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康熙受时代的限制，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和提倡还只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但他在实践中也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前景。经常召集大臣到御前学习几何代数，皇子皇孙则是他当然的培养对象。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康熙决定组织自己亲自培养的这批学者在蒙养斋纂修律吕、算渚诸书，以皇三子允祉和皇十五子允祸、皇十六子允禄为承旨纂修官，何国宗、梅珏成充汇编，陈厚耀、魏延珍、王兰生、方苞充分校，分责其事，并要求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他亲自审订。至五十三年底，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和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等相继完成，康熙合三书为一部，赐为《律历渊源》，共一百卷。该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时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总结性巨著，系统而条理地收集、编排了明末清初传人我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律学的知识，也汇集了我国传统历算及声乐精华。颁行之后，广为流传，颇有影响。
8．洋为中用，自力更生
改革开放必然会招致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汇与冲撞，历史上的开放时期莫不如此。问题在于，在波涌而至的外来文化面前，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全盘接收不宜，全盘否定不妥，在这种情况下，开明君主自有他的一番开明的见解。
西方文化最初是通过来中国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康熙即位时，来中国的天主教徒达二十万人，比明末增加五万多人，这使西方文化大量流人中国。其内容庞大繁杂，有科学理论和技术，也有荒诞、唯心和殖民主义的学说。在比较落后的中国，面对这些洋玩意、洋说教、洋习俗，传统的中国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是很自然的。有人全盘肯定，盲目崇拜；也有人一概否定，顽固排外。崇外派推崇西学，贬低中国文化传统；而排外派视西学一无是处，主张实行闭关锁国，宁可使中国落后，也不愿学西方一技之长。
面对此情景，亲政初期的康熙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推崇的态度。他的方针是：
利用传教士的技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摒弃谬论，并支持传教士诚恳地从事有益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学术交流。同时也限制他们的传教活动，要求他们必须尊重中国习俗。
本着以上的原则，康熙能正确处理以杨光先为首的排外派与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方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主要围绕着天文历法展开。汤若望等人以地圆说为理论指导，采用的是中国赤道坐标，放弃了欧洲落后的黄道坐标，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并运用代数学、几何学、力学等科学知识进行实际运算，因而其理论和方法都比较先进，推算也比较准确。而杨光先等人所使用的赤道坐标虽然是正确的，但他们坚持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其理论显然是落后的，缺乏近代数学、几何学等知识，推算误差较多，然而他们不肯取西方之长来补自己之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盲目排外。
除天文历法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类起源问题的争论。康熙三年，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助手、传教士安文思和中国教徒、钦天监历科官员李祖白合著了《天文传概》一书，以李祖白的名义出版。书中宣扬中国人类和文化皆来自西方，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在这时，杨光先写了《不得已》一书，对其《天文传概》一书进行了义正严词的反驳，指出中国人类、中国文化的形成与西方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而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典籍，并说大清天下接三皇五帝之正统，清朝皇帝按周公、孔子道统。杨光先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尊严为己任，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但同时他又以此而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因噎而废食，宣布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也不可使华夏有西方人。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矛盾和斗争十分复杂。
9．向西方学习
康熙非常重视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在任用南怀仁的同时，根据南怀仁的推荐，聘请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及皇宫工作。康熙二十七年南怀仁去世后不久，又将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招到北京。康熙于三十六年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才，雷孝思、马约瑟和巴多明等人就是随白晋而来的，四十四年，罗马教皇派使节来中国。康熙派沙国安回访罗马，要求教皇派人来中国工作。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还授意传教士德里格、马国贤致书罗马教皇，选择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九名技艺人才即于五十九年（1720年）随教皇使者来到中国，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康熙任用西方传教士都能用其所长，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廷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子皇孙等讲授天文、权学、地理、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或参与编辑涉及西方天文历法和乐理的大型丛书，如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和监造兵器，白晋负责组织训练中国测绘人员，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律历源渊》等书。
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宗教、科技文化的书籍。同时传教士也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等传回自己的国家，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康熙甚至还任用传教士参加某些外事活动。如中俄边境谈判并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曾用徐日升和张诚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曾令闵明我等去俄国、法国、意大利磋商某些外交政策。但是，他们为了打通经俄国而通欧亚大陆的传教路线，利用自己的公权，做了不少损害中国而讨好俄国的事，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徐日升、张诚向俄使戈洛文递送了关于中国内部情况的情报和一幅中国全图。
康熙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很清楚，但他不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他曾说：“天主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洋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传教士的宗教信仰是宽容的，为了他们做礼拜方便，还允许他们在京师设立教堂，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将其与佛教等一视同仁，严禁拆毁天主教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多罗来到中国，要求天主教民改变尊孔祭祖的传统，视中国传统习俗为异端，这无疑是干扰清朝的正常统治秩序，康熙为此谕多罗：“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次年多罗离去。
虽然康熙禁止天主教人士，但他并没有驱逐“会技艺”的西洋人，对在中国从事科技工作或安分居住的传教士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表明他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是区别对待的，有原则的。
应该说，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吸收先进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后藤未雄在《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中所讲。
“路易十四所遣至中国的耶稣教士，因康熙帝之殊遇，乃一变而为中国文化之宣扬者，中国皇帝之讴歌者。而路易十四所抱侵略中国政治之野心，卒归泡影。天主教之价值，益为康熙所否认，而在中国之传教事业大受挫折，几有功败垂成之概。更因法教士将中国之政治思想，陆续介绍于祖国，于是国内一般德治主义之哲学者，竟利用之以为攻击基督教及专制政治之材料，卒为法国波旁王朝衰替没落之原因。故康熙帝之笼络耶稣教士，不仅能吸取西欧文化，排斥路易十四之野心，反予法国专制政治打倒之一大助力。此实路易十四遣派教士之初所不及料者也。”
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可以说明康熙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利用与限制政策的正确性，即吸取其长，而弃其荒诞；既保持了与西方的友好关系，又抵制了其对我独立政治地位的干涉和侵扰。
10．皇上独揽军权
抑止诸王公政治、经济特权并借以惩治，目的在于削弱诸王公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保证皇上的权威，避免令出多门，一百个和尚乱当家。凡是被削爵的诸王，同时也被削去了议政和宗人府的职务，并全部或部分撤消他们的部属。
虽然这些被削王公的爵位仍由他们的儿侄承袭，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能与其父辈相比，康熙贬抑诸王的明显效果是，宗室诸王的子侄一辈，年轻的居多，他们一般没有任何军功，这在一向崇尚武功的满族社会里，是很难崭露头角的，也不会得到属下的信服与敬重，《诗》有所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民大众，有事物有功业有法则有效法。人民常有的心情，就是爱好有德有功劳的人。”
对于年轻诸王的状况，康熙也并不满意。在钦交诸王名单时，康熙曾对掌宗人府的安亲王岳乐说：“朕观此中绝少成材者，虽点行围（巡察和打猎），岂能效力；且观其上朝时，异陋（见识浅陋）不娴礼节，惟外饰虚貌，实无所有。其所以致高位者，不过承祖、父之荫耳，曾有著绩行阵者耶！我先世曾见此然否？应严饬令其悛改，务矢志奋勉。”孟子说：“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其实，康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年龄小没什么，年龄大也未必就好，那位年龄较大并有军功的安亲王岳乐，因为隐瞒一个外藩蒙古喇嘛，被康熙革去议政及掌宗人府事职务，并罚俸三年。
康熙抑止和削夺诸王公的特权，使得参与议政的宗室诸王人数日益减少。康熙十一年议政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峩，掌宗人府多罗喘承郡王勒尔锦、宗人府左宗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人。同年十二月，庄亲王死，惠郡王、温郡王等上疏辞去了议政职务，其他诸王也先后被罢去议政职务。到二十四年，原有的议政宗亲王就只剩杰书一人了。
三十六年，杰书死，这时，朝中就没有议政王，而只剩下议政大臣了。这样，八旗合议的机构就已不复存在，成了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一种普通议政机构。
为了提高皇权，除借惩办诸王之外，康熙还采取扶植自己的亲兄弟和皇子的办法，如封自己的亲兄弟和儿子以爵位，令其参与议政领兵出征，管理旗务等。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进犯至乌兰乌兰巴托，康熙废弃以往派诸王领兵出征的惯例，而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以皇长子为副，出口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运大将军，以简亲王喇布、多罗信郡王为副，出喜峰口迎战噶尔丹。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又亲征噶尔丹，分兵三路，自统中路大军，下辖八旗大营，皇七子允韦占领镶黄旗大营，皇三子允祉领镶红旗大营。此外，又命皇长子稹提领正红旗大营。与索额图共领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四旗察哈尔及绿旗军先行。这一阵势，进一步改变了开国诸王孙掌握用兵大权的传统。俗话说：“打虎得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不过，康熙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掌权。
五十七年十月，康熙帝降旨指责各旗都统、副都统耽于安逸，旷废公务，指定皇七子淳郡王允祐；占办理正蓝旗满州、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郡王允械办理正黄旗满州、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允祹办理镶黄旗满州、蒙古、汉军三旗旗务。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八旗的王公贝勒的权力，使八旗进一步直属皇帝统辖。
【异点】解决问题实质
无论那位帝王，都避免不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统御部下。如何治国安民。所谓统御部下、治国安民。应该说是最高统治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康熙在这方面更有与其它帝王的不同之处。
能够抛开事物的表面现象而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为眼前现象所左右，这才称得上大智大勇。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俄谈判，发展自然科学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康熙这一独到的处事特点。
【胜点】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
中庸是对古圣先贤的最高评价。在古代，也是衡量处世的最高标准。然而要想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
康熙则能多执此道。在军事上。他对吴三桂采取擒贼先擒王、分化瓦解的策略：对沙俄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分而制之。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提倡留意典籍，修身正史。敢于学习两方先进的东西。康熙贵为一朝人君帝王，他这样做是为了发展社会。统御万民。同样也为后人在接受新思想方面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焦点】做事要有主次
凡事不必亲躬，但当须分清主次。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样，一切问题便都能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