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盛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客观条件来说，由于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与松动，自耕农数量相对地有所增加。在空荒地大量存在和生产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中去，以自己辛勤的劳动，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就是造成唐初封建社会“太平盛世”根本原因，充分地显示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生产，也就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景况。从主观条件来说，唐初封建统治者主动调整了土地关系。唐太宗及其臣僚们亲眼看到了民众力量如同洪水覆没封建王朝之“舟”看到了隋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因而带着畏惧覆舟的心情，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纵观唐太宗一生之作为，其以武功定国自不必说，其文治之能则更是震古铄今，彪炳千秋。他以“抚民以静”作为治世方针，把儒家的“仁爱”思想贯穿于各项施政纲领和措施之中，并做到以仁德感召民众，以实际的行动励导民众，从而把大唐子民引向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唐太宗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人主惟在德行”。斯言诚然。
明经68做千古榜样人物
“朕之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李世民
唐太宗开贞观盛世，创前无古人之业绩，堪称千古榜样人物。他这个榜样也是“综合性”的，集创业、治世、待人、处世等榜样于一身，其中最具特色、最负盛名的，不是其武功或治世之能，而是他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能力。贞观时期的君臣间的至诚和亲如一体，可以说“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隋朝在炀帝统治时期，君臣关系极度紧张，人情冷酷，互不信任。隋炀帝嫉贤妒能，偏听偏信：动辄“诽谤朝政”之罪诛杀大臣，致使群臣钳口，人皆自保。朝中由一批谄谀之徒恃宠弄权，胡作非为，搞得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天怒人怨，最终导致政权灭亡。
唐太宗以隋亡为鉴戒，对各种人际关系都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使朝廷上下出现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太宗提倡坦诚相待，不妄加猜忌。他曾经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病好了更须注意护理，若使再犯，必将丧命。治国也是这样，天下稍有安定，更须谨慎，如果从此骄逸放纵，必然亡国。朕为天子，身系天下安危，但作为耳目和四肢，还得仰赖众卿。共同的利害把我们连为一体，应该同心协力把朝政处理好。事情如有不妥的，只管说出来，不要隐瞒。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坦诚对待，实在是国家的大害。，’贞观四年，太宗问侍臣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是勤劳于政的励精之主。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好察而心不明，好察则多疑，心不明则虑事不通。
他是借北周孤儿寡妇，无人辅佐之机而获得天下，怀疑群臣对此不服，不肯信任百官，每事要亲自决断，虽然劳心费神，但事情处理得未必都合理。朝臣们知道皇帝的这种心思，自宰相以下都不敢说话，只是一味地顺从。朕和他不同，天下之广，四海之大，事情千头万绪，全都交给百官处理，大事由宰相筹划，岂有皇帝一人独断之理？朕只管委任贤才，严肃法令，谁还敢为非作歹？”太宗的这席话强调的仍是要信任群臣，同时又对臣下寄予热切的希望，要求大家不存疑虑，互相信任，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太宗还认为，君臣之间要真正做到互相信任，推诚相见，首先必须从君主自身做起。旧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人向太宗上书，要求清除朝廷中的佞臣，太宗问：“谁是佞臣？”
回答说：‘‘我未在朝廷任职，不能确切知道谁是佞臣。陛下与群臣交谈时，假装愤怒进行试验，如果不惧怕陛下雷霆之怒，仍据理直谏的人，便是正人君子；要是顺情说好话的，必是奸佞。”太宗认为此法不妥，他说：“流水的清浊，主要取决于源头。君主好比源头，臣下好比流水，源头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君主以欺诈待人，如何要求臣下行为端直呢？朕正在以诚治理天下，见到前代帝王好以权诈等小伎俩对待臣下，很是鄙视他们的行为，你的办法虽好，但是朕不能采纳。”太宗的这种源流之论，主要强调的是君主以身作则的作用。这种观点直到今天来看，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尽管在他统治的后期这种作风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在贞观前期君臣之间的关系的确比较宽松、和谐。
唐太宗不仅竭力提倡诚信之风气，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能认真地实施。贞观二年，有人密告长孙无忌权势过重，太宗把长孙无忌召来，拿出密表给他看，并说：“我与卿坦诚无疑，如果各自都把知道的事隐瞒起来不讲，君臣之间必将难以互相沟通。”他还在朝堂之上公然对群臣说：“我的诸子还都幼小，我对待无忌如同爱子，并非别人所能离间得了的。”
太宗对大臣的信任，有时竞达到偏颇的程度。有一次，太宗外出洛阳，命房玄龄留守京师，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不必事事奏请。有人诬告房玄龄有密谋，房玄龄认为所告对象是自己，本人不便自行处理，就把告状人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得知京师留守送来告密者，大怒，命左右持长刀侍候，然后召见告密者，当听到所告的是房玄龄后，不问所告何事，就下令将告密者腰斩，还下书给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命他以后如再有类似的事发生，可以自行裁决。
自古以来，历代都有一批人专以告密诬陷而获宠，使得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同德。告密之风还直接导致政治风气败坏，直臣受屈，佞人得志，使得朝廷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太宗立斩告密者，可以起到打击这种歪风邪气的作用，杜绝那些企图通过这种卑鄙手段而获得政治上好处的人混入朝廷，对于扶持正气，维护君臣之间的坦诚关系，都有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在贞观时期对君臣关系还提出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见解。贞观元年，他对侍臣说：“贤明君主如果误用了邪臣，不能使天下大治；有才干的贤臣倘若在昏庸的君主下任职，同样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惟有君臣同心同德，关系如同鱼和水般融洽，才能使海内安宁，国家大治。”当然唐太宗在这里并非强调君臣平等关系，君为臣纲，君尊臣卑这些旧教条，唐太宗是不可能违背的。但是，他把君臣之间看成鱼水关系，强调君主离不开大臣的辅佐和匡正，确是一种开明的见解。基于这种认识，他进一步强调，君臣和谐，自古以来就为有识之土所重视，“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也就是说君臣的利害关系是共同的，国家的兴亡，社稷的安危，君与臣都共同负有责任。
贞观六年（632年），功臣张公谨死，太宗得知后，非常悲痛，要出外发哀（哭祭），有人根据《阴阳书》的记载，上奏说辰日不能哭泣，否则不吉利。太宗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在这里，君臣关系又被解释为父子关系。既是父子关系当然应该亲密无间。如唐太宗征伐高丽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箭所射中，太宗亲自用口为他吸出伤口残血，将士们无不感动。
在太宗这种重视君臣关系的思想影响下，贞观时期的许多大臣大都非常注重协调好君臣关系，如魏征就多次强调，“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圣哲施化，上下同心”。这些观点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与肯定。贞观君臣重视亡下关系的协调与融洽，目的是共同治理好国家，开创一种共商国事的开明政局。因为唐太宗认为君臣共理天下，要比个人“独断’’好得多，只有共理才能够集思广益，较少失误，使得政令措施能够针对时弊。如果君臣彼此相疑，君主闭目塞听，耶就大治无望，覆亡有日了。
由于太宗注意调整君臣关系，使贞观时期朝廷中呈现出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他还时常把大臣召入寝宫，促膝交谈。每有庆典活动，君臣欢宴，谈笑风生。当时有一种风俗，人们喜欢做诗互相嘲讽为乐。大书法家欧阳询形貌猥陋，长孙无忌嘲讽他是：‘‘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令麟阁上，画此一弥猴。”欧阳询当然不肯示弱，反唇相讥说：“索头连背媛，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唐太宗见他们争斗得有趣，也参与到这场戏谑中来，他笑着对欧阳询说：
“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兄长，你这样讥讽他，难道不怕皇后生气吗？”一句话，又激起了一阵笑浪。因为长孙无忌与皇后是亲兄妹，无忌形貌不佳，—被人嘲讽，必然也牵连到皇后的容貌问题，所以唐太宗才这样问欧阳询，实际上太宗在这场玩笑中巧妙地把自己的妻子也作为嘲讽的对象。君臣关系在这种宽松和谐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得到了调整，这样就更加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刺激了臣僚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人才济济的唐朝廷充满了盎然生机。
光耀古今的“贞观之治”，不是唐太宗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他的成功之于能将自己这个至高无上的人主“降价’’融人到臣民中去，与他们坦诚相见，亲如一体，集众人之力去开创盛世伟业。其坦荡的君子之风和至情至性的亲和之力，是感召臣民为国、为君效命的根本所在。‘‘人心齐，比天高”，唐太宗能成为千古“做人”榜样，何愁治世不“盛”！
明经69凡事只以仁好
“朕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高汉祖，而规模不及也。”
——李世民
李世民一向“崇儒好仁，他所推崇的儒学，源起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无力恢复周礼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制度，便强调那种与原始民主遗风相联系的伦理情感，达到以“仁”求“礼”的目标。孔子所标榜的“仁”对于士人来说，既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以及“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对士人人生的合理引导，在肯定生活合理，需求正当的同时，用一种责任感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以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是要求人为其群体的和谐、美满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称之为痛苦的牺牲。“仁”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是一种道德要求，孔子说“仁”就是要“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为政，焉用杀”，“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孔子一再宣称“吾从周”，就是要求统治者都能向周公学习，保持“惠民”、“正己”、“无逸”等作风，他明确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不过，这既然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便必须提高其地位，以免被权势所歪曲，这便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思想的由来。
孔子的理论被孟子发扬光大，孟子将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作为其“道尊于势”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所尊崇的“道”，对于士人来说，是一种为民请命而不惜舍生取义的实践，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统治者，则是一种“保民而王”的仁政措施，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要“忧比民之忧”，‘‘乐民之乐”。这样一来，“道”便成了士人与统治者共同维护的内容，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虽然士人所维护的“道”，是他们以温和批判方式干涉朝政的理由，统治者所标宗的“道”是他们掌握政权的“合法性”根据，但是“有道还是“无道”便成了儒学判断任何一个人的标准。李世民既然确定了以儒治国的文化建设方针，追求一个“有道”的君主的地位，便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李世民的“君道”思想之一实际是从先秦儒家，尤其是从孔孟学说中演化而来的。他对“勤政”、“惠民”、“无逸’’等要求有深刻的体会，早在贞观初年即对臣下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FSL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言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李世民在这里将“君道”概括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君主只有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才能管好国家。为此，君主不可嗜欲、纵逸，要将“存百姓”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即如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他在贞观九年又进一步解释了他这一“君道”主张：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关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摇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他承认君主个人的享乐与百姓的生活是矛盾的，君主“征求不已”，百姓便痛苦不堪，若要百姓安乐，君主必须“清净”，将享乐欲望尽量限制。他认为，君主如同树根，百姓如同枝叶，树根不错乱，枝叶才会茂盛。作为君主，必须以百姓生存为重，从而自觉限制自己的享乐欲望，这是李世民“君道”的基本思想之一。
李世民“君道”思想之二是根据儒学“听政于国人”的要求提出的求谏主张。早在贞观二年他便问魏征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在这里，“兼听”是指要与臣下商量、讨论，不要独断专行，本来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的理想，如孟子所说：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不过李世民却从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得出了“道尊于势”的必要性，于是公开求谏。他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
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