一箭。赞曰：溏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白蹄乌：纯黑色，四碲俱白，平薛仁呆时所乘。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刚时所乘。赞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人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紫聋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赞曰：紫骛超跃，骨腾神骏，气菩山川，威凌八阵。”
“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后来太宗命人将“六骏”的图像雕刻在石头上，太宗死后就将这些石雕陈列昭陵之侧，现四骏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供人们欣赏，另两件真品被盗往美国，现仍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这些雕刻均为浮雕，造刑粗犷，雄健有力，动感强烈，形态各异。马的鬃毛都已经修剪或是捆扎成束，如齿状的雉堞。
太宗对良马的喜爱还表现在他对黄骢马的怀念上。这匹马是他平窦建德时所乘过的战马，骢，指青白色的马，“六骏”之一的青骓，为“苍白杂色”，也是平窦建德时乘过的，因此这两匹马很可能是同一匹马。黄骢说明青白色中杂有淡黄色，青骓的毛色中明确记载有杂色，从这个特征看也应是同一匹马。这匹马后来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死去了，太宗非常惋惜，命乐工谱写了《黄骢叠曲》，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八月，骨利斡遣使贡献良马百匹，太宗从中挑选了十匹骏马，总号“十骥”，并亲自为它们分别命名，即腾云白、皎雪、凝露白、元光骢、决波骑、飞霞骠、发电赤、流金弧、翔麟紫、奔虹赤。这些马来自贝加尔湖以北。
是一批筋骼壮大，强健看力的骏马，虽然它们都是当时难得的骐骥，由于是在太宗末年进贡的，相互之间缺少一种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所以它们没有获得“六骏”的地位和荣誉，知名度也没有“六骏”那样高，但这并不等于这些马骏异健美程度差，只是缺少建立功绩的机会而已。从上面这些情况看，太宗直到晚年仍未改变爱马的癖好。
明经64生不怨天，自省自问
“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天格赡丽，意悟冲迈。”
——李世民
唐太宗在文学上的造诣，远不及其经国治世之能，这缘于他的成长经历。动荡的社会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使他成年累月地为“打天下”和“治天下”而奔忙，其在文学上下的功夫自然要比常人少。不过他生不怨天，自省自问，虽“晚始向学”，犹自日增猛进，达到了不俗的境界。
唐太宗在这一领域的“最爱”，当推书法。太宗喜好书法很出名的，曾在科举取士中设有明书一科，以收揽书法人才。
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培养书法人才，弘文馆和国子监所辖学校中都招收和培养书法人才。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授官时还要进行身、言、书、判的考试；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书、判考试，可见唐政府对书法要求之严，这一切都与唐太宗重视与爱好书法有密切的关系。
学习书法的第一步就是临摹前代书法家的字迹，临摹得法与否，是学书成功的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种见解深得学书之要领。太宗还认为初学书时，要做到心神正，志气和，“心神不正，字则倚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太宗还根据自己长期学习书法的体会，总结了一套笔法要诀，对字的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划的写法，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太宗还认为，任何技艺都没有学不精的道理，要害在于能否专心致志，只要用心苦练就可以取得成就。他认为，学习书法一味苦练还不行，还必须多动脑筋思索，不断总结经验。他说：“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重在神似，次要才是形似，只要做到形神兼备；便可达到古人的水平。
太宗最为推崇的前代书法家便是晋人王羲之，他一生搜集了许多王羲之的墨迹，《唐会要》记载说，得钟、王真迹“一千五百一十卷”。《宣和书谱》说：“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以上。万机之门，不废模仿。”太宗为了得到王羲之的最著名的作品《兰亭序》，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法，从而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故事。据载，《兰亭序》自南朝梁末动乱以来，从宫廷中流人民间，陈朝天嘉（560－－66）年间，为僧永所获，后将其献给陈宣帝。隋朝平陈，《兰亭序》便为隋炀帝所得。炀帝对它并不珍惜，僧果向他借去拓摹，炀帝当了皇帝以后，竞把此事忘记了，没有索讨。僧果死后，其弟子僧辩便得到了《兰亭序》。
太宗当秦王时，曾见到《兰亭序》的拓本，十分惊喜，便命人高价求购真迹，却没有得到。后来得知在僧辩手，便派肖翼前往越州（今浙江绍兴）设法搞到手中，于武德四年（621年）送到秦王府。太宗得到《兰亭序》以后，十分珍惜，放在身边，在处理完政事后悉心观览。太宗死后，遂将《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关于此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宰相褚遂良奏请将其藏人昭陵，是太宗因喜爱《兰亭序》，生前嘱咐高宗李治，在他死后一定要将它藏入昭陵。
太宗学习书法主要还是师从于虞世南。虞世南曾师从智永，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在山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他擅长楷书与草书，继承王氏家法，精熟过人。
“而虞世南师之，颇得其体。”实际上他的成就不如虞世南，唐人对此已有评论。但由于他是王氏后裔，唐太宗又酷爱王羲之书法，因此其名气甚高，求书者踏破“铁门限”。
太宗随虞世南学书，虞世南死后，褚遂良深得王氏书法真谛，故又为太宗侍书，经常侍候太宗一同研究书法。太宗在练习书法时，对“戈”笔经常写不好。有一次太宗写“戬”字，只写了一半，留下了“戈”偏旁未写，命虞世南补全此字，然后让褚遂良评论。褚遂良说：“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太宗对他眼光非常钦佩，从此更加勤奋练习。
由于太宗勤学苦练，加之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水平提高很快。房玄龄说：太宗的笔力超过前代的名家钟繇、张芝，这话有些夸大，但太宗的书法水平较高，却是不争之事实。《唐朝叙书录》说太宗的“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唐会要》卷三五说：“笔势惊绝”。可见水平还是比较高。正因为如此，太宗也时常以自己的书法作品赠人。如他曾在贞观十八年（644年）五月，用飞白书写了鸾凤、蟠龙等字于扇面之上，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二人。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体，笔划中微微透白，故名飞白。此外，太宗还用飞白书写了“凤鸾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赐给马周。给戴至德写了“泛洪源，俟舟楫”；给郝处俊写了飞九霄，假六翮”；给李敬玄写了“资启沃，罄丹诚”；给崔知悌写了“罄忠节、赞皇猷”。对臣下或寄于厚望或予以勉励。
太宗的行书也写得很好，代表作有《温泉铭》、《晋祠铭》，并流传至今。
由于太宗书法水平高超，他的字竞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对象。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太宗在玄武门设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太宗一时高兴操笔作飞白之书，当时群臣乘着酒兴，争相从太宗手中抢夺，刘洎竟然登上御床，抢先夺得。那些没有抢到的大臣纷纷指责刘洎擅登御床，罪当死，请求太宗把他交给法司惩处。太宗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本是君臣同乐，太宗当然不愿因人一时的失误，去扫众人之兴。
太宗还十分喜欢诗文，仅《全唐文》就收录了他的文章七卷，《全唐诗》收录他的诗六十九首。所收诗均为太宗作品，但《全唐文》所收文章不一定都是他的作品。这些文章大体可分赋、诏敕、册文、书、序、祭文、令、政论、书论等类型，其中诏敕、册文、书、祭文等大都不是出自太宗手笔，而是有关官员以太宗的名义撰写的，其他类型应为太宗撰写，比如赋五篇，政论、书论、序文、铭文等。太宗的这些文章全为骈文，语多用典，讲究对仗，押韵，辞藻华美，还未摆脱六朝绮丽文风的影响，这些方面都无可称道。然而太宗毕竟是一代开国之君，有些文章的内容却比较充实，尤其是政论文章，议论精辟，言之有物，多为他长期执政的政治经验总结。《金镜》一文，对历史上的治乱成败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总结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其中不乏名言警句。《帝范序》、《后序》、《政本论》、《谕侍臣绝谗构论》等篇，都是不可多得的政论文章。
宋人评论唐太宗的文风时说，太宗功业雄卓，然而所撰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与其伟大的功业大不相称。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的表现，太宗个人是难以突破的。但是客观地看，太宗文章也不是无可取之处，如他所撰的《小山赋》、《小池赋》等篇，论气势虽不雄浑，与一位叱咤沙场的统帅风度不相称，但其中也不乏刻画细致，辞藻典雅的段落。如《小山赋》中有：“松新翠薄，桂小丹轻。……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小池赋》云：“牵狭镜兮数寻，泛芥舟而已沉。涌菱花于岸腹，擘莲影于波心。减微涓而顿浅，足一滴而还深。”这些句子都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所谓“渲染小字，工妙乃尔，可见才大者心必细。”
唐太宗的诗与文章一样，仍摆脱不了南朝的风气的束缚，做起诗来循规蹈矩，逐句相对，与普通文士无异，缺乏创业英主豪迈气慨。从《全唐诗》所收的太宗诗来看，大体上为咏物、写景、述怀、巡幸、君臣唱和、宫廷生活等类。这些作品从总体上看，均为五言诗，矫揉造作，宫廷气息较浓，缺乏社会生活气息，这和他的帝王地位及生活环境有关，因此不可能创作出贴近社会生活的诗篇。从艺术形式看，风格单一，形式拘谨，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但仔细分析，太宗的诗作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是太宗的诗的内容政治性较强，不少诗名都体现了他的治国惠民、明慎刑赏、察善纳谏、节用惜费、发展生产的一贯思想。如他的《咏雨》诗有“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等句。从绵绵春雨联想到农业生产，把一个帝王期盼丰年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登三台言志》诗：“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
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指出了暴秦摧残人民，营作不息，致使天下鼎沸，社稷倾颓的历史教训，贯穿了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
太宗诗作的另一特点，就是有些诗篇抒发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扫平割据，统一全国的不凡气概，气势雄伟，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经破薛举战地》中的“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等句，一扫往日辞藻纤丽、缺乏气势的缺点，无论措辞与气魄都有很大的变化。他的《饮马长城窟行》气势雄壮，视野宽阔，悲凉慷慨，为太宗诗作中难得的佳作，其中“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与“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等句，写得很好，如果没有边塞战争经历的人，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诗句。
总之，唐太宗诗文虽然不少，其中也不乏较好的作品，但总的看来，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缺乏宏大的气魄，与他的政治、军事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要求一位皇帝创作出艺术水准上乘的作品，不免有些苛求，不过，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可贵的地方一是“向学”，二是颇有自知之明，他从不认为自己的诗文做得是最好的。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主张编辑《太宗文集》，传之后世。唐太宗一笑置之：“虽有词藻，不免为后世所笑。”推回邓世隆的建议。其明君之明，由此可显。
明经65见人之善，若已有之
“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
——李世民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亲贤臣，远小人”，它告诫人们要亲近贤良之人，亲贤则自贤；要疏远小人，不然亲佞则自佞。这与唐太宗所说“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与不肖各得其所”，可谓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