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文鉴》被编纂完成后，康熙即倡导纂修汉文字书《康熙字典》。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就对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谈过编修汉字书的设想，认为明代所编的《字汇》和《正字通》都有不足，因而欲“详略得当，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不久，设编书机构，派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等二十七人为纂修官，陈世倌等为纂修兼校勘官，开始编修工作。该字典切音解义主要依据《说文》、《玉篇》、《广韵》、《集韵》、《韵会》和《正韵》等古书，诸书引证不备者，则从经史百家，及汉唐宋元明以来学者所述，旁罗博证，使有依据。康熙五十五年该书编成后，康熙钦定书名《字典》，寓意使臣民奉为典常，使之为巩固统一、促进各地文化交流与发展服务。后人则习惯上称之《康熙字典》。
与此前所编字书相比，《康熙字典》不仅吸收了历代字书的合理成分，融会贯通，并加以校订补充，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字书发展的顶峰。它的突出特点是：收字量最多，达到四万七千余字。在辨形、释义、注音、引证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完备、适用。在编排体例方面，它采用了《字汇》和《正字通》两书采用的、行之有效的部首检字法，而将部首及字部均按笔划为序排列，从而使查阅检索更为方便。
此外，当时编辑刊刻的书籍中还有经书，主要是康熙在经筵日讲时听过的经书，如《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通鉴解义》、《日讲四书解义》和《经筵讲章》等。而且为便利满人学习这些古典汉文书籍，以及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康熙下令满文译本同时出版，因而对促进满汉及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康熙的推动下，王掞等于三十八年撰成《春秋传说汇纂》，对宋胡安国的《春秋解义》进行了驳正；《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及《诗经传说汇纂》等书也在康熙后期编撰完成，对清代经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康熙并没有钦定编写他一生特别关注的治河方面的书籍。康熙四十年三月，河道总督张鹏翮曾奏请将康熙上谕治河事宜下史馆汇集成书，永远遵守。康熙则断然拒绝，认为：河无定性，不可以执一法而治之；河工尚未完成，不可急于成书；但私人著书不限。此外，对于有伤风化的“小说淫词”及荒诞不经的街头小报等则一概严禁。
5．修身先正史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前朝，是康熙帝大度胸怀的展示，也是政治生活的需要。
所谓优礼前代，万世永赖。意即继承前代，接续后代。一代传一代，江山永固。每当岁尾年首，康熙都要派遣官员们祭祀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及先贤圣哲，这就是优礼前代的明证。康熙出巡，凡遇中国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方，他都要亲自前去瞻仰祭奠，上自尧禹汤文武，下至历代帝王，从无有错过。帝王陵墓有破损、有伤风化或保护不周者，即令有关部门限期解决，不准拖延时日。用一句现代话来说，保护陵园有功者奖，破坏陵园有罪者罚，奖惩分明，决不姑息。
十四年九月，康熙帝对礼部称：往代帝王陵寝所在地方，理应守护，以便安定神灵。朕近日巡幸汤泉，途经昌平，见明朝诸陵殿宇虽然尚在，窗门已经损坏，附近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心里实在不好过，需要“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护防；仍责令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负朕优礼前代之意”。
二十二年八月，他见刑部题本——发掘故明废藩墓盗案，议照盗发常人坟墓律拟绞，他以为不妥，就对大学士等人说：“盗发藩王等坟墓，何得与平人一例？凡历朝均应称某代，必称故明深觉未当。以后本章，凡故明、废藩字样，应悉除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命江南江西总督注意保护明太祖的陵墓。称：明太祖天资英武，为政清明，消灭群雄，统一中国，创造基业，功德无上。其陵寝在钟山之麓，系江宁所属地方，过去有旨，令有关部门率宦春秋致祭，严禁打柴，并设有守陵人员，朝夕巡视。但是天长日久，不可能照顾周全。现在我省方向俗来到江宁，亲自祭扫，看见墙垣倒塌。林木凋残，都是无知之徒不遵守纪律，随便践踏，这是法律所不容的。你们务必督令地方各官、经学巡察，使守陵人员认真防护。不许居住在附近的旗丁居民们如从前一样地践踏。
所有春秋二祭，都必须虔诚、洁净地按时举行，以此表示崇敬重视古代帝王陵墓的意愿。对明太祖如此，对其他帝王陵墓，无不如此。
二十八年二月，驻跸杭州府城之后，康熙对扈从官员说：朕巡视浙江，禹陵在望，大禹功德隆盛，万世永赖。朕亲自行祭奠礼，祭文内书写朕的名字。并亲自撰写祭文。当看到禹陵庙殿廊倾斜破损，礼器缺少，人员稀稀，荒凉不堪时，康熙帝非常感叹。康熙说：愚民的风俗，只知道崇拜淫祠（不上经传、滥修的庙宇），烧香上供，叩头作揖，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应该祭祀的神，反而轻视怠慢，并不感兴趣，对这种社会现象朕实在费解！历代帝王陵寝，本应该好好保护，况且大禹道冠百王之上，至今受益？！康熙帝说到这里，心绪难平，为此特书“地平天成”四个字，悬屋宇下，令地方官即加修理，详备祭物，守护人员也该增添，达到礼宜严肃，岁时有祭。
四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驻跸西安府，叮嘱翰林院说：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古代的圣君，非他帝王可比，在写祭文时，务必写上朕的名字。康熙帝在执政的最后一年，即六十一年四月，特意命礼部：自伏羲以下直到明王朝，把应该人庙崇祀的历代帝王及从祀的功臣，详细开列名单，以便如时祭祀。
康熙重视尊崇前代圣主明君，为的是中华一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慎终追远，民德归原。为此他教育那些掘明陵的盗贼说：今日之百姓，都是明代遗下的百姓，你们盗墓，实际上就等于掘盗你家老祖宗的坟一样，因此要降旨处死。此外，他告诫官员说，明朝洪武、永乐朝所行之事，远远超过前代；我朝现行的事情，继随明代旧制的地方很多，应从公而论，不能抹掉前代之功。
由此看待康熙，不难理解他之所以总是年复一年地祭祀历代帝王，为的不是割断历史，而是以此开导后人，望中华一统江山，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存在！
6．淡化文字狱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从太子废了复立的风波中解脱出来。三月十八日，为庆祝五十八周岁的寿辰，他接受了群臣之请，恢复了已停止二十余年的群臣朝贺大典。
正在康熙帝为太子之事而伤感叹息的时候，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使他大为震惊的事情——被自己所信任，称之为清廉、有性气、无私，“人皆畏其直”的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上弹劾奏章，参劾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戴名世。奏疏开首就说：“特为参劾狂妄不谨的词臣戴名世，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
读了这个奏章，康熙帝好生奇怪，戴名世在自己身边近两年，怎么他的“狂妄不谨”自己却不觉得呢？
只见奏疏上又写道：“皇上崇尚儒生和文章，整顿学问，识饬士子，培养人才，对他们恩德备至。普天下没有不沾圣上甘霖雨露恩德，无不谨慎地遵守国法章程。可是，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旷。以前为诸王的时候，私刻文集，颠倒是非，信口开河，大多是些狂妄之语，逞一时之私见，成为不经之谈，乱世法度，以至市井书坊翻刻售卖，用以赢利。有见识之人嗤笑其为妄人，士林之人责斥其为荒谬。圣上明断，没有不能察觉的地方，谅他的行为早就被圣上清楚地知道了。现在戴名世身处异端歧途中，还仍旧不思悔改。像这样的狂诞之徒，难道能容忍他玷污这清华世界吗？臣与戴名世向来并无仇怨，但关系到国家的法纪，怎么能够徇私情为他隐忍不说呢？所以臣特意要具奏疏参劾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对他严加查处，以警戒狂妄不谨的人，让这样的人都知道约束自己行为！希望皇上以自己的天资聪明去审明此事。”
在这篇奏章中，通篇全部都是赵申乔攻击戴名世的言词，此外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关于戴名世“私刻文集”这件事情，康熙帝根本就没见过，怎么说皇上无微不察呢？可是赵申乔与戴名世既然从来没有什么怨仇，恐怕他这样说自然是有一定根据的。
而这戴名世竟然敢于信口胡说颠倒是非，而且说的都是狂妄无端的谬论，只图将自己私见公诸于众之快意，做出这等荒诞不经乱其理法的事情，真正是胆大妄为之举。
于是康熙帝在赵申乔奏疏后批了几个字，道：“赵申乔所参的事情，着监察部进行严查，审问清楚之后再回奏于我。”
说起这戴名世，也是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字田有，别号忧庵，家是安徽桐城。戴名世出生于顺治十年，在少小年纪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左传》和《史记》读得滚瓜烂熟。在少年时他即留心明朝的史志资料，搜集有关的文字，到处访问了解明朝史事的有学问的老人，希望能够写出一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惊世骇俗的反映前朝真实历史的史书。
康熙初年，戴名世以贡生的身份被授予知县之职，但他并没有去赴任。之后，他游走江南、两淮和燕赵大地，靠卖文维持生计。似这样一个有才志之人，恃才傲物，什么都不放在眼中，狂言无忌，也属自然。那些王公贵人们都害怕戴名世这一张利口，并且非常怨恨嫉妒他。所以，戴名世常发浩然之叹，感慨自己壮志难酬。
戴名世在康熙初年被授予知县不去做，直到康熙四十四年，在顺天乡试时，戴名世又得以考成举人。四年后，他已经五十七岁了。这位一生壮志未酬的老文人，参加会试时一举取得第一名。接着，在殿试中，他又取得第一甲第二名，名中探花，被授予翰林院才编修之职。到被赵申乔参劾，他进翰林院刚刚两年时间。戴名世被捕入狱后，很快审问就有了结果。按照九卿上奏，所吴给皇帝御览的戴名世的罪状是这样的：
“我们大清王朝，定都至燕京（北京），剿灭了张献忠和李白成这一批流寇，顺应天理人情，得到了天下江山的正统之业，千古以来也没有比得上我朝的。七十余年来，我大清王朝统一大好江山，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万国来朝，向我朝进贡，表示拜伏；五湖四海，都衷心认可我朝的赫赫大业。
尤其是圣上得登大宝以后，对前代明朝的礼遇可谓十分隆重，超过了古往今来所有朝代的皇帝，天下无数大臣民众，都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
九卿的奏折又说：“可是，方孝标这个丧心病狂的逆徒，首倡作了一本名为《滇黔纪闻》的书。戴名世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将书刊发出去，流布人间，多一些狂放悖乱的话，而忘记了君臣亲情的大义所在。这样的事为国法所不容，在文章道理方面也是说不通。”
这个审讯的结果，令康熙帝感到十分意外。在他即位当皇帝的前三十年中，无数的明朝遗民，念念不忘失国的情分，囿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偏见，不情愿承认大清王朝。不与大清合作，还有的人甚至在暗中散布反清的思想和言论，并将此著书立说。那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还在情理之中。康熙帝当时为了缓和矛盾，和解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并没进行深究。
而且，在他初登大宝的时候，四位辅政大臣兴起一件“庄铤鑨《明史》狱案”，被株连而丧失性命的人非常多。懂事以后，康熙帝一直认为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在他亲政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文字方面的关系而兴起大狱之事。现在，大清朝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家给人足，而且戴名世出生本朝，又不是明朝遗民，还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本朝，成为朝廷的近臣，竟然不思报效皇恩与国家，却著书立说，以不奉大清为正统来煽惑人心，其是及禽兽不如之徒！
或许是又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有人利用伪“朱三太子”失乱的事，康熙帝气上加气，再次下令严审此案。
康熙帝这一怒已经属于感情用事的性质，他并不完全了解事实的真相。其实，戴名世是并没有反清之心的。赵申乔的奏疏也只不过是认为戴名世“狂妄不谨”，以及恨他“恃才放荡”，并没说他反对清廷。也怪戴名世人缘不好，当时朝廷中一些大臣，因为妒嫉戴名世名气太大，便竭力搜寻有关证据，企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个不受他们欢迎的同僚排挤出朝堂。
戴名世年轻的时候，还曾写过一本有关明末家乡史事的书，叫《子遗录》。同时，他还到处访问故老，求访贤人，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明史》，并陆续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
康熙四十一年，戴名世在浙江学政姜棣府中做幕僚，并且得到姜棣的资助，在自己的家乡南山岗置房买地，准备隐居在那里专事著述活动，自由撰稿。就在那时，戴名世的门人弟子尤云鄂将自己平时所抄得的老师的文章，集在一起合成一本，书名取作《南山集偶钞》，刻刊出来发行在社会上。在这本书中，为研究南明几个流亡政权，戴名世引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内容，并且收录了康熙二十二年他在访查南明史事时给被访者的一封信《与余生书》。
嫉妒戴名世的人正是挑出了这两个问题，罗织成滔天罪名，要将他置于死地。
关于写《滇黔纪闻》的方孝标，他算得上是戴名世的前辈，当时早已经辞世。顺治十四年，在“南闱科场案”中，方孝标的四弟方章钺被人参奏，说他与主考官方犹“联宗”做弊，因此牵连到他的父亲方拱乾、他本人以及五个弟弟和全家数十口被流放到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县），遭受了不少苦难。
当时方孝标是侍读学士兼翰林院编修，他的父亲也同为翰林学士。顺治十八年，方孝标经人赎回，还归故土。康熙九年，方孝标远游滇黔。不久，即发生了吴三桂叛清这件震动天下的大事，他偷偷地逃回到了家乡。回家之后，方孝标将他的所见所闻追记下来，加上明末清初有关南明水历朝的一些史事，写成了《滇黔纪闻》刊发在他的《钝斋文集》之中。
戴名世的参考资料就是引自这样的一部书，但是“喜访求明季逸事”的戴名世却留下了一个无心的疏忽，引用时忘记改变原书中南明弘生、隆武，永历的年号，此即后来赵申乔在奏折中所谓的“摭饬其间”的“正朔”问题。
大约在戴名世读到《滇黔纪闻》之后的六、七年，他的学生余湛艺曾遇到一个在永历政权中当过官的人，永历政权失败后，这个人出了家，改名为犁支和尚，犁支很熟悉滇黔的往事。戴名世听说后很感兴趣，几次寻找这个犁支和尚都没有遇到，于是他让学生余湛艺写出犁支说过的关于滇黔之间的旧事，然后和《滇黔纪闻》相对照，发现犁支所言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