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说：守国安邦之道，惟在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国得，边境自固，是谓众志成城。秦始皇筑长城，很快灭亡。康熙在位最长，这必有其治国、经济、军事、文化等治国安民的独到奥妙。
1．兵无定法，灵活机动
人不同，事各异，时间和方位有别。也就是说，凡事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战争也是如此。
康熙帝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大的战役，每每取得胜利，都是因为他不拘成规，相机制宜，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形采取一定的战略战术所致。其周密的战略部署，灵活机动的战术指导，是康熙帝重要的军事才能的构成。也正因为如此，康熙才能够不断地扭转战局，转危为安，从而赢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如在三藩叛乱事起突然，吴三桂来势凶猛的危急情况下，康熙抓住重点，擒贼先擒王，抓住主要矛盾，运筹帷幄，派出重兵重点打击吴三桂即是一例。
在战略指挥上，根据吴三桂攻湖广、江西，想联合其他三藩进攻四川、陕西，然后北上攻取北京的意图，康熙决定首先占据咽喉要地荆州，以固军民之心。然后进军占据常德，以遏贼势。同时派兵进驻水陆要地岳州和咽喉武昌、长沙等战略要地。派重兵进驻江西，防止耿藩西犯。又命西安将军率骑兵星夜赶往蜀地，凡入川险隘之地，俱行坚守。命大臣席卜臣进驻西安，以接应进川大兵，但因后来执行不力，致使形势恶化。
后来，当陕西王辅臣叛乱后，康熙帝又迅速改变作战方针，决定先平定东西之敌，再攻湖南，取得了成功。而最终在对付王辅臣时，他又采取政治上招抚、军事主攻平凉的方针，二举并用，剿抚结合，并明确强调：秦州、巩昌、兰州诸地虽次第恢复，而稳定陕西全省，惟在速取平凉。今秦地不能即定，皆因平凉未下、王辅臣未灭之故。所以，目前攻取平凉最为重要。
在对主要敌人吴三桂的作战方针上，康熙帝采取了丰富多变的战略战术，注重寻找机会断敌后路，堵其粮道。在具体作战中，时时运用多变的战术，攻打岳州时，康熙帝在洞庭湖准备战船，贝尔察尼畏于湖中风大浪急，请撤战船，康熙坚持不允，逼其遵命，从而达到了堵敌后路，使敌人不能水陆往来相勾结，进而很快攻取了岳州。面对攻取平凉的困难，康熙指示说：“逆贼久居平凉皆因有粮可持，若断其粮，则贼寇自穷，不打自降。果然，不久，王辅臣献城归降。”
用兵打仗要善用其长，才能恰到好处，发挥优势。在国内外的其他战役中，除了平定三藩之外，康熙也一贯注重运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的策略，譬如在澎湖大海战中，其兵力、战船都大大超过对方。五十九年进藏平乱，他兵分三路，使用三万多人的兵力，以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韬光养晦，以“让”为进
康熙帝在《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在某些地方作了让步，但得到的却是边境的安定，使边民能够集中力量建设家园。而清廷对边界与边境的管理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到达北京，索额图与之谈判，双方商定在尼布楚举行谈判，清政府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其成员有：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等，较前增添了更加熟知东北边界情况的重要将领郎谈、萨布素等人。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仍任译员。同年四月二十六日，使团出发。
使团分两路出发，先后于六月初和十五日到达尼布楚，俄国沙皇最初定的谈判条件很高，他于1689年初给戈洛文的密令中提出最高要求是占领整个黑龙江北岸；最低要求是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后因俄国在1687年春新的俄土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因而，沙皇在同年发布的七条要旨中提出了可以放弃雅克萨，以换取对尼布楚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样一来，中俄双方谈判条件基本接近。
由于尼布楚附近大批喀尔喀人起义反对俄国，形成“对于促成和约大有帮助”的局势。俄使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亦不敢再拖延，于1689年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举行仪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共六项条款，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
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分界线。俄国撤出雅克萨及所有它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另待议定。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使俄国取得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在以后的对华贸易中获取了重大的利益。沙皇俄国非常满意。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俄国霸占的领土，并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国界，使战争结束，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康熙对于谈判的结果也深为快慰。此后，两国边界曾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
在当时的抗俄斗争中，康熙帝一直重视并进行对东北的有效管理与建设。《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又进一步建立与建全管理机构，充实防卫力量，加强边界与边境管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已分别设置军事机构。在黑龙江的瑗珲、默尔根、齐齐哈尔和伊倭齐新设管理机构，驻兵防守。在吉林，除宁古塔、吉林乌喇外，又在白内讷、三姓、珲春设官驻兵。编组“新满洲”工作继续进行，驻军由“新满洲”担任。对《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和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广大边境地区进行了认真有效的管理。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诸地建立了两国边界界碑，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东岸及吉林的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地设立许多哨所，负责巡逻，防止俄国人越境窜扰。此外，还实行定期巡边制度。
与此同时，经济方面的开发与建设也在加速进行。战争结束前，军需物资主要靠后方供应。但长久之计是就地生产自给，于是在黑龙江实行永戍政策。对东北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帝在抗俄、保卫与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不但博得当代的称颂，而且，流芒久远，受到了后世的好评，因此，康熙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3．军事智慧
国际法规规定凡是本国犯法的本国公民叛逃他国的，他国有遣其返回原国的权利和义务。当时有位名叫根特木儿的人投靠俄方，康熙坚持本朝法律规定，与俄方几番交涉却遭拒绝，这坚定了康熙帝以武力解决边境之争的决心。
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同俄国争端的途径，了解边境情况，清政府于康熙五年曾遣使赴尼布楚，但俄方粗暴无礼，问题并未解决。康熙八年，俄国商队来华，这时中俄关系已很紧张，但康熙还是亲自接见该商人首领谢特库儿·阿布林，赏赐礼品，允其出售俄国商品，购买中国的丝绸、棉布、宝石等。同年冬，清政府又派沙拉岱等四人去尼布楚，与俄国当局谈判停止边衅、归还逃犯根特木儿等问题。第二年，根据清政府的倡议，中俄双方在北京会谈，俄方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诸如：对俄国使节“放行无阻”；准俄国商人在中国自由经商；制止中国居民反抗侵略等等。而对中国索要逃人之事，则推托须等沙皇批准，未予答复。
康熙摆明自己的态度，要求归还逃人，停止边衅。俄使返回时带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亲笔信，信中严正申明：“如今，若按尔所奏，愿求永远和好，则应归还叛逃之根特木儿。此后勿起边衅，以求安宁。”此信由清朝索伦总管孟格德交给俄国驻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并立即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但中方的要求却被一直拖延下来，长达六年不作答复。
康熙十四年，沙皇政府再次遣使团至中国，次年到北京，五月初五，呈递国书之后，康熙帝先后在太和殿两次接见俄国使团。俄使者只要求通商贸易、开辟中国市场，根本无意解决中俄边界争端，在沙皇的致康熙的国书中，对俄国人人侵中国的问题及中国“勿起边衅，归还逃人”的要求也只字不提。俄代表尼果赖来华途中接见了根特木儿，他的随员中就有根特木儿的侄子，并在嫩江被清朝官员指认出来。谈判中，尼果赖却说根本不知道根特木儿其人。他还推诿说，俄国政府看不懂六年前清帝给沙皇的书信内容，因此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要求，无法答复。清朝官员当场戳穿其谎言，指出：六年前俄使英那蒂来京谈判，“凡事俱已详知而返”；我索伦总管孟格德已亲自将康熙帝给沙皇信件逐字翻译，通知尼布楚俄国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等。之后“并译成俄罗斯文，与敕书一并寄送”。可见，借口不通文书而声称不知根特木儿情由纯属有意推托。据此，清官员认为，“其来使之意及察罕汗（沙皇）奏文内，虽有修好之意，亦不可信”。康熙帝也对俄使阻挠谈判一事十分不满，斥之为“行止悖戾”。
七月初一日俄使回国前夕，经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复，康熙帝批准，决定：“鄂罗斯（俄罗斯）察罕汗向化入贡，应行赏赉。其使臣不娴典礼，不便给与敕书。应令理藩院谕来使云：尔主欲通和好，应将本朝逋逃根特木儿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尼果赖使团离京回国。
和平交涉未取得成功，不得不准备以武力驱逐侵略者。血气方刚的康熙帝颇有大国之君风范，先礼后兵，令俄人无颜面对。
4．“留意典籍，编定群书”
康熙帝虽然出身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却酷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生中非常重视对古代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纂工作。除令人编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税、盐法、漕运等有关典章制充的书籍外，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当时宫内就有几处修书机构，如佩文斋、渊鉴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典籍，清文经馆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武英殿亦设修书处及修书翰林。凡编辑、翻译及出版机构统领于武英殿总管。康熙自己对所修每部书也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到资料来源等各个方面，都作周密的安排，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等。可以说，他对当时的编书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贡献颇大。
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康熙为避免八旗子弟“竟忘满语”，命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主持编修满文字书——《清文鉴》，要求保证质量，“宜详慎为之，务致永远可传”。在编修过程中，儒臣每天缮稿进呈。康熙则亲自秉笔，逐一审定，“解诘之疑似者，必晰同异；引据之缺失者，必援经史以互证之。或博咨于古老，或参考旧籍，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数，十二字母等都收集其中。”
经过三十五年的努力，该书于康熙四十七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并于同年十一月初颁赐王公及文武大臣。《清文鉴》的出版，虽然未必能将各地满语方言全部统一，但至少保持了官方书面满语的规范化，有利于满语的流通和应用。
康熙浏览古籍时发现，隋唐以前的类书虽各有所长，尚多未备，唐以后典故、艺文等都没有采录。故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令翰林院官依俞安期所撰《康类函》体例，将唐至明代的典籍辑成完书，“以资观览”。因此，张英等人于康熙四十九年编成《唐类函》的续集《渊鉴类函》。与此同时，由于平定准噶尔叛乱战争的胜利结束，国家财政状况日渐好转，康熙又想再编纂一部新的大型类书。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东巡经过沈阳，因耿精忠叛乱受牵连而被发配到沈阳给披甲满洲为奴的福建侯官进士陈梦雷，御前献诗并面陈其冤，蒙康熙恩诏释还，命陪侍皇三子诚郡王允祉读书，赐宅城北。陈梦雷为准备给皇三子进讲，开始将古代书籍按类归纳整理，受到皇三子的赏识，皇三子允祉便将陈梦雷的学术基础及其对古籍整理的情况报告给了康熙，康熙即将编书任务交给了皇三子允祉。为保证编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允祉在城西北的水村购买庭园一所作为修书之地；康熙也给予陈梦雷特别鼓励，除钦定条例外，并亲至陈梦雷斋中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陈梦雷感恩有加，因此“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工作极为勤奋，进展亦非常迅速。据陈梦雷《构鹤山房文集》卷二《进汇编启》所说，该《汇编》的编纂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至四十五年四月基本完成，共一万五千余卷。陈梦雷同时提出校订和修改办法，并请允祉转奏皇帝委人修订，出版发行。
康熙对编成的《汇编》极为重视，特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立即诏令京师诸生进行编校，同时决定用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铜活字印制该书，为此派人制作了大量铜活字板，贮于北长安街路东武英殿活字板处。但由于该书规模宏大，修订缮校及刻字都很费工时，致使出版时间拖延下来。康熙五十一年九月，皇太子允}乃再度被废，与之关系密切的皇三子和陈梦雷都受到一定的牵连，该类书的出版又被推迟。康熙去世后，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将允祉贬守康熙墓，年已七十二岁的陈梦雷举家被流放到黑龙江卜魁（齐齐哈尔），并最终死于该地。《古今图书集成》则由尚书蒋廷锡等负责继续修订，并于雍正六年（1728年）由雍正帝亲自作序。印刷出版六十四套。
《古今图书集成》较其他类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分类细。全书共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部下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为读者翻检提供了方便。其二是卷帙多。全书共计一万卷，分订五千册，装为五百二十二函，总字数达一亿以上，仅次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是目前保存完整的类书中最大的一部。其三是内容广博。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洵为典籍之大观”。
由于康熙自幼嗜读古人文选，因而曾将秦汉以及唐宋诸家名作，以有关风化，有益世用者为主，汇为一书，逐篇亲加评论，编为《古文渊鉴》，于康熙二十四年刻印颁赐诸王大臣，要求诸臣认真学习，以探讨古今得失。四十五年（1760年）五月，他又命江宁织造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局刊刻《全唐诗》，先后派庶吉士俞梅，导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铉、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等人到扬州从事校订编辑工作。彭定求等人遂根据明人胡震享报编《唐音统鉴》及清初人季振宜所编《唐诗》，补苴所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编成九百余卷，并作初步订正，因而对研究唐代文学及唐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后曹寅遵旨组织人才精工缮写雕刻，成为精美绝伦的“康版”。与此同时，康熙还命儒臣编有《历代题画诗》、《历代诗宗》、《全金诗》、《四朝诗》和《御选唐诗》等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也由臣下整理成四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