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虽贵为皇帝，但作为父亲，宠爱自己子女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每年都要给诸子赏赐大量的物品。贞观六年，将女儿长乐公主下嫁给长孙冲。太宗特别宠爱这个女儿，加之又是皇后亲生，因此嫁妆比较丰厚，相当于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嫁妆的一倍。魏征认为此事不妥，上书劝谏。太宗觉得魏征的话很有道理，但又怕皇后知道后不高兴，遂把魏征的话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后感叹地说：“我平时常听说陛下很器重魏征，却不知是什么原因，今日看到此事，才知道他真是一位社稷重臣！我与陛下为结发夫妇，也得到陛下的尊重与爱抚，即使这样，每次说话都要观察陛下情绪的好坏，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君臣之间呢？魏征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陛下不可不从。”太宗夫妇不仅很快纠正了此事，为了感谢和鼓励魏征，还赐钱四百贯、绢四百匹。
礼部尚书王硅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由于是公主下嫁大臣之家，自然无人再敢按照规定的媳妇见公婆之仪行事，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并非唐初如此。
王硅认为，太宗动辄以礼法行事，自己带头恢复这种礼仪，当不会受到责怪，还能收到示范和宣传效果。于是，他与其妻在正堂而坐，令南平公主亲执算中行盥馈之礼，礼成而退。太宗得知此事后大加赞赏。从此以后，凡公主下嫁，只要有公婆在世的，都要行此礼仪。这件事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维护旧礼节的问题，实际是媳妇能否尊重公婆的社会问题，对出身于高门或优裕家庭的女子尤为重要。唐太宗能支持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太宗按照唐朝制度，在诸子很小的时候就封了王，并赐予封户，建立王府，设置王府辅导之官。他对诸王政治上要求很严，培养他们的各种才干，但在生活上却给予种种优待，赐予大量物品。马周对太宗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上疏指出：“汉、晋以来，在诸侯王的问题上有许多教训，历代君主对这些教训都是熟知的，但是溺于私爱，故有前车之鉴而后车不改辙。今日诸王宠遇之恩有的过厚，很容易导致恃恩骄纵的事发生。往昔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对曹植防范甚严，如同狱囚，就是先帝施恩太多而引起的。何况皇帝的儿子不愁富贵，有封地食邑，锦衣美食，何必每年再厚加赏赐。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陛下创建大业，难道只是为了安置好自己的儿子？应该从长远考虑，制定一个办法，使万代遵行。”太宗非常赞赏马周的这种看法。
马周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有所专指。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门第很高，加之李恪有文武之才，唐太宗常说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一度有立为太子的打算。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亲生，有文学之才，太宗非常宠爱，专门为他设置了文学馆，任其自选学士，由于李泰身体胖大，特许他乘小舆人宫上殿。马周的上疏中所指的恩宠过厚的皇子，就是指这两人。太宗虽然有所偏爱，但他还是能听从臣下的意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助长他们的骄纵奢侈习气。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把李恪、李泰和自己的几位兄弟召来，以历史上帝王子弟骄逸不法，导致败亡的事例，教训他们注重德行修养，不要与人争富贵，并告戒说：“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这一年，太宗命吴王李恪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都督。
在他们即将赴任时，每人赐书一封，以相告诫，并说：“我本来想给你们赏赐珍玩等物，恐这样将会使你们骄奢不法，还不如赠以此言（指书信）更好些。”
吴王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多次外出畋猎，损害了百姓的庄稼，侍御史柳范提出弹劾，太宗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官职，并削减封户三百户，作为惩罚。太宗认为，吴王犯法，辅佐之官不能及时匡正，也有责任，欲将安州长史权万纪治罪，经人劝谏而释放。太宗这样做，目的是督促辅导诸王之臣尽职尽责，使皇子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吴王李恪被罢官后，太宗召他回京师，教育他说：“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儿子能忠孝则很好，若不遵教诲，触犯礼法，必然招致刑戮，父亲虽然爱子心切，也不能枉法徇私，那时就不好办了。
作为大臣和皇子都要谨慎行事，约束自己的行为。”后来李恪吸取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犯过类似错误。纪王李慎在地方任职期间，多行善政，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又调任襄州（今湖北襄樊），由于政绩突出，当地“百姓为之立碑”。太宗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下诏进行勉励褒奖。
太宗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更顺利地成长，得到更好的教育，对于给皇子选择辅导之官非常重视。太宗曾经明确地谈论过为皇子们选择师傅的意义，他说：“有智慧之人，自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是，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环境与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周成王由于有周公、召公为太傅，日闻礼法、仁德，所以就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为师傅，教以刑罚，后来即位就诛功臣，杀亲族，残暴不仁，很快覆亡。可见人的善恶都是由于教育的不同而形成的。所以朕要为太子、诸王选择贤人为师傅，使他们懂得仁德、礼法，以利于他们顺利成长。”太宗还命近臣都要多多留意，访察正直忠信之臣，各举荐二三人，以供自己选择。
先后为诸王、太子充任过师傅的有：李纲、王硅、马周、岑文本、于志宁、杜正伦、李百药、张玄素、孔颖达、权万纪等人，都是正直忠信之人，尽职尽责，受到太宗的器重。如太子少师李纲，“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李百药曾撰《赞道赋》，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孔颖达撰《孝经义疏》，用于教导太子、诸王。
太宗为使诸子知书达礼，还效法古人，提倡尊师重道，他命礼部尚书王硅兼任魏王李泰之师，又令宰相房玄龄向魏王转达他的旨意，说：“卿宜语泰，每对王硅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太宗还改定礼仪，以保证师傅的尊崇地位。
他对长孙无忌、房玄龄说：“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以德道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下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规定：三师到东宫，太子要出殿门迎接，并先拜三师，然后三师答拜，进门要让三师先人。三师坐，太子才能落座。太子给三师写书信，前头一定要有（（“隍恐”二字，最后有“惶恐再拜”字样。
贞观四年，太子少师李纲患脚疾，步行不便。太宗赐以步舆，命三卫士之轮番抬舆人东宫，又下诏令太子引上殿，“亲拜之”，以显示尊重师道。李纲为太子讲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所谓“问寝视膳”，是《礼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周文王为世子时，每天要三次向父亲王季问安：
鸡鸣时就穿好衣服到寝室外问睡眠如何？中午、晚上，都要问安，吃饭时要亲视食物的冷热，饭后还要了解吃了多少，胃口如何？通过这类教育，使得太子与诸王懂得封建伦理纲常，以达到统治阶级内部协调与和睦的目的。
另唐太宗对待亲属也像对待子女一样要求颇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从不轻授官爵。他刚即位不久，就把宗室中封为郡王而无功者，全部降为郡公。江夏王李道宗十七岁时就追太宗南征北战，为唐朝统一全国立下了许多战功，后又与李靖等人率军平定吐谷浑，就是这样的功臣，一旦犯罪，太宗也决不宽容。贞观十二年（638年），李道宗因接受贿赂被捕下狱。太宗惋惜地说：“道宗俸禄甚多，又得到很多赏赐，家有余财，却如此贪婪，使人嗟惋，又使人鄙视。”遂下诏免去他的官爵，削去封邑。李道宗知错就改，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晚年自请授以闲职，好学不倦，敬贤礼士，“不以地势凌人”，受到舆论的好评。
太宗虽然诛杀了建成、元吉二人，那是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他对于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珍惜的。建成死后，太宗在兄弟中年最长，又是皇帝，所以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为诸弟选择正直之臣为师，与自己的儿十一样严格要求，又时时将诸弟召来，为他们讲授骄奢必亡的道理，告戒他们勤奋学习、亲君子、远小人。
高祖第五子李智云，十四岁时被隋朝官吏所杀，高祖与太宗都非常痛心，遂以太宗子李宽为他的后嗣。李宽死后，太宗又以宗室李世都子李灵龟司嗣。太宗第十一弟韩I李元嘉，为宇文昭仪所生。贞观六年（632年），昭仪死，元嘉当时年仅十五岁，涕泣不食，太宗怜惜其弟年幼，多次劝解安慰。元嘉好学，收藏书籍达万卷，生活俭朴，如同一般土大夫家，与兄弟友爱，相见如布衣之交，这一切都深受太宗的赞扬，对他优礼有加。太宗十四弟霍王元轨，少年多才，深受太宗器重，魏征也对他大加称赞，太宗遂为他娶魏征之女为妻。
元轨不仅文才出众，武艺也非凡，有一次他随太宗打猎，箭不虚发，太宗高兴得抚着他的背说：“汝武艺过人，恨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元轨前后数次出任刺吏，每到一州，政事委于长史、司马，自己谨慎自守，闭门读书，从不扰民，与贤人往来，如布衣之交，不仗势凌人。有人曾问与元轨交往颇深的徐州（今江苏徐州）布衣刘玄乎：“霍王有何长处？’’回答说：‘‘无长。”问者感到很奇怪，刘玄乎解释说：“人有所短，才能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你让我怎么回答呢？’’可见元轨的口碑之好。正因为如此，太宗对）c轨“宠遇弥厚”。
太宗的七弟汉王元昌，为州刺史时，多次违反法度，太宗曾经下诏严加谴责，元昌不但不思改过，反而更加怨恨。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经查证，元昌也曾参预密谋。太宗不忍诛杀，打算特赦免死，李世劫、高士廉等人认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用法公平，不能徇私，力主诛杀元昌。太宗不得己，只好将元昌赐死于家中。
高土廉为太宗之妻长孙皇后之舅，参预过玄武门之变，为太宗的心腹大臣。太宗即位后任他为侍中，在贞观初年的拨乱反正中，他出力甚多，威望很高。就是这样一位重要大臣，一旦有误之处，太宗也不轻易放过，必加惩处。有一次，黄门侍郎王挂有密表需要上奏太宗，交给高土廉代为转达，高土廉扣留密表不奏。事发后被太宗从宰相降为安州都督，又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在蜀中移风易俗，发展水利，兴办教育，政绩突出。太宗见他能改过，且政绩不凡，遂又把他调入朝中任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少年时就与太宗相友善，太宗从河东进军关中时他来相投，此后跟随太宗长年征伐，立有功劳，玄武门之变时，他力主先发制人，并参预了玄武门的战斗，故深受太宗器重。贞观元年，太宗因念他是外戚，又有功勋，早就想用他为宰相，只因时机不到，只好暂时忍耐。这年六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死，七月，太宗遂任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宰相）。长孙皇后认为，自己贵为皇后，家族地位已经非常尊贵了，兄长再执国政似乎不当，希望太宗取消成命。太宗不听。不久，有人密表反映长孙无忌权势过盛，太宗表示不疑，长孙无忌本人恳请辞去相位，皇后又再次陈请，太宗不得已只好解除了他的宰相之职。贞观七年，册封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辞不就，并上表表示自己身为外威，如再加显官，恐怕会使别人议论陛下以私情照顾亲属。太宗说：“朕择才授官，若无才干道德，纵然是至亲，也不轻易授以要职，比如对襄邑王李神府就是如此；如果才干与德行突出，虽是仇怨之人也不放弃，比如魏征就是一例。倘若朕因你是皇后之兄，多赐金帛子女就可以了，何必授予重要官职？可见朕授官完全是依据德才而定。”此后，长孙无忌始终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器重，成为贞观政治舞台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堂兄的儿子。巴蜀三十余州，由他招抚而下，归属了唐朝。平定萧铣，他是唐军主帅，功劳最大。辅公柘反叛，李孝恭再次率军征伐，迅速扫平了叛乱，稳定了江淮广大地区。旧史说：“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惟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对于这样的宗室功臣，太宗非常尊重，贞观初，任他为礼部尚书，封河间王，赐封户一千二百户。李孝恭性格宽恕，不以功骄矜。“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为比。”李孝恭曾对亲近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所居住府第宏伟壮丽，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应当卖掉，另外再建一所规模较小的住宅，能够容纳现有人口就行了。我死之后，诸子有才，能守住这份家业就足够了；如果他们不才，也免得他人获得好处。”
李孝恭作为一个古人，能具有这样的想法，的确难能可贵。
唐太宗对待亲属，能做到敬贤才，远小人，赏罚分明，不以亲属滥赏官爵，表现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所应有的广阔胸怀与风范。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统治阶层内部人心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与唐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与做法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