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内涵有两种涵义：一是与人们的交往关系，即人际关系，具有社会属性：二是个人的修养，即以什么态度处世，具有立身的个性内涵。无论何种含义，都表示着一个对真、善、美的取舍。康熙帝作为一代圣君，必然有其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他并不在处世上去刻意取巧，而是把历代君王提出的没有做的处世法则，自己做好罢了。
1．宁担风险，不弃大义
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就是懦夫，就是向罪恶妥协。熟悉文韬武略的康熙帝，看到臣属遭受凌辱，不愿袖手旁观。他一旦出手，就与众不同，重拳出击，行之有效，使人不得不服。
康熙帝主张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纠纷在朝廷的主持下和平解决，避免兵戎相见。他于十六年十月曾对大学士等说：“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今厄鲁特、喀尔喀行至，其令理藩院明日备檄，交发来使传谕之”。
因噶尔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与朝廷矛盾逐渐激化，康熙才不得不对他采取一些限制和约束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首先，限制其贡使人数。因发现噶尔丹贡使人数越来越少，或千余人，或数千人。不断沿途肆行抢夺人口、财物、牲畜，践踏无余，故康熙帝于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敕谕噶尔丹：以后派遣的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人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域等处贸易”，并令“嗣后遣使必选贤能头目，严行约束，若仍前沿途抢掠，殃民作乱，即以本朝律例：伤人者，以伤人之罪罪之；盗劫掠，以盗劫之罪罪之。”为了表示朝廷对厄鲁特各部同等看待，康熙帝在敕谕中还规定：“其向来不用尔处印验，另行纳贡之厄鲁特噶尔马戴青和硕齐、和硕特之博洛库洛台吉、杜尔伯特之阿尔达尔台吉、土尔扈特之阿玉奇台吉等，所遣贡使放入边关者，亦不许过二百人。”贡使人数多少，对于少数民族头人来说，不仅关系到经济利益，也象征了其政治地位；限制噶尔丹贡使人数，即意味着限制政治上的自我膨胀，仅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首领。
其次，收留安插逃来甘肃近边的噪声齐尔图汗之侄、孙等人。康熙帝曾多次派人通知噶尔丹，令其约束逃来近边之厄鲁特部众，并限定以二十四年四月为期，过期则清廷任意处置。限定日期刚过，康熙帝即于五月向大学士提出，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及外臧滚布“向化而来，宜加爱养”，使之集居一处，“赐之封号，给以金印册，用昭示朕继绝举废之旨意”。又分别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本人及达赖喇嘛等征询意见，经过充分协商准备，于翌年九月派理藩院侍郎位笃祜等会同达赖喇嘛使者，为鄂齐尔图汗之侄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划定牧地，并制定严禁抢掠盗窃处罚例。其牧地范围，大致东起贺兰山，西至额尔济纳沙，南至凉州、甘州二府边外，北逾噶尔拜瀚海接喀尔喀蒙古界，牧地绵延七百里，正是过去鄂齐尔图汗所居之河西套之地，此后称阿拉善厄鲁特蒙古。康熙帝令鄂齐尔图汗两位嫡孙外臧滚布阿拉卜坦、噶尔旦多尔济，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在此故地一同放牧。此后巴图尔额尔克济济农亦与噶尔丹一样，可以派二百名贡使与内地通贡。罗臧滚布拉卜坦娶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为犄角。阿拉善厄鲁特部蒙古逐渐成为一支维护边际安定，钳制和抵御噶尔丹的主要力量。
再次，调节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矛盾，以扼制噶尔丹的入侵。康熙于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并请达赖喇嘛使臣噶尔旦西勒图，召集喀尔喀蒙古相互对立的左、右翼的汗，济农、台吉等，于库伦的伯勒厅尔会盟。阿喇尼当场宣布康熙帝谕旨：“尔等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异日必致交恶生乱，朕心恻焉……尔汗、济农、台吉等，当仰体朕意及达赖喇嘛之心，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和协，照旧安居。”
对此，左右两翼的汗、济农，台吉等一致表示遵从，并在达赖喇嘛使者噶尔旦西勒图和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前庄严宣誓：
“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在这次会盟中，清廷使臣按康熙的旨意将原设的八扎萨克增加为十四扎萨克。
噶尔丹见喀尔喀两翼和好有望，气急败坏地暗中策划转为公开出兵干涉。他借口哲卜尊丹巴与达赖喇嘛使者噶尔旦西勒图并生，是所谓“土谢图汗违达赖喇嘛之教，不尊礼西勒图”，并声称欲“告之以理法”。
二十六年九月，噶尔丹率兵占领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唆使扎萨克图汗进攻左翼土谢图汗；同时令自己的弟弟多尔济扎卜掠夺右翼班第戴青台吉卜图克森、巴尔丹等的人畜。土谢图汗在事先未禀报朝廷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杀死了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等人，于是，噶尔丹以此为借口，于二十七年初，大举人侵喀尔喀左翼诸部。
噶尔丹出兵喀尔喀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抗俄斗争同期。二十六年九月，沙俄派出的边界谈判代表戈洛文，率领大批军队和武器、辎重抵达乌的柏兴。为在即将举行的中俄边界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俄方蓄意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压制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同年十一月初，戈洛文来到靠近蒙古民聚牧区的楚库柏兴，指挥俄军以搜寻“失盗”的马匹为名，将堪邦古特人的十三个帐幕“洗劫一空”。同时还派人到库伦，对哲卜尊丹巴胡士克图进行威胁，说如果蒙古人继续抗战，俄军就要袭击蒙古的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土谢图汗并不惧怕沙俄的威胁，为制止俄军出城骚扰，于旧历年底率万余蒙古军包围了楚库柏兴。正在土谢图汁与沙俄侵略军对峙之际。噶尔丹突然从背后向他袭击。土谢图汗被迫解除对楚库柏兴的包围，回师迎战噶尔丹。但是，由于仓促应战，兵力分散，两面受敌，顾此失彼，故屡战失利，喀尔喀蒙古陷于混乱之中。
俄方不仅乘机扩大了楚库柏兴附近的侵略地盘，而且打算大批收降喀尔喀难民。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对济农、台吉等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这一主张得到济农、台吉和广大牧民的拥护，于是纷纷南徙，投向清朝。
噶尔丹见哲卜尊丹巴等欲投奔清朝，便于同年七月上疏，要求清廷对哲卜尊丹巴等“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他拒绝康熙的调停建议，声称将“尽力征讨五、六年，必来喀尔喀，必擒哲卜丹尊巴”。
当时，清廷一度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康熙帝后来回顾说：
“其时若不允其（指哲卜尊丹巴）内附，思养得所，必皆沦入于厄鲁特”，但这无异于纵容噶尔丹的侵略暴行，而且助长噶尔丹的势力扩张；而若“允其内附而思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构难”。
康熙经过深思熟虑，断然冒着与噶尔丹开战的风险，决定接纳受侵来归的哲卜尊丹巴等喀尔喀蒙古人。
八月，土谢图汗在鄂罗会诺尔与噶尔丹进行最后决战失败后，越瀚海，与哲卜尊丹巴会合。九月初八日，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分别率领属下台吉、子弟等人汛界，请求清廷保护。康熙立即批准他们的申请，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汛界，宣读谕旨，进行安置，以米粮赈济不能度口之人，此后又有车臣汗及扎萨克图汗所属陆续来归，清廷一律接纳。
康熙令将喀尔喀部众分别安置在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诸部牧地附近游牧，认为喀尔喀蒙古本为清朝藩属，其有困难，理应救助。
次年四月，康熙帝凛然宣称：“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复其汗、济农、台吉之号；以车臣之子仍袭为汗。朕兴灭继绝之念非特于喀尔喀也。诸国有穷迫来归者，朕替一体抚养”。
这就是称职的皇帝，若臣属在烈日炙烤下，得不到一片可以遮身的绿荫，又何来对皇上忠诚拥戴，至死相随？
2．以点带面，治理国家
数年来，康熙见历任河臣几番周折，虽费尽艰辛，但终无最理想效果，便大胆创新，积极进行典型试验。委任解职河总王新命、直隶巡抚于成龙、李光地等，修治北京附近的永定河。
永定河原名桑乾河，亦称浑河、卢沟河、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赐名永定河。该河源出山西马邑县，东走直隶，经怀来人北京界，再东南经固安、永清，至天津之浦口等地，最后与南运河同入沽河。此河虽小，但急湍、横溢、泥沙淤垫等与黄河相似。康熙先将治河设想在永定河试行，取得成功后再向黄、淮推广。如浚直河身，直流冲沙，即是在永定河试行的有效方法。所以，四十一年九月，张鹏翮要求将黄河两处急湾浚直，康熙立即批准，说：朕观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方为有益。此外，固堤之法也是先在永定河试行成功之后，用于黄河的。但张鹏翮说：永定河势小，可以用；黄河势大，难以用。康熙命“姑试用之”，鼓励他大胆实践。张鹏翮用后，河堤果然坚固。
康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河工，认为河工虽已告成，但善后方略也尤为重要，尤其要考虑如何防止清口一带黄河水倒灌的问题。
对于黄河来说，由于不倒灌是河工告成的标志，所以河臣往往回避此事，即使倒灌，也不敢承认。康熙认为黄河水暴涨暴落，总难免偶然发生倒灌之事，不能以此即谓治河失败，而应防患于未然，主动采取对策。
因此他对张鹏翮说，尔等惟见清口之水流出即以为成功，不思防御，假如高家堰六坝之水泛溢，则清水力弱，而黄河水一定会复致倒灌。高家堰所关紧要，应慎重对待，不可疏忽。康熙坚持这一以实事求是、防患于未然的治河主导思想，对巩固治河成果，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防治洪泽湖水侵入泗州和盱眙二县，张鹏翮与江西江南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清于泗州西部溜淮套“别开河道，直达张福口，以分淮势”，免洪湖之异涨，保高家堰之险堤。此时康熙因年事已高，不欲亲临，但诸臣一再奏请，使他不得不于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月与五月二十二日，进行第六次南巡。
二月二十日，康熙帝于清口登岸，骑马至曹家庙视察溜淮套工地：“见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不同。且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因而大加斥责，命立停工，说：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如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掏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
积前期治河经验，康熙认为治河之道“不可执一”。他说：
朕自甲子年（二十三年）至今六次南巡，详观河形，一年异于一年。这次南巡的特点不是担心黄河水倒灌，而是“清水敌黄有余”。因而他主张：使淮水稍泄其流，乘水未涨时预为绸缪，将来水虽大涨，必不致于危险。康熙还建议：应将大墩分水处西岸草坝再加宽大，使清水多出黄河一分，少入运河一分，则运河东堤不致受险；又于蒋家坝开河建闸，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下江，由下河及庙湾等处人海，达到这一效果，洪泽湖之水就可以宣泄，而且盱眙、泗州积水田地也能渐次涸出。水小，则下板蓄水敌黄；水大，则启板泄水，且便于商民舟船往来。其详符闸，口门甚窄，趁此黄河水不甚高时，将归仁、安仁、利仁三闸改宽泄水，则徐州一带民田可无淹没之患。康熙为巩固治河成果，防患于未然而洞察各地不适之处，一一安排布置，精详得当，在历代帝王中，甚属难得之举。
康熙帝关心民生，以治河为要务，为实现一劳永逸根治黄河的方略，而不思自己辛苦，前后六次南巡，审视筹划，利用永定河的典型成功经验，推广于治淮治黄，且百折不挠，大胆创新，终于获得治河成功，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3．恪尽孝道，做人不做神
母爱之无私、之宽广、之伟大，为世人所共识，其养育之恩、海迪之恩非他人所能替代。
康熙帝蒙祖母抚养教训三十余载，祖母病重之时，他不仅“检方调药，亲侍饮馔”，并对她说“……此时不竭心尽力，少抒仰报之忱，异日虽欲依恋慈闱，竭朕心力，岂易得耶！”意思是说生前不报答，死后唏嘘是没有用的。
康熙的成长，包含着祖母太皇太后的心血与汗水。他在尊奉祖母为太皇太后的册文中，特别记下祖母“海迪”之恩。亲政后，特别是鳌拜的剪除，使他逐渐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一国之君，然而，他在人伦教化上，仍然是个普通人。并不把自己神化。他对祖母一直敬重如初，每每借去慈宁宫向祖母问安和陪同出游之机，请教和商议国家大事。太皇太后放手让康熙亲政，在关键时刻及重大问题上常常加以指点，并不放松对国事的关心。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熙到慈宁宫请安，孝庄太皇太后根据太宗时“重骑射”之传统经验，告诫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至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诫之告者？然不尚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已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虚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对武备、文治均予以指点。
次日，康熙向起居注官传达了祖母上述意见，深有感触地说：“朕绎慈训，人君之道，诚莫要于虚公裁断之一言也。”
遵照祖母训练武备的教导，他于十二年正月率诸王、大臣去南苑行围，大阅八旗劲旅，整饬武备。此措施对后来平息吴三桂等反叛颇有裨益。
年轻的康熙帝独立处理朝政，凡属有益之事，太皇太后都给予鼓励和支持。譬如他让人将东北部分的少数民族内迁，组建“新满洲”，但朝中有人不予支持。太皇太后鼓励他说：“此虽尔祖上所遗之福，亦由尔抚柔远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辈倾心顺从也，岂可易视之？”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叛乱，八旗将士出征，太皇太后拿出宫中所存银两，缎匹赏给八旗出征官兵。这些看起来似乎细小的举动，对于年轻的康熙却很宝贵，使他更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吴三桂反叛不久，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又乘机作乱。康熙帝感到不安，求教于祖母，太皇太后认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康熙立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讨伐布尔尼，副将军图海果然不负所望，仅仅率领了数万家奴，就顺利地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由此，康熙对太皇太后的感戴是可以想得到的，他常把取得的成功推恩于祖母。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他向太皇太后上奏：
“臣祗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兵民休息”，将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之胜利归功于祖母。有一次，太皇太后生病，想念嫁到巴林的女儿淑慧公主。康熙得知后，立即派乾清门侍卫武格用御轿前往迎接。公主很快到来了，太皇太后见到女儿喜出望外，“圣体遂强健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