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巡视北京西郊观察禾苗长势情况，一路上谈笑风生，非常和谐愉快。回过头来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唐尧舜时代，君臣就能够相互讨论问题；唐太宗能听言纳谏，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宜深厚，故能行善事、闭邪恶，各尽所能，天下大治。明朝末年，君臣隔绝，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我朝以来，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大小事情，互通信息，一举一动，体恤民情。朕遵祖宗家法，愿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宜相待僚臣。这番话，抒发了康熙自己追求清明政治的胸襟。
同年九月五日，皇上说：自古君臣一德一心，诚恳相待，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消息灵通之益；为臣者实心尽职，鞠躬尽瘁，然后才能天下大治。后世君臣之内，徒尚虚文，不讲实际，天下不治，皆在于此。
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康熙谕部院官员：从来君臣之分虽甚严格，上下之情贵在相互融洽。唐、宋盛世时，君臣不隔，以此才成时来运转之治。
二十九年正月初七，康熙对内大臣们谈话，说：朕对于国家的政事，用尽全力，勤求治理。是非自任，从不诿于臣下，加责于人。比如当年将吴三桂调防一事，内大臣索额图向朕建议，把当初主张调防的人都正法。当初是朕坚持独断，必令迁徙的。那时十三省用兵数载，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难道向下官推诿过责任吗？至于无知之人妄生议论，朕毫不在意。
同年十二月二日，康熙又对大臣们说：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与各位大臣共同研讨问题。今处宫中忙于国事，而和你们悬隔，思有所失，自明天起，君臣共建如常。
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为明史作文一篇，其中检讨自己为政四十年来的不足。文中说：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皆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呀。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做到，躬行实践未能做到，言行一致未能做到，如此等等。朕自觉惭愧。
在康熙看来，国家要得治，必须君臣共助，上下一心。然而还应该看到，即使如此，也仍然难免有失误，应负主要责任者不是大臣、宰相，而是皇帝本人。康熙的这一思想，不仅表明其治国的谋略胜过许多历代帝王，更进一步说明，一个国家能否大治，天下太平，国家长安的关键是在于帝王本身的思想境界的高低、道德修养如何，康熙之所以在位时间最长，“倘有失误，君臣共之”这一治国思想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也是历代许多封建帝王无法与康熙相比的地方。
7．专家治国，内行当家
康熙是一位关心民众的帝王，但也同时因为太关心农事而说出过外行话。十一年春天，他已十九岁，有一天他问朝中讲官熊赐履、史大成等人：“湖广、浙江麦田成熟否？”熊赐履等人听后不禁一怔，接着又很快回答：未知如何。然后纠正康熙说：南方俱是稻田，秋成不系于麦。
这种回答颇似在抢白，同时兼有教训与讪笑的味道，但康熙听完之后，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点头称是。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孜孜不倦好学的精神，才使他很快地掌握了全国各地农村的大致情况，除了每次出巡都注重农事的调查咨访之外，凡大臣们外出后回京师，他也总要询问各地的雨水情况，农作物长势等等，因此，他对南土北疆之忙，节候早晚之殊等情况了解得很多。并在中南海丰泽园帝边开种过一块稻田，并研习农事，了解水稻习性。正是由于他所经营的试验田，使中国水稻发生一次“种植革命”，出现了双季稻，其意义非同小可。
那是在二十年的六月下旬，正是水稻抽穗的季节，康熙帝在丰泽园里循行阡陌，忽然发现一棵稻子高出群稻之上，长势甚好，有些别样，他寻思这可能是水稻的品种不同，不然，为什么会惟它独高？便收藏起来作种子，待明年再种，以验证其成熟早晚。次年种上，到了六月份，果然比众稻先熟。康熙帝自此关注不已，每年都取千百粒种子下种。这种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味浓，因生自苑田，他将其取名为御稻米。
康熙偶然发现了水稻早熟的新品种，意识到对农业生产和改良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因此精心加以培育，以扩大种植面积使农业增加产量，可以看见他对农业科学的重视。
新的稻种发现了之后，康熙对这种新的发现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他并没有急于推广栽种，而是先在京效和承德地区进行试种，到了三十年的四月间，他在丰泽园里问几位大臣：你们进来时，可曾看见朕所种的水稻？大家都说：见过，稻苗已长出一尺来高，很是茂盛。康熙帝高兴地向他们作介绍，说：朕初种这种水稻时，见有于六月成熟者，就收藏作种，历年播种，亦即六月成熟，所以现在它们就已很茂盛了。若是寻常成熟的水稻，此时是不会有这么样的。朕到此已种十年了，才向大臣们公开这种新水稻。他之所以这样介绍，说明自己已有充分的把握。
从此之后，康熙把早熟御稻引到户外栽培，使承德地区自此开始种植水稻，而且康熙还向南方推广早熟水稻，在五十五年的十月，康熙接受种植御稻任务的江宁曹颖奏报说：御稻在江宁很受农民欢迎，凡试种者无不欢天喜地，并传为至宝。凡有田之家，也无不闻风求种。康熙帝闻知后，也很兴奋，立即指示：此种须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尔后在两淮及江西等地，都种植御稻。
作为一代封建开明君主，康熙帝不仅仅发现了培育御稻，还在丰泽园里栽培成功了著名的京西稻。天津总兵官蓝理曾请求皇上在天津地区首开水田稻，康熙对此也非常重视和关心。
他根据在宫中种稻掌握的经验，向蓝理提出了具体建议，支持了蓝理的要求。后来蓝理在天津开水田一百五十顷，使天津试种稻成功，当地的水田被老百姓称之为蓝田。
康熙帝还经常考虑长城外寒冷地区农业的发展问题，每到边外巡行，便研究当地的土壤、气候等问题，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并叮嘱督耕大臣：尔等须问土人，宜种何物，才会易得收获。朕曾问老农，都说将种拌雪，可以耐旱，尔等应试一试。并让臣僚向农民宣传种植技术：边外耕种，必先试培其苗，观其田土性寒，掌握厉风之变化。如有草苗勿令土压。若草重发芽，则有妨田禾生长。以及种植不可过密，若过密，田禾虽觉可亲，但所获实少；若稀疏耕种，所重之穗既好，而且所获甚多等等，反复叮嘱。
康熙认为：自然条件差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应因地制宜，多方发展经济，不一定都要以粮为主，也即不要搞一刀切的计划种植。五十五年三月，他对大学士们说，现在天下太平，人口增多而土地未增，士商僧道等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日益增多，不知内地实无闲地。所幸的是现在口外种地度日的人也多了起来。朕意养民之道，亦在本地区相互养育，彼此发展。他以陕西等地为例，说：如果土地实在不可以耕种，就在有水草的地方，学一学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搞一搞牧养业，则民尽可度日。在这种地方如果百姓仅靠种地，是不能行的。他在这里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要搞多种经营，多几条腿走路，不能把发展农业生产仅仅理解为种粮的道理。去山东赈济的人曾说：山东灾区的灾民站立在牛旁，却不知道取牛乳而食，竟坐以待毙，活活饿死。这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典型表现。
在张家口、保定等地巡行时，康熙看到人们正在开渠引水浇田，就想到蒙古地方多草，为何不教教他们也学习内地的做法，引河水灌田。于是，从宁夏等地挑走能引水的能人数名，派到内蒙古地方去传授技术。
总之，作为一名皇帝，康熙不仅重视农业，而且还能够深入实践，以科学的态度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乐此不疲，这是许多皇帝做不到的。
8．威严出自实践
康熙严于律己，也绝不以宽治吏，对他的大臣们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一名皇帝，康熙的威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御门听政的时候。
御门是大臣们随意不得的地方，但皇帝要使大臣们真心实意地服从自己，自然必先行在前面。一坐几个小时，要坐有坐相，这是不容易的；要言词得体，裁决得当，也更需要真功夫。
康熙皇帝是有这种功夫的，早在儿时，他的祖母就培养他这一坚躬端坐的功夫，更不要说他勤学政治的才干了。如此，由于一种品行的示范和气度的感染与仰慕，加上宏伟的政治理想而感召，就使大臣们必然地处在康熙皇帝的严格要求之下了。何况在君主体制下，臣子本来就是君主的奴仆，必须得尽下臣之道，必行下臣之礼。所以在朝令之上，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与君臣之礼，大臣们必须按部院与地位高低，就位列跪。各部由一尚书捧上放奏章的木匣放在皇帝的案上，然后有本章的一一口头陈奏。在这时，康熙一般只是静听，不发问也不议论。除了异常紧急的事情，他才发问或当场咨询大臣，作出应付局面的决断。但无论有何言动，皇帝都一律是聚精会神的。此时如果有大臣分心，在下面做一点点小动作，是逃不过康熙的眼睛的，康熙肯定也不会给什么面子。
让我们先看一个实例，来看看具体的皇帝的威严是如何体现的吧。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听政时，轮到三法司启奏刑狱事宜，刑部侍郎高珩却没有专心听奏，等到奏事完毕，康熙问高珩说什么来着，高珩回答不上来。于是康熙皇帝当场就严厉训责高珩，并令记注官记下类似的渎职事件及罪状。相比之下，高珩此举所受的责罚还是轻的，如果大臣有启事宜不遵制度，或于礼不合，康熙也会当堂斥责，乃至于将其人轰出朝会班列。
一般来说。御门听政时大臣启奏事宜大多是口头陈述，但却并不表明是没有照本启奏的。恰恰相反，重大事情一定是要照着念。如果该照本宣科的重要启奏而大臣却只是信口说说，康熙帝一定又要斥责当事人了。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朝廷政治远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存亡的问题。所以康熙本人也尤其认真。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三藩之乱初定之后，地方将领应重新安排，给事中摩罗就此提出建议，让提督王进宝镇守四川宝宁，蔡毓荣应补云南总督等。摩罗无本章准备，只在朝堂上口述陈奏，康熙即严厉地批评说：“你官居给事中，所做是约束大臣，充当朝廷耳目。所有的国家政事，假如有处理不当、计策不周详的，理应写上本章，一条条在朝堂奏明，这样天下人就会都知道，也就自然有公论与公道了。你既然是给事中，却不写本章一一奏明，竟然在朝堂上信口开河。你心里的盘算是否这样：如果是不应该施行的事皇上必不准奏，你就说我只是口奏；如果这事情可行，那皇上就批准了，你就说这是我仅以口奏就获得皇上批准的。你是不是要以此取得虚名呢？如此重大事情，你写上奏本送上再奏。”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皇上的威严，同时也说明，威严不是空洞的架式和装腔作势，而是实实在在地以严治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决不能来半点含糊。
但是一味地威严未必就能达到处理政务的最佳效果，所以康熙有时也会来一点调味性的东西，借以活跃一下气氛，使君臣更加融洽。譬如在处理奏折时，康熙特别强调众大学士一定要各抒己见，并且让他们明白：学士们作为人臣之责任是应该启奏发表意见。为了鼓励大学士要勇于进谏，在康熙二十年他就说过，古代皇帝诏书下发了，大臣认为不可执行，就能原封不动地退回，这就是先贤的例证。他还说：“大学士等系国家大臣，凡事当直言，是者是，非者非，若唯逢迎恭顺，何益于事？”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是能够正确看待和使用皇帝的威严的。重视主观能动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为一名数百年前的封建帝王，康熙并未否定“天命”、“天理”，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迷信思想。他经常向皇天和上帝求雨，用“天意”解释地震等自然灾害，并有过“凡贫富皆由天命”之论。但有趣的是，在康熙帝一生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命”、“天意”、“天理”用于日常的人事管理之中，用比较科学的管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在农业现实问题上，他为防止蝗虫遗种入春滋生为害，经常传谕地方官吏：令晓示百姓，将田亩进行翻耕，使覆土尽压蝗虫，以除后患。并令其地方官：“亲履垄亩，勤加检查，发现某处有蝗，即率民掩捕，无使为灾。”当时有些人反对抗灾，说：蝗不可捕，宜听其自然。康熙批评说：此等无知之言，尤宜禁止。捕蝗灭灾，全在人事。
由此可见，康熙帝既承认天命，但又反对屈从于天命无所作为。康熙认为，人经过努力可以改变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说：人事未尽，天道难知。然而徒听缘命，反令人坠志失业。对此他又进一步指出：人的一生虽说是命定的，然而命由心造，福由自己求。他甚至说到：国家兴亡，朝代更迭也并非由天命决定，而取决于人。他指出：朕观古代之兴废，堕失天命皆自取。
正因为康熙帝能够体悟到读书穷理的奥妙所在，所以他自己一生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要求臣下文武百官皆要学品兼优。对于其中不学无术者，他自然特别不满意，总是要严格要求，在指责的同时，也没法提供帮助，以促其上进。尤其是对考试交白卷者，他特别地反感。他说：这些人毫无学问，怎么能做官呢？应把他们都免了，让他们读书学习，等学好之后再另行考试补用。对于善于骑马射箭的人，若愿意任武职，在军事方面效力，可在各旗员缺内酌情补用。
针对不同情况，康熙帝懂得区别对待，适当安排这一特点，既体现了他的用人之道，又表现了他的以和为贵，相信部下可以经过努力变为大智慧者。
【异点】自我检讨
凡事能从自身上找原因，找缺点，这是做人的一大优点，然而人分三六九等，位高权重之人往往自尊心理比一般人重，轻易是不会从自身上找原因的，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则不然，遇过先责己是他的处世信条，事实的确如此，先从自身上找到缺点。然后才能指出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以服众人。
【胜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人的思维方式。理念感情是高级的，在情感交流上是有互报性的。“善天之下，莫非王土，卒士之滨，莫非王臣。”如果一位封建君王能与普通百姓平等交流。相互倾听建议，时时处处也为别人着想。这实在难能可贵了。康熙皇帝就这样一位皇帝，不管开淤清河，还是攻城掠地，都与民同乐。与土同任遇过先责己、后责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为自己开了方便之门，这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焦点】凡事多替别人想
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凡事总为自己想。势必难以和众人交往、共事，如果脱离了人群主体，自己又怎能成就事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