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将君主与臣下看作是一个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统治集团，认为天下兴亡，君主与臣下都有责任。为了这个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君主要求谏、纳谏，臣下也要敢于直谏。他承认作为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而且举例说自己“少好弓矢”，得到十数良弓后问弓匠，却说均非好弓，原因是“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他本人“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而且身体力行农事，如儒学士人所要求的“知稼穑之艰难”。贞观三年，李世民“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十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他之所以坚持“藉干亩’’仪式，是认人为“朕不躬亲”将会使国人懒惰，以至“禾谷不登”。他说：
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耕锄颇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他自己种过庄稼，于是知道农时的宝贵，贞观五年，皇太子要行冠礼，阴阳家定二月为吉日，李世民怕春耕时期用民力而误农时，下令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李世民将儒学士人“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具体化了，他说：
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李世民的“仁政”言论是他的“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儒学对帝王的要求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于是得到儒学士人的推崇。
李世民的“君道”之三是他的“尚贤”作风，实际是对儒学士人的尊重。他信任魏征，是因为“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他让王硅做“魏王师”，即当二儿子李泰的老师，由此而悟到：“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于是得出了正确的意见胜于权势地位的原则。李世民的臣下发现：“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李世民承认了“道尊于势”的原则，于是将儒学士人的理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使得求谏、纳谏成为李世民“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世民的“君道”之四便是施仁政，依照儒学士人的解释，仁政必须体现出“爱人”的特点，至少包括“省刑杀”和“轻徭薄赋”两个内容。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便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为了防止滥杀无辜，他主张慎用死刑。
李世民当然不会放弃镇压人民的权力，但慎用死刑与主张宽仁，相较隋代的严刑苛法，多少对人民有利，较为符合儒学的仁政之说。至于“轻徭薄赋”，虽然是隋末农民战争中农民自己争得的一点权力，但李世民却也不止一次强调并身体力行。他鉴于隋亡教训，多次说：“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唐太宗对儒学的推崇还体现在他的“教子”问题上。
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
王硅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
每对王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在这里他要求儿子对老师要如同对父亲一样尊敬，显然迎合了儒学士人做帝王师的理想。李世民还宣称有为君主也必须有老师教诲，他愿以儒学士人为师，在儒学士人的指导下去“保民而王”，这显然是一种对儒学士人地位的肯定，从而以儒学士人去为他影响并争取天下人之心。这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手段，也是他的“君道”能够得到历史上的儒学士人所承认的原因。
唐太宗的所谓“君道”，即“仁道”，他祟儒而好仁，行儒而推仁，“仁”的思想和行为贯穿了他治世的始终。他曾说：
“朕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高汉祖，而规模不及也。”如果单以好仁而言，唐太宗明显是自谦之辞。
（下）
明经70人贵有自知之明
“观今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
——李世民
知人难，自知更难。当皇帝的要做到有自知之明，其难度更在常人之上。唐太宗惟恐自己志得意满而不能自知，因而“常怀忧惧”之余，便更加勉励臣子直谏自己的过失。
贞观十一年三月的庚予日，皇上欢宴于洛阳宫的西苑，泛舟于积翠池之上，真是春风得意，如入画中。他对左右的侍臣们说：“隋炀帝建造了这座宫苑，结果结怨于人民。而今天又悉数归朕所有，这正是由于宇文述、虞世其、裴蕴这帮人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所造成的啊！吾辈能不引以为戒吗？”说得很有道理，也十分冠冕堂皇。他说的吾辈似乎也可包括皇上自己在内，为他一己的春风得意泛舟池上，而让左右引以为戒，这本身不就十分矛盾吗？
所以，到了夏四月己卯日，魏征经过一再酝酿，上了道疏奏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恩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因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这就是著名的“十思”。魏征凭着他多年苦谏的经验，提出了这十思，要皇上随时随地有所思省，都是十分有道理的。
如真能做到，那么也就根本用不着魏征这样的苦谏了。可惜的是皇帝往往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就像太宗皇帝这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也都不能持之以恒。所以这篇疏奏开首的两句话十分重要，既可看做对太宗期望之言，认为他能善始善终，也可看做是句伏笔。但真是不幸而被言中，就是这位如此渴求群臣进谏的好皇帝，最后也还是听不进忠言了。惜哉！
到了五月壬申日，魏征又上了道疏奏，提得更为实际而尖锐，疏云：“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究，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这篇疏奏单刀直人，指出皇上处处已不如往日那么尽善尽美了。又直截了当地拿隋亡之惨痛教训来惕厉皇上，可谓讲得仁至义尽，苦口婆心到了极点。而且指出，守成应该比创业容易，只要皇帝自己能把得稳舵。但说是这么说，一旦到了至尊的地位，而且天下也已海清河安，又有谁能克勤克俭一辈子，去当一位十足的苦行僧呢？当然唐太宗也绝不能例外。他好就好在有善始，还尽了一番努力，让这不善之终尽可能地延缓到来。这正与人生谁无死一样，善自珍摄，或许可延缓衰老与死亡的到来，但终究也不能免一死。
魏征上了这篇疏奏之后，皇上自然不得不三省其身，但追求享受乃人之本能，皇帝当然更不例外，所以终究不会永远三省其身下去。
到了秋七月，魏征又上了道疏奏云：“《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得，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这道疏奏，事实上类似最后通牒。魏征当然是位君子，而且是上下公认的大君子，要是皇上连他的话也不听了，确实是至为危险的。于是皇上亲书一道手诏赐给他，以示褒美，诏书云：“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字颖孝，武帝时官进太尉）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别看皇上为此特下诏书褒奖，还说要置之几案，好用他来时时提醒自己要垂之久远，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吧！
就在这个月的已未日，太宗皇帝车驾从洛阳回长安。下了道诏书说：“洛阳宫遭大水的侵袭已残毁。要稍稍加以修缮之后，才能再供起居。从外地运往洛阳的众多建筑材料，都让给洛阳城中的那些遭水患毁坏了房屋的居民们去使用吧！在此谨令百官，要各上封事，极言朕之过失！”这一让出修缮宫苑的建筑材料给百姓用之事，诚属壮举。为此还引咎自责，让众官吏都来向皇上批评他的错误，更是难得之事。
壬寅日，又把明德宫与飞山宫之玄圃院因已遭大水冲毁而全部给废了。在皇上亲自下诏让百官各上封事来批评皇上过失的号召下，百官自然只得从命。而这次批评又是有针对性的，即在洛阳宫修缮享用之后，又被大水冲毁之后，所以百官几乎都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即批评皇上游猎太频繁。
太宗皇帝连读了好几天封事，心中不免烦躁，即对侍臣们说：“上封事的都说朕游猎得太多了。现在天下正太平无事，而武备是仍不可忘的，朕也没有忘。而只是时常与左右游猎于宫中之后苑，并无一事去烦扰百姓呀，难道这样做也伤害了百姓吗？”魏征听了又觉得十分不妥，便回答陛下说：
“昔日之先王们，都是惟恐听不到自己过失的。陛下既然表了态，让众大臣来封事，那么只能让他们肆意来陈述己见了。
要是他们说得可取，当然对国家有益；要是他们说得不足取，不也无损于国家吗？”经魏征这么一提醒，太宗觉得也对。所以对魏征说：“公言极是”，还对上封事的所有人都表示了感谢，并各有赏赍。
后来侍御史马周又上了道疏奏，已不是单纯地针对多所游猎了，而是全面地论述了古今兴亡之关键，乃至治与不治之对比，以及如何用人等等，真是篇极为精彩与切实之妙文。
文云：“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于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众妃、公主们之服饰等，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旦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贞观之初，天下饥欠，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蓄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有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这道疏奏几乎无一字空虚，并且平实易明，谁读了也只能称赞它好。其实皇上要彻底做到这些确实也不难，的确不用向太远的去学，也不用吸取更远的教训，只要保持自己在贞观初年的做法，永志不忘炀帝的惨痛教训，就已经足够了。
而如果做不到，的的确确又十分危险啊！其中又涉及了慎选皇储以及吸取陈思王曹植的惨痛教训之事，这爱则害的道理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李世民幼年即生活在民间，尚且一旦一统天下。取得初步安定与富强之后就想多所享乐，而他的子孙们生长在深宫，从不知民间疾苦，更没有自己吃过苦，又怎能像太宗在贞观初年那样努力去做呢？太宗皇帝读此疏奏，一遍不足再读第二遍，反反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每读一遍，就要夸赞马周几次。
第二年二月，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辑皇上的文章为集。太宗却回答他说：“朕之辞令，有益于人民的，国史中都记载下来了，已足可为不朽。至于那些无益于人民的，把它们集在了一块儿，又有什么用？作为人主的人，只怕他们没有德政，光靠文章有什么用？’’说到底，就是不同意为他编文集。
这年三月的丙子日，唐太宗为喜添皇孙而设盛宴于东宫，把五品以上的京官都召了来，这对一位封建时代的帝君来说，自然是没有能比这更高兴的皇族传宗接代的大事了。
宴会上太宗喝酒甚多，但酒后难免要吐露真情。一开始太宗皇帝先感谢众大臣的功业，说道：“贞观之前，跟着朕来经营天下的，那主要是房玄龄的功劳啊！而从贞观以来，偏歪的以绳正之，谬误的以理纠之，那主要功劳应归魏征啊！”于是当场赏赐房、魏二大臣，每位佩刀一柄。
酒又过三巡，皇上又对魏征发问。这时皇上脸颊的红润已延展到了脖子根儿，志得意满的劲儿增添了好几分。他问道：“朕现在处理政事与往年相比，又怎样呢？”魏征在这种欢宴的场合也从不贪杯，更不会失态。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以当即回答说：“威德方面的增加，那比贞观初年来是长进了很多很多，而人心的悦服方面，则不如当年了。”皇上听了不太以为然，于是接着又问：“远方都畏惧我大唐之威而仰慕我大唐之德，所以都不顾万里之遥前来臣服。要是说人心并不悦服，还不如以前，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呢？”魏征回道：‘‘陛下过去因为尚未大治而时时担忧，所以无论是德还是义，每天都出现新面貌、新气象。今天则认为已经大治了，担忧之心已无，警惕性也已锐减，所以臣下认为不如当年了。太宗又问道：‘‘朕今天之所作为，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有什么差异？魏征沉着地回道：‘‘陛下在贞观之初，天天惟恐臣下不进谏，常常还启发大家来发言，凡是说中肯綮的，无不听从之并实行之。而现如今则不然。虽然勉强也还能听从，但往往面有难色。这正是差异之所在。”太宗还是不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