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些，康熙认为：人之勇怯断不可以相貌而定，也不能以其地位的高低、尊卑而定。至于一个人能不能领兵打仗，他认为首先在于能否镇定自若，舍身忘死，至于军机事务，临期酌量，难以预测的，惟在领兵大臣善于观察，相机而行。用兵须主意坚定，若主将仓皇，那士兵就会乱了，对此，康熙举出了赵申乔的事例，夸奖说：以前在偏沅平知时，赵申乔挺身走在前边，部下让他到后方以防敌人鸟枪，赵就笑着说：如果我发生不测，我的后代还能官职俸禄，和我活着有什么区别？赵虽不熟悉军事，但打定主意后就不畏惧退怯，给他的部下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做一名将领，不仅要有勇有胆，不怕难不畏死，除此之外，还要有识见。康熙帝主张一应军务粮饷皆应由将军负责。在他看来，如果一位“将军只知统领兵丁，与米粮运输之事无涉”，往往会被他认为是胸中没有主见，即是无将军之才的人。
晚年的时候，康熙帝用昭莫多战役的亲身经历，还说明将领与将领之间应互相配合，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取得大的胜利。当时噶尔丹遇见康熙帝亲率的中路军后便连夜逃遁。此时的左右大臣都劝康熙帝撤回，康熙帝则觉得自己既然亲征前来，不见贼徒，如何就骤行撤去？便坚持不撤，认为自己留下来没准会有些其他方面的用途。果然，逃遁的噶尔丹不久就遇上了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遭受惨败；接着西路军的粮饷也发生了不足，坚持不走的康熙帝就迅速派出人马，将中路军初次运到的粮食迅速调运到费扬古军中，又把第二次的米也送去了，第三次运到的粮食除了留有十八天的兵士口粮外，其余也都全部送去，使得西路军将士未得饥饿，大胜而返。
对此，康熙谈及体会，认为多亏自己未回，若听大臣等言，中途撤去则两路兵丁怎么能立功奏凯而还呢？好的自己没有走，要是自己走了，谁能从大局出发，调度军粮和兵员、马匹等应用物资，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呢？由此使康熙认识到，将领们在战场互相配合的素质非常重要。
自此之后，康熙要求军中将领不仅会带兵，会打仗，既懂战术，也有实战经验，军事、粮草也都要管好；还要了解军情，掌握变化，总之需要具有全面的能力。因此，他提倡武官，甚至士兵也要读兵书；认为武职虽以骑射娴熟，身体健壮为要，但如果不知读书，则不如兵法。由此他作出规定：考武官生，要出题考兵法。
康熙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就是由于熟读了许多兵书，吸取了古代兵法中切实可用的原则和办法，才具有丰富的军事素质的。然而，他又反对死读硬背、照搬兵法的教条主义。他说：“《武经七书》，朕俱阅读，但言火攻水战皆居虚文，若依其言行至，断无胜理”，所以他认为用兵应以实践为主，再去结合兵法知识，灵活运用，必能取得胜利。
9．可靠为德，忠厚为德
假如将康熙帝论才与其子孙皇帝雍正、乾隆作比较的话，几乎可以说句歇后语：“康熙论才，以德为本”。
在康熙亲政之初，在朝廷政治事务的处理上，康熙本身有着勤谨的作风，御门听政也形成相当完备的体制，这似乎就意味着航船待发，万事俱备了。但是且慢，从事一项事业，尤其国家政治，光有自己的忘我精神，光有完备的工作制度，还差了些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是干部队伍，凡干一项大事，没有人，能行吗？总不能让皇帝一个人家里家外地忙活吧。所以说，有了政策，有了制度，有了目标和理想，固然是好的，但是这一切还必须得由人去完成的。
官吏队伍俗而言之就是人才的队伍。才就是办事的能力，与此相伴的是德。德是人才使用自身才能的标尺，是对才能的管束，也是对才能的激励，这就是才德矛盾。这也是任何做领导工作的人都不能不特别注意的问题，在选才中，康熙帝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
领导者也是人而不是神，领导者本身也有相应的才德矛盾。对此康熙和讲官熊赐履有一段对话，从中颇可以照见康熙之忧虑和基本之人才观。
康熙帝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何用？”
熊赐履回奏说：“圣谕至此，诚知人之要道也。”
不久康熙又对讲官说：“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与诸臣何以不交勉之？”
熊赐履说：“为政端在得人，所以取舍升降之人主施政的大权，最应当审慎使用。”
康熙颇为感慨地说：“知人难，用人难，政治之道，全在于此。朕若不尽心，不可得也。”
接着又说：“论才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之言，洵为笃论。宽宏容纳，正所以开言之路，而使人得尽其言。舜之六智，全在于此。”
在谆谆言论之中，可见康熙皇帝的人才观大略，正因为如此，康熙对人才要求极严，对选官任人亦十分关注，尤其对其任职资格十分认真。譬如在任职资格方面，要求官吏必须出身清白，尤其注重门第，他明确说：“官吏俱限身家清白，八旗户以下、汉人家奴、长随，不得滥入仕籍”。
这一说法从当今的文明观念看，未免是过苛的，属于那个时代和阶级观念支配的，但在下层社会中，确有些人受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制约，道德教育不够，耳濡目染有不可改造的恶习，所以康熙这一说法也有他对的一面。此外，康熙皇帝说不得“滥入仕籍”，并不是要把门关死，只是不准不合格的人员进入干部队伍。
至于朝廷重要官员，康熙的态度更是明确，诸如朝廷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礼部等部院官员，必须是科甲正途出身方能出任。由各级官员保当或花钱捐买出仕资格的人，一律不能充任。关于这方面有一个例证，在顺天乡试主考官的人选上，内阁中有人提议让高士奇出任，康熙却否定此议。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高士奇虽然是一代才子，但却不是进士出身。由一个非进士出身的人作乡试主考官，合不合适？固然，人才学问本不在出身，但若非命运特殊，该有学业出身为什么没有呢？这是一个矛盾，各人尽管有各人的理解，但康熙此举可为用心良苦了。还有一个例证，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御门欲定龚佳育补副都御史员的空缺，但康熙却说龚异途出身，能有现在的职务就够了，当副都御史是不行的。
当然了，上述二例都是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能任职，更多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康熙某种策略性的决定。
在官员任用中，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确立和控制权的掌握。清朝对新官员的提拔，原本是“会推”制度，即朝廷由于需要，从下级官员中挑选人选，这一人选须自九卿会议推荐。此做法谓之会推或廷推。会推有它的好处，众人眼亮，集思广益，可以推选出优秀人才。但如果推荐者心怀叵测，希图结党营私，那可就坏了。发现这一弊端后，康熙说：“廷推事关重大，或举或否，原许各虑所见，倘众口附和，而无一人争执，岂能无党同之弊？……
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康熙十年他作出规定：“凡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寺卿等，凡缺员不再由会推产生，而是由升转各官开上名单，由皇上亲自来决定。而话又说回来，凭着康熙帝的一向惯例，他必须是咨询于学士和大学士之后才决定的。咨询的内容一般内容是：名次在前者是谁，其次为谁，正职和副职其人如何，居官如何，其人厚重否等等。正因为这样，由于和大臣常于御门听政时见面，尤其对阁臣如熊赐履、李光地等”不仅才学、品德方面早已有所了解，甚至每个人的性格他也早就熟悉了，加上自己时时有意无意地在其他大臣面前评价他们，对其他大臣也就必然产生劝导作用，所以每当将他们作为人选提出来征求意见时，由于耳熟能详，大臣们往往会顺着皇帝过去的评价发表意见。
从康熙帝一生的言论行为来看，一般说来康熙帝比较倾向于选拔实用型的人才，尤其着眼于使用稳健老成的人才。他说：“有才之人办理部务有益，忠厚之人亦于衙门有裨。在部院年久者，亦有一二有才之人，所以不升者不谓概谓无才也，不过因其守故耳。朕听政有年，见有人或有才，辄专擅部部院事务，实为可畏，必忠厚有才乃佳。”
由这段话可见，康熙皇帝所说的已不是一般的人才思想，而已进入到涉及统治权力的微妙心理状态，尤其是担心其所选人才的可靠性，以防权力旁落。康熙用人，固然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于人才上，康熙仍是相当保守的。
10．亲贤臣，远小人
康熙在位末年，江南总督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诬陷别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相左，噶礼由此怀恨在心，便寻找机会，欲将陈鹏年充军东北的黑龙江。康熙没有同意，觉得陈很有才学，便将陈鹏年调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仍不肯罢休，又密奏康熙，说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兵”的诗，诗中有对康熙怨恨不满的情绪，宜从重整治，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仔细地阅读了陈鹏年的诗，并未见到陈鹏年诗中有任何对自己怨恨悖谬之心，再仔细读噶礼的密奏，看出噶礼完全是深文周纳，挟嫌诬陷。
于是，康熙召集众臣，在朝堂上当众宣布：“噶礼其人总爱惹事生非，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一点声誉，他就想方法加以诬陷，居然密奏陈鹏年的虎兵诗中有凶恨悖谬之心。我仔细读之后，见诗中根本没有这种意思，这不是诬告是什么？凡卑鄙猥琐的小人，其手段伎俩，大都是这样的，我岂能受这种小人的欺骗？”
康熙说完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兵诗公布于众，让各位大臣们传阅，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康熙给噶礼这当头的一棒，的确是起了杀一儆百之效，使那些心术不正、好忌恨、诬陷别人的大臣心生惊惧，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使各位大臣为国家大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再无事生非。
【异点】大胆用人，有错则改
清朝是满族人统治的天下，故此，在为官用人上，朝廷大大抑制汉人在朝庭为官，至使许多有才能的汉人得不到重用。而康熙则一反其他几位皇帝的做法，敢于大胆重用汉人不论满人汉人，只要有能力，皆可位列朝堂，这是其用人最突出的一方面。
【胜点】用人得法
自古帝王皆离不开用人御权，康熙也不例外，他在用人上更有他人所不及之处，多用忠勇之人，长用贤德之人，委用忠良之人，重用立功之人。有了这些人的忠心辅佐，让他开创了“康乾盛世”成为一代英明之主。
【焦点】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疾，忠言逆耳利于行”，自古贤臣多以忠言进谏。小人多以谗言误国。生活中也是这样。多听有利有益的建议总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