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秋九月，当时已任特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宋公萧踽，由于性格狷介，又发展到越来越怪僻，与同僚们多有不合的地步。他曾经在皇上面前说：“房玄龄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众臣有朋党关系，不忠于国，执权胶固，而陛下并不详知，只是还没有谋反而已。”太宗皇帝当即回答道：“爱卿所言太过甚其辞了吧！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那么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去任用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求全责备，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足的一面，人无完人嘛！所以必须舍弃他之所短，去发挥他之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但还不至于顿求藏否，一至于此？”
尽管皇上十分谅解萧踽，但萧踽内心深处还是不易平衡。以至他的所为连连让皇上生气，但皇上终究认为他所说的还是以忠言居多，所以不忍心废了他。太宗皇帝曾和刑部尚书张亮谈起萧踽时说过这样的话：“爱卿既然信佛，何不干脆出家当和尚算了？”萧踽听说此事，于是自诘于皇上，并要求出家。太宗皇帝很痛快地答应了，对他说：“朕亦知公雅好桑门，今天就不再违拗我公的心意了。”
萧踽退下朝来想想，又觉得就此退出朝政很不甘心，第二天又向皇上提出：“臣下回家好好想了一夜，觉得还是不能出家。”这次使太宗皇帝很不满意，怎么能对皇上、对众臣说活这样反反复复，出尔反尔呢？正好萧踽此时又得了脚病，有时干脆称病不上朝，但有时他又一瘸一瘸地来上朝，但走到朝堂之外又止了步，却始终走不动这最后几步进朝堂来。
尽管这样太宗皇帝还是从体谅萧踽内心之怏怏出发，没有去责备他。
到这年的冬十月，太宗皇帝亲自手书了一道诏书，历数了萧踽的罪愆，诏书中说：“像梁武帝那样穷心力于释氏，像简文帝那样锐意于法门，把内帑悉数拿去供给僧祗，竭尽人力去供佛徒修塔建庙，等等。一直到三淮为之沸浪，五岭为之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这样的报施之征，有多么荒唐啊！萧踽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而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惟启之所。乖栋梁之礼，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踽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太宗这番话说得仁至义尽，对萧踽这种严重神经质的臣下能如此．—忍再忍，最后还要晓之以理的做法，真够宽容的了。
太宗皇帝借这篇手诏，把对佛教的看法也一并说明了。他决不会像梁武帝等辈那样，陷入佛教而不能自拔。
这年冬十二月，房玄龄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被太宗皇帝轰回宅第去赋闲了。褚遂良看不过去，便上疏说：“玄龄从举义旗开始，一直翼赞圣功。在武德末年，又冒死为陛下决策。到了贞观初年，在遴选贤良人才，协助立政等方面，要是与其他众臣相比，玄龄又是出力最勤的。除非他真的罪不容赦，否则不应该轻弃他的。陛下要是认为他衰老了，也只应当讽谕于他，让他提出致仕退养，要有礼节地让他退养。
可不能因偶尔一点点小错误，就把几十年的功勋旧臣给辞退了啊！”太宗皇帝读完疏奏，马上也就悟到了处置之欠妥，立即派人去召房玄龄出朝，官得原职。而房玄龄此人一向谦让，出来上朝了几天，又找了个借口避位而回家了。
又过了很久，一次皇上说要去行幸芙蓉园，房玄龄闻讯，马上命儿子兄弟辈去洒扫宅门庭院等，并且对他们说：“皇上的乘舆就要来了。”果然不出房玄龄之所料，不一会儿，太宗皇帝真的已来到房玄龄宅第，并就用皇帝的乘舆把他接回了宫里。
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日，太宗皇帝御临翠微殿，问左右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也有平定中原华夏的，但不能臣服戎狄四夷。朕要论才干还远远比不上古人，而成就的业绩却已超过了古人。朕自己说不清其中缘故，请诸公随意说说，把真情都告诉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就是都不能如实作答。
于是太宗皇帝说：“不对。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过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而朕见到人家的优点与长处，好像是自己拥有的一般。
二、人的品行与能力不可能兼备，而朕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三、作为人主，往往引进贤才时恨不得置之于自己的怀里，辞退不称职时又恨不得一把将他推到沟壑之中，而朕则见到贤达就敬重，见到不肖就怜悯他们，让贤者与不肖者能各得其所。四、一般为人主者都不好正直，阴谋诛杀与公开杀戮，哪个朝代没有呢？而自朕践祚以来，正直之辈比比皆是，林立于朝上，从未有一人遭到黜贬与谴责。五、自古以来，一向是贵中华而践夷狄，而只有朕爱之如一。所以各族各部落都愿来依附于朕，像子女亲近父母一般。朕之所以成功，仅在此五点而已。”
贞观十七年的“东宫谋逆”事件过后，太子李承乾被囚，其余“逆首”被处置，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其实不然，贞观晚期又一场宫廷变故正在酝酿之中。魏王李泰一心想夺取太子之位，李承乾被废，太子之位空虚，正是他入主东宫的好时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李泰天天人宫侍奉太宗，显得非常殷勤孝顺。太宗本来就宠爱李泰，李承乾被废后，长孙皇后所亲生的儿子就只剩下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二人了，其他均为妃嫔所生的庶子。在李泰和李治二人中，李泰排行第四，李治排行第九，李泰为长，所以太宗当面向李泰许愿，同意立他为太子。此外，岑文本和刘洎两位重臣也劝太宗早日立魏王为太子，似乎魏王李泰的太子之梦已经快变成现实了。不料宰相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李泰，力主立晋王李抬为太子，他的出面使这个问题又趋复杂化。长孙无忌是李泰与李治的亲舅父，按理他对两人不应有亲疏之别，但为什么却支持一个反对另一个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位皇子自身说起，晋王李治性格懦弱，平日与外臣极少交结，这时仅十五六岁，还不大懂得权术与政治之类的事情，当然也就使人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魏王李泰就不同了，他早在开文学馆时就已网罗了一股势力，以后又因为太宗宠爱，有夺嗣的可能，遂使一批文武官员投入其集团之中，加上他自己主动拉拢，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元老功臣，长期担任宰相，在贞观后期权势很大，他要想长期执政，保持自己的权势不变，就必须从两位外甥中选出一位更有利于自己扩展权势酌人作为储君。选李泰显然不大合适，因为李泰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上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对于这一点，太宗自己讲得非常清楚：“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太宗的这一决定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好处，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与混乱。
实际上太宗在公布自己的最后决定时，为了避免再发生争论，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据载，太宗在两仪殿坐朝，散朝时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勋、褚遂良等人，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谬。”指承乾、李泰、李治与元昌。
“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上前抱住太宗，夺下佩刀交给晋王李治。他们问：太宗为何如此难过，到底想干什么？太宗回答说：“我想立晋王为太子。”长孙无忌连忙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
“你舅父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晋王下拜以谢长孙无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已同意此事，只是不知其他人的意见如何？”长孙无忌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请陛下召见百官，肯定不会有异议。如若不然，臣愿以性命担保。”太宗于是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对群臣说：“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很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从诸子中另选一人为太子，谁可担此大任，请众卿明言。”群臣皆呼曰：“晋王仁孝，应当为嗣。”这件事终于确定下来了。太宗抽佩刀欲自刺的举动，的确不大成体统，尤其还当着晋王李治的面讨论立嗣之事，似乎不大可能。其实这正是太宗独出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对于这一点，太宗自己讲得非常清楚：“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太宗的这一决定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好处，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与混乱。
实际上太宗在公布自己的最后决定时，为了避免再发生争论，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据载，太宗在两仪殿坐朝，散朝时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勋、褚遂良等人，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谬。”指承乾、李泰、李治与元昌。
“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上前抱住太宗，夺下佩刀交给晋王李治。他们问：太宗为何如此难过，到底想干什么？太宗回答说：“我想立晋王为太子。”长孙无忌连忙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
“你舅父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晋王下拜以谢长孙无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已同意此事，只是不知其他人的意见如何？”长孙无忌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请陛下召见百官，肯定不会有异议。如若不然，臣愿以性命担保。”太宗于是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对群臣说：“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很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从诸子中另选一人为太子，谁可担此大任，请众卿明言。”群臣皆呼曰：“晋王仁孝，应当为嗣。”这件事终于确定下来了。太宗抽佩刀欲自刺的举动，的确不大成体统，尤其还当着晋王李治的面讨论立嗣之事，似乎不大可能。其实这正是太宗独出心裁的举动，试想皇帝为了立晋王竟闹到要自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原来支持李泰的大臣，也不敢再出面争论了，谁能负得起这样大的责任，谁又敢冒这样的大不韪。
太宗以自己的智慧一举制止了一场原本是激烈的争论，使立嗣问题顺利地解决，有利于政局迅速地稳定。在立晋王的问题上之所以没有发生争论，不能不说与太宗的这一举动有直接的关系。
《新唐书·濮王李泰传》载：“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俗从无忌。”这一记载不大可信。
太宗从来都重人事，轻迷信，对诽语之类的东西尤其反对，如何会因一块石头上有这么几个字就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是高宗当了皇帝以后，有些旧史官为了抬高其地位，编造的所谓顺应天命的谎言。此类东西，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并非什么新鲜的把戏。
在确定晋王为太子的当日，李泰还不知道这一变化，率百余骑至大内南门永安门，被把守宫门的官员阻挡住，只许他一人人宫，根据太宗的敕令，将他幽禁于内苑。数日后，下诏免去李泰一切官职，降爵为东莱郡王，迁于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安置。魏王府官员凡与李泰亲近的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免官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因奏请过立李泰为太子，降为鸿胪少卿。
处置李泰后，太宗下诏正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大傅，萧踽为太子太保，李勋为太子詹事，后两人皆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仍为宰相。又以于志宁、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易、高季辅为右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太宗几乎把朝廷中重要大S都任以东宫系统官职，用以辅佐李治，其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和混乱，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好处。
明经67人生贵在有所作为
“凡人主惟在德行。”
——李世民
“人活一世，所有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人的一生就像是人世间的一个过客，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果你活一世，给人们留下了不朽的功勋，那你英名将永垂不朽。所以人生贵在有所作为。而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正是“有所作为”的一生。
贞观时期，要扭转社会周弊的局面、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经过多年不倦的努力，才能慢慢地出现繁荣的景况。正如唐太宗所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征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旧史称：“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当时山东地区尚未富庶，然而，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七年，唐太宗面对“海内康宁”的显赫政绩，回想起从前那场关于“理政得失”的辩论，风趣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话，不知会有何等的感想！
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所谓“夜不闭户”，纯属歌功颂德之辞。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哪里有睡觉不关门的呢！但是，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确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