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有人才，南方多才子。康熙帝曾严厉批驳不用汉族人和南方人多轻浮少忠诚的成见，主张全国选拔人才，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不分南与北、满与汉。
作为一名封建君主，自8岁登基，在位61年，外敌侵略，内平藩乱，统一国家，安抚民众，都显示其用人的智慧。
1．诚心网络，久必一心
关于饱学之士的好处常见于史书词章，所谓“武能定国，文能安邦”，又所谓“文能兴国”等等。文人的好处在于他有知识，所以历代贤明的帝王君主，无不尊重传统意义上的博学之人。其实那时的知识只是人文知识和一些传统的理学，但却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当时就特别地有用处，文人可以以封建理学管理社会，以文化的潜在力量繁荣社会，陶冶教化和鼓舞人心。
同历代封建君主一样，康熙皇帝也非常重视和尊重博学者，即位之后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但又不愿出来为官的明朝遗老，聘请来京，以便重用，为国效力。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陕西总督鄂善按照康熙帝的旨意，举荐了关中著名学者李顺，而李颙作为前朝旧臣，恪守不事二君的传统道德，自称废疾，长卧不起，对聘任坚决不受，给康熙帝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硬钉子。尽管如此，鄂善等诸官员们仍然按照康熙帝的旨意，不断地去看望李颙老先生，以便见他病好之后即催促入京。康熙帝深感能把李颞这样一大批德高望众、学识渊博身负众望的前朝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帮助他治理天下、安定社会、繁荣文化等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于是努力争取，耐心等待，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气馁。
十七年，在实施恢复科举和捐纳制度，培植汉族青年知识分子计划的同时，康熙帝还特为带着潜在反清情绪的学界大儒开设博学鸿词科。康熙帝对死不屈服的明朝旧臣并不灰心，不管来京与否都被称作征君，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极为光荣的头衔。由于一心想赢得博学大儒李颐的合作，康熙帝让陕西的大臣们天天催，以致于后来省里官员见李颐依然固称疾病，就把他从家里一直抬到西安，陕西督抚大员亲自到床前劝他进京，李颙为此竟然绝食六天，水浆不进，还趁人不备取佩刀自刺，以死拒仕。被吓破了胆的督抚赶快奏报康熙。康熙得到李颙如此刚强，并不生气，便吩咐下臣不要再逼他。
就在四十二年，康熙帝西巡到了西安时，他没有忘记去看李颙，他先是让地方督抚转达自己尊崇当代大儒，并打算亲自去拜访的意思，李颙心里明白，这是康熙帝让他出山替清朝做事的最后手段，于是仍以有病无法接驾婉拒，没想到康熙帝表示说接不接驾没有关系，并且真的来到李颐家乡的县城，捎信说要亲到李颙家探望病情。李颙十分为难，竟大哭道：“我虽活着，其实和死差不多了呀！”终于感动，遂让儿子带着自己写的几本书去见康熙。
颇有政治头脑的康熙在见到李颙之子时，方明白李颙真是有重病在身，为了不让他再为难，他决定不去看李颙了。他勉强其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意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旌尔父之志。当时就谕示巡抚鄂善：周至县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喜之。并嘱咐要他们妥善照顾李颙，说自己因为是皇帝，不得不回京，而你们地方官守着李颙，早晚都可以向他学习，也实在是幸运。
康熙对著名大儒李颐如此地尊崇，对其他的学者他也是这样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也和李颐一样，名节甚高，疆吏备礼敦促，均坚卧不起，康熙帝为其不可得而深为叹息。但愈是这样，他就愈是求贤若渴。在开设博学鸿词科时，康熙帝说得很明白：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和未仕，各级官吏都应各举所知，朕将亲仕录用。
古人曾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康熙也相信人才到处都有，但关键是怎样去发现。当时有人从地方主义、本位主义观念出发，说延安一带并无博学鸿词之人，有的还说：南方之人，皆轻浮不可用。康熙听后严厉驳斥，辩证地说：贤才并不择地而生，虽深山僻地，岂无人才？至于南方之人，岂尽皆轻浮不可用者？自古用才用将，何分南北，惟有得人！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康熙帝决定在全国进行选拔人才。于是，一百四十三位被举荐者都参加了十八年的体仁阁举行的廷试。太宰院学士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受举荐而来的人员，有才华，原不必考试，但通过考试更能显出你们的才学来，所以皇上对此是十分重视的。
在这一场科考之中，康熙帝对贤才求之愈切，怜才爱才之心也愈加深厚。在开考之前的生活上，举荐之人受到了优厚的待遇，除了给他们发往返的路费、衣食费、柴炭取暖费和俸禄之外，还以丰盛的茶点席筵招待，然后，康熙帝亲自阅卷，放宽了条件，一共录取了五十三人。
在清朝入关三十五年，在汉族的知识分子当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满汉对立情绪，也就是在这场考试中，许多人对在清廷做官并不热衷，他们只是抱着可有可无或心不在焉，之所以如此做只为了凑热闹而已，共中严彭孙在考试中只作了一首诗，故意把诗写得言词不通顺，潘来、李泰、施阎章等人的诗也不合韵律，康熙帝却能网开一面，去伪存真，把他们都录用了。被录取的都授予了翰林院官职，安排入史馆，纂修《明史》等。
康熙帝设鸿博科，此举不仅团结了一大批名流学者，而且还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国所用，从这两方面说明他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具有安邦治国的远见卓识。同时，康熙帝把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来看待和使用，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
2．知人善任，审慎放权
常言说得好：好钢用在刀刃上。用人也应这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在用兵上，应选择最佳之将领，才是取胜的关键。面对“海上风涛不测”的台湾岛局势，康熙帝听取各方的意见，把专政大权压在了施琅身上。
施琅于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抵达福建厦门视事，他吸取了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进军台湾岛失利的教训，为防止督、抚、提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当月即上疏说：“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军，征剿事宜，理当独任。”在攻台人选组成上，康熙同意巡抚吴兴祚因“有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但仍坚持“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然而总督与提督意见确实不合。
施琅主张利用南风，一人专征，联腙进军，先打澎湖，“扼其喉”。他于二十一年三月初一，又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皇帝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卑得申严号令，用以节制调度”，“专统前进”，同时指出：总督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宜驻厦门，居中调度，催运粮饷，“免其躬身偕行”。尤其当他得知据守澎湖的是台湾实权人物及其主力部队时，更加坚定了这一方案，说道：“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
姚启圣则主张利用北风，“分腙攻击”，同时进军台湾、澎湖，总督、提督各领一路。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不可调和，致使出兵日期一再地拖延着。
为这，施琅于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再次上《决计进剿疏》，再次请求皇帝希望能够授权专征。他充满了自信地表示说：“倘若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
面对施琅的疏清，康熙保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令议政王大臣会议。十月初六，大学士等以议政王大臣议复“提督施琅请自行进剿台湾一事”面奏请旨时，康熙再次询问大学士等：“尔等之意何如？”大学士明珠回奏道：“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
同时，康熙也考虑到总督、提督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对出兵的确是万分不利的，他于是也就改变了原来所持的态度，同意了多数大臣的意见，他表示：“施琅相机处行进剿，极为合宜”，并重新部署：“进剿海寇，关系紧要，着该督、抚同心协力，趱运粮饷，毋致有误。前经姚启圣题定武弁功罪条例，着专交施琅遵行。”
康熙帝对于前方将领借口风向不顺，而一再地推迟出兵日期极为不满，但是无论如何他总保持慎重的态度，绝对不会轻率就表态的，坚持海道进取不同于陆地，难以掌握，尊重统分将领意见，绝不会强令他们进止，使他们能够因地制宜，施展才干。后来他谈到那时的心情，说：“自用兵以来，凡陆地头山阻隘，相度形势以为进止，朕往往能悬揣而决。海上风涛不测，涉险可虞，是以朕不强之使进。”
他的意思是说关于陆战，他还能拿出一定的主意，但海战不同于陆战，他不能够乱指挥，应放手发挥行家的优势。
在专征、合征问题上，康熙帝也不固执己见，而是考虑督、抚分歧难以调和，为使其达成一致，修改了原来的谕旨，授予施琅专征大权，令姚启圣负责催趱粮饷，确保军需后勤供应。在配备将领时，康熙排除各方的偏见，发挥了众将官的积极作用。施琅拟重用姚启圣处罚过的蓝理，而排斥姚启圣器重的平阳总兵朱天贵，欲令其率兵返回浙江平阳原汛。兵部不同意，蓝理署右营游击领舟师，然而康熙却认为这两个人都能用，特旨批准蓝理署右营游击领舟师，令“朱天贵及原带官兵仍留在福建，在后策应，听施琅的调遣”。在后来的海战中，蓝、朱二人均浴血奋战，果然英勇无比，朱天贵在那次战役中壮烈牺牲了。而康熙知人善任，保证了进攻的胜利。
3．任用贤人，一劳永逸
十五年十月，康熙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淮、扬省视河工，行前特别叮嘱：河工经费浩繁，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你们前往，须实心观看，将河上利害情形，工程情况详实报来，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甚力神不卑，仅复有事，你们就逃脱不了罪行。
随后，他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十五年十二月，他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们使用，第二年二月，经吏部议准，慎选河员，并行久任之制，规定：“嗣后凡河工道员缺出，内而部属，外而知府、同知，果有曾任河职者，令总督保题；其未任河职，若才品优长，该督所深悉者，亦许题请。至现任河员，果能尽力河务，俸深升授他职者，许以升衔题留原职，升转时，仍照所升之职升用。”
也就是在这个月里，康熙帝以原河道总督王光裕“全无治河之才”把他给解职了。经吏部尚书明珠推荐，升任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的总督，并遣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俊，前往会同新任河道总督察审河务。对新任河道总督勒辅康熙寄予厚望，他曾对日讲官说：近命河臣管理河务，辨其水势，疏其故道，严察下吏，重其考成，如果能实心行之，庶或一劳永逸。
在新任河务总督人选上，康熙帝选人特别准确。靳辅感激皇上的知遇隆恩，孜孜图报，十六年三月接受任务以来，四月初就立即赶赴宿迁总河行署就任。总河行署原在山东济宁，后又移驻淮安清江浦。这总工署的一再迁徙，标志着治河中心已由单纯保运转向了全面治理。勒辅莅任之初，除随时向幕宾陈潢请教之外，并“遍历河干，广谘博询”，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
经过研究我国历史治河利弊、得失，勒辅主张继承明代河臣潘季驯“筑堤来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再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他细细体会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方针”的谕旨，在《河道敝坏巳极疏》中，批驳了只知“保运”，不求治黄的错误做法，提出了统筹全局，“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将治河应行事宜分拟《经理河工八疏》呈交给皇帝。
《八疏》每疏一事，都提出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五项工程是：挑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清口一带河身之土，以筑两岸之堤；挑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引水二道；加高帮阔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涧至周桥闸；残缺单薄堤工，构筑坦坡；筑固沟、翟家坝一带堤工，并堵塞黄淮各处决口；闭通济闸坝，深挑运河，堵塞清水潭等处决口，以通漕船。其三项保证措施是：钱粮浩繁，须预为筹划，以济军需；请裁并合工冗员，以调贤员，赴工襄事；请设巡河官兵，共六营五千八百六十名，配置浚船二百九十六只，以经常维修，保护堤坝。
各项工程初步估算需银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余两，后逐步增至二百五十万两。需用人夫数量亦很大，仅第一项工程每日即需十二万人，加上其他各处工程，每日约需二十万人。
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因“今需饷维殷，且挑浚役夫，每日需十二万有余”，也易生事端，所以建议说：“先将紧要之处酌量修筑，俟事之日再照该督所题，大为修治”。
然而，康熙却不赞同议政王等人暂缓实行的主张，而支持和鼓励河道总督靳辅继续论证，说：“河道关系重大，应否缓修，并会议各本内事情，着总河勒辅再行确议具奏。”
勒辅经过反复筹维，再三地勘阅，于十六年十月《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此疏对前一方案稍做调整，如挑浚黄河人夫，因以侉车（独轮车）代挑，并将工期由二百日延至四百日，故可从原拟每日十二万人减至三万人。再如，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之引水河，原拟二道，因年内已挑浚一道，故再挑一道即可。原拟二、三、四疏所列各项工程仍坚持原案。勒辅声称：“急宜修筑，断难议缓”。此外，疏中对个别工程还有所补充。如，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海口挑浚工程，于原定遥堤之内加筑缕堤和格堤。以缕堤束水，以遥堤、格堤防冲决。并以同样方式修筑清江浦以上至徐州黄河两岸的堤工。此方案可谓周详。
勒辅的治河方案坚决贯彻“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支持。十七年的一月，经议政王大臣等的重复商议，康熙帝批准施行。支给正项钱粮二百五十余万两，限定三年告竣。
在康熙帝的决策下，从此，清初大规模治河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鱼龙难辨，知错能改
在治理黄河方面，勒辅取得成功，但是淮、扬水灾未见明显好转。原因何在？康熙为察明原委，决定南巡。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七日，康熙东巡山东，亲登泰山之后，轻驾驻于郯城红花铺，治河总督勒辅等来朝，康熙对他说，由于“黄河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