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举些实际的事例讲给朕听一听吗？”魏征朗声道：“陛下在过去要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死，陛下就赏赐孙伏伽一座兰陵公主园，其价值一百万金。有人说：‘这赏赐太厚了吧！’陛下回答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臣下来进谏过，这个头开得好，所以要厚赏。’这不正是开导和提倡大家来进谏的表示吗？那次司户柳雄妄诉隋之资产，陛下想要杀他，结果采纳了戴胄之谏言而没杀。这不正是陛下心中真的愿意纳谏才痛快地听从的吗？近日皇甫德参为陛下修洛阳宫事而上书进谏，陛下面有难色，不是很痛快地接受，只是因臣下也进了言，总算才把那事作了罢，这只能算是勉强听从吧！”
魏征把这三个事例一摆，一对比，皇上心里也就豁亮起来了。一时又恢复了当年真心愿意闻过的心情，于是对魏征说：“不是像我公这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人，苦于自知啊！还望我公多多及时提醒朕才是。”
也的确如此，人往往做不到处处都有自知之明的啊！一旦到了至尊的地位，岂不更难？
明经71无间进取，最为可贵
“为政在进取，为人在博学，朕一日不敢辍学。”
——李世民
李世民在少年时代共并非完全没有研读过传统的典籍，在太原曾于张后胤处就受《春秋左氏传》。前文中对其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情况也有所介绍。但就总的情况看却是自幼专擅武事，“不精学业”。加之晋阳起兵后，连年过着戎马生活，就更“不暇于《诗》《书》”了。不过，他却不象隋炀帝那样甘心当一辈子素无学术的大老粗，而是在全国基本平定后，趁着偃武修文之势开始“恶补”学业之不足。他曾说：
“为政在进取，为人在博学，朕一日不敢辍学。”正是由于他的“无间进取”和孜孜致学，唐太宗在贞观时期善得双丰收：大唐对经籍史书的搜求、修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文化空前鼎盛；在这种“大气候”下，唐太宗的个人文化修养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道文丽藻，一时冠绝”。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是与他对文武二途的下述认识分不开的：
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每嵌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世民即位之后，不但大兴庠序，而且“锐意经籍”，大力组织人力，进行搜求经籍、修撰史书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早在平定郑、夏之初，世民就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对十八学士“给五品珍膳”，备加优礼。他们不仅同世民商略古今，而且也是日后整理经史典籍的基本队伍。世民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与仁义，所以即位后立即改尊孔子为“先圣”，不久又封孔子裔孙孔德纶为“褒圣侯”，可见他留心古籍整理，侧重点是儒家的经书，其他典籍和史书只是旁及而已。隋朝统治者“喜聚逸书”，当时“简编最为博洽”，但在大业末年天下纷扰中“丧失者多”。世民平王世充后，唐朝命宋遵贵负责把东都的藏书监运长安，不幸溯河西上行经底柱时发生翻船事件，所载曲籍“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李渊在位时期，令狐德芬以“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建议“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之间，规模粗具。玄武门之变后不久，唐朝于武德九年九月在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等人以本官兼学士，并令褚遂良检校馆务，号为“馆主”。但学土的主要任务是与皇帝讲论经史，商略政事，还没有对典籍进行整理。贞观二年，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经过几年的伏案整理，“秘府粲然毕备”。
当时世民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特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并集中诸儒重加详议，最后产生了一个标准本，因颁其书于天下，以为学习的定本。此外，世民还因“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孔颖达二位硕儒撰成《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付国学施行”。《五经》因得到诠释注解，更加便利了学习经书的儒生。
采取上述措施虽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对保留、传播文化遗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时国内各族及高丽、新罗等国的统治者均遣子弟到长安国子学研读这些经籍，“几至万人”，无怪乎有人惊呼：“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可见世民的“锐意经籍”，对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
世民重视“以古为镜”，必然留心史籍的纂修。在他的思想中非常明确，修史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如他曾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杨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狭隘，但世民重视修史的政治目的却说得十分露骨。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他大力倡导编修史书。
李渊统治时期，本来已在令狐德某等人的建议下诏德柒与萧踽、陈叔达、封德彝、颜师古、裴矩、魏征等人分别主持修《魏史》、《周史》、《隋史》、《梁史》、《齐史》及《陈史》等书，大概由于皇帝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所以“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世民即位以后，大力抓修史工作，于贞观三年在中书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周、齐、梁、陈、隋五代的历史。当时的史馆仍因隋之旧，隶属于秘书省的著作局。这年闰十二月，世民下令移史馆于门下省之北，由宰相监修。后来大明宫建成，又移史馆于门下省之南。著作局罢史任，史馆归于门下省，由宰相亲自主持修史，说明世民对修史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统治者。隋文帝虽然早已下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但官修史书还没有粗具规模，而且成果很微，无可称道者。隋唐之际，官修史书作为新生事物，是在贞观年间才真正完备起来的。宰相监修的制度行之久远，对我国史学以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史书全由官修，也有不利于史学发展的一面，不能忽视。
我国古代史书，最主要的是所谓纪传体的正史，在《二十四史》中就有六部成书于贞观年间，它们是：《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和《隋书》。不仅如此，世民曾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传论，因而该书竞署以“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李延寿所著《南史》与《j匕史》，虽非官修，系成于个人之手，书成后亦于显庆四年奏上于高宗，但修书历时达到十六年之久，早在贞观年间已经开始着手，可见此书撰成与世民的提倡有一定的关系。尽管唐代史学的最高成就当推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二者与世民无涉，然贞观一朝大量涌现纪传体史书，亦为一大盛事，不容忽视。在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书时，魏征“受诏总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资笔削，多所损益”，并亲自为《隋书》写了序、论，为《梁书》，《陈书》和《北齐书》写了总论。这些史论反映了世民和魏征的基本政治理论的历史观点。世民让他最信任的大臣总其成，亦说明了他对修史的重视远非李渊可比。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锐意经籍”，而且还（6J哈神于艺文”，有不少篇什之作。不过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不甚满意，而对其书法造诣却颇为自得。听政之余，他很努力学习书法，认为：
“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只要肯努力钻研，“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也是至理名言。他本人“既工隶书，又好飞白”，贞观十八年所写“鸾”、“凤”、“螭”、“龙”等字，“笔势惊绝”。世民一生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潜心临写，“穷尽体致”。自称：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荚，其惟王少逸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由于对王氏书法酷爱，世民曾出御府金帛大量搜购王羲之的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所收藏的王氏真迹以数千纸计，“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世民“宝惜者独《兰亭》为最”，所以把《兰亭序》“置于座侧，朝夕观览”。他之特意为《晋书》王羲之本传撰写传论，就是出于对王氏书法的这种偏爱。世民不仅善于握毫挥酒，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阐发，曾亲自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及《笔意论》等文章。唐代书法家辈出，贞观朝的褚遂良、虞世南等人就是著名的人物，恐怕世民的倡导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把他的草书说成是“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则不免有溢美之失，与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相比，他毕竟略逊一筹。
当然，唐太宗李世民在文化修养方面取得的个人“学绩”，远不足以洋洋大观的贞观时期大唐的文化成就相提并论，不过在两者之间，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唐太宗的文治思想和文治成就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不过前者是个体的反映，后者是社会群体的反映。
无间进取，最为可贵。唐太宗孜孜以求“进”的治世、处世态度，既造就了他个人，又造就了贞观历史。
明经72闻过则改，不夸大言
“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
——李世民
唐太宗鼓励臣子谏诤，并虚心纳谏，其目的在于时刻明了执政中的得与失，以便能扬“得”而补“失”。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在哪里而又能立即加以改正补救，不以“大言”掩盖、伪饰其过失，显得尤为重要，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方面的楷模。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按照封建“贯例”，下诏重新分封皇室里的皇亲国戚，除了给予他们不同等级的官爵封地和相应财产外，还特别规定了其官爵可以历代世袭。与此同时，又以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为世袭刺史，并规定非有大故，无得黜免”。唐太宗想以这种办法来达到拱卫皇室，“互相维持”，以至于“万世无虞”的目的。
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就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带头反对的是李百药，他给太宗上了一份很长的奏章，引古论今，猛烈地抨击了分封制的种种弊端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认为“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祟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中书舍人马周、左庶子于志宁等，也相继上书反对。于志宁主要认为：古今社会情况不同，不能一味地盲目照搬古制，搞得不好非但达不到久安的目的，反倒会导致社会动荡。被封为世袭刺史的功臣们也不愿离开长安，脱离权力中心，到外地去任官。他们以长孙无忌为首，上表太宗辞让不就职，并在表章中对分封制大加鞭挞，认为分封制不合适唐代的社会情况，担心后世子孙袭职队后不能尊奉皇室，自取灭亡。说他们自从被授予世袭刺吏后的心情，“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族忧虞，如置汤火”。长孙无忌还让儿媳长乐公主向太宗求情，坚决辞让世袭刺史之职，并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太宗见反对此事的人颇多，连世袭刺史们都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口出怨言，抵触情绪颇大，遂于贞观十三年二月下诏，罢去分封之制。
唐太宗推行分封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强烈反对。对于唐太宗来说，可贵的是他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不一味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主张不适合唐代的社会现实时，能迅速地予以纠正，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帝王的地方。
在贞观前期，唐太宗“闻过则改”的例子很多很多，它们不仅仅是唐太宗明君形象的例证，更主要的是唐太宗的这些“明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
但是到了贞观后期，情况发生了逆变，唐太宗越来越听不进直言忠谏了。贞观十三年，魏征除了四上《论时政疏》外，还作《理狱听谏疏》，指出：“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淡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唐太宗阅后，认为“皆切至之意”，愿意接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改进。贞观十四年三月，唐太宗亲御两仪殿，魏征当面批评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过了一年，魏征又上疏指出：
“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其结果是：“亲狎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听谏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唐太宗因功而傲，由骄傲而不悦逆耳之言。当然，唐太宗还有清醒的一面，对魏征说：“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并且把魏征上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但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又往往言行不一，说的好听，做的就不一样了。
及至晚年，由于唐太宗的骄傲思想越来越严重，谏诤之风也就日益衰落。于是，曲相谀悦代替了直言规谏，阿谀之臣取代了谔谔之士。
唐太宗晚年的“逆变”，毫无“明”字可言，它只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即不听逆耳忠言且又好大喜功，言仃不一必然导致“目蔽耳塞”。不过，纵观唐太宗的一生，唐太宗晚年的蜕变只是其明君生涯中的一个“不和谐音”，它的出现并不能动摇唐太宗作为“亘古一明帝”的伟大形象，只能说明即便是明君、圣主，也不可能是“完人”；而作为“凡夫俗子”则更需要勤勉自己，以不断“改过”来提升和超越自我。
明经73做就要做皇帝
“我长大之后也不要做大官了，我只要做皇上就行了，什么人都听我的。”
——李世民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心存高远。拿破仑有句名言：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比他出世早一千多年的中国大唐天子李世民，在其年幼时就树立了惊世骇俗的志向：做就要做皇帝！
公元六O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即隋文帝仁寿四年，陕西武功县南郊的一座极大的宅院里，一个家人打扮的人正抱着一个眉清目郎、唇红齿白的孩子漫步在水榭凉亭间，而且还不时地往远处指指点点，争论着一点什么。忽然，远处偏厅的门打开了，一群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但气势却很傲慢，肚子使劲地朝前腆着，下巴也撅得老高，满脸都是不屑的神情。后面有一群人紧紧跟随着，个个都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走在前边的那个人不时地随意用手指在园中指指点点，后面的则赶紧笑容满面地随声附和，一点儿反驳的话都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