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门听政是皇帝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对国家实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手段。但仅此远远不够，所以才有康熙一生的六次南巡。
说起南巡，当然其最主要的一个任务是治理黄河，但同时也有了解民情、考察吏治的目的在里边。巡视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想用这种巡视的方式达到上述目的，显得有些勉强，也有些难办，无论如何微服私访，要想知道全面且准确的情况，尤其是想借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指导全国政治的目的总是显得虚幻。再说皇帝出巡、私访还有巨大的风险，皇帝的行动不可能没有人知道，若知道了，地方的官吏就可以做手脚，那皇帝得到的情况就有可能是假的，可能会被欺骗。
就像药用久了，细菌、害虫体内会产生抗体一样，到了康熙朝后期，由于皇上在位时间久了，一些官员对康熙皇帝的脾气、性格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懂得了如何周旋、应对，所以，吏治问题更加突出，于是，除了出巡，康熙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注意了密奏方式的使用，即除了听那些他十分信任的大臣之外，他还很注意听取非正常途径的启奏，并把这看作自己的特别耳目。他说：“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这实际上说出了密奏的威慑作用。
凡事都有利弊两面，密奏当然有优点，但密奏也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事情，有受命大臣外出情况的汇报；有下面一时还不知道其来源的密报——为配合密奏行为，皇帝还专门派钦差大臣拆阅密奏，而这一部分密奏可以说是密奏的主要内容，操作起来比其它正常的奏章要麻烦得多。
早在康熙四十一年，督抚就有密奏和捉拿歹徒的特权，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情况，掌握更多的下情，康熙帝在其执政后期又特别规定：从京官到地方官的所有兵官，只要够级别的就有密奏之权。
显然，康熙皇帝看重密奏有他的道理，关键在于它有着平常的启奏起不到的作用。譬如在康熙五十年，就是因为密奏，江南科场作弊案才被揭发出来，江苏巡抚与主考官协同勒索考生银两，因之查实，并得以重处。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密奏有其好处，但它的弊处也不少。康熙认识到，密奏较难甄别和控制，用密奏陷害忠良也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说：“稍有忽略，即为所欺。”与平常奏报受欺的弊端相比，陷害忠良这一弊端当然更为可怕。
与密奏相辅相承的是风闻言事制度，它基本上是由科道官执行的，也就是说由言官来做事。在康熙朝，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在清朝以前，御史属御史台，给事中属门下省，故也称科道官为台省和台谏，其作用就是充当皇帝的耳目。他们地位不高，但职权可不小，不过与密奏相比较，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康熙朝对它关注更早。
所谓风闻言事，就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启奏政事。其利弊大约等同于密奏，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有时不无裨益，有时反有可能把事情弄坏。既然弄坏事情，当然还必然会陷害好人。
一般情况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朝中或地方官吏中出现了隐藏很深的罪大恶极者，或者权大势大的人，那么启奏的人为了保全自己，同时又能揭示出问题，往往会用一种婉转的语言假托听说如何如何，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需要细加区别，举一反三，以发现隐情。
就风闻言事这种政治手段来说，历史上也是原本就有的，在明代就似乎用得十分充分，所产生的弊病也比较突出，因而清初的君主们用这种方法特别警惕。明代风闻言事的恶果是十分可怕的：官员们结党营私，左右朝政，特务横行，清白不得自保，因之朝政黑暗。于是，为了吸取明代的教训，康熙的父亲顺治帝一度命令禁止风闻言事。康熙继承父志，并说：“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因而严禁风闻言事。并于十八年亲自组织了一场关于风闻言事的辩论。
对朝中文武官员来说，那时一场令人记忆犹新的辩论。在那次辩论中，康熙一方主张禁止风闻言事，以吏科给中姚缔虞为代表的一方则主张风闻言事，姚的论点是自从禁止风闻言事以来，言官的精神都萎靡不振，天下言路闭塞，邪佞无所顾及。姚的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康熙考虑到许多因素，一时没有纳用，相反在这次辩论中，言官还受到了徇私好名的批评，这样做，康熙皇帝有目的，应该说是有意而为的。
也就是说，复行风闻言事，当时时机并不成熟，能否复行风闻言事，康熙帝犹豫不决，在等待，伺机而行，需要找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突破口才好。
到了二十六年，康熙皇帝发现大学士明珠的所作所为侵害到了皇权，由于他的权势过大，众官都不敢正视他，这时康熙想到了风闻言事，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明确宣布了要复行风闻言事制度，并说：“凡参劾贪官，其受贿作弊处，因身未目睹，无所对据，恐言事不实，不行参劾者甚多。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敬非通同受贿，何以深知？天下岂有通同受贿，而尚肯题参考是乎？自来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时及辅政大臣停止。今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私仇参劾者，必须审明，果系挟仇，自有反坐之例……”
——大意是说：只要是参劾贪官的，贪官受贿作弊时又不在场，没有办法对证，这样参劾者就会担心参劾的话与事实不一致，为此取消参劾念头的人特别多，这是不合理的。现在偶尔也能收到一些弹劾的奏章，但依据的证据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也没有参与受贿，怎么能知道得那么确切呢？难道只有参与受贿了，才会愿意参劾，世上有这样的人吗？国中过去本来是有风闻言事先例的，被世祖皇帝和后来的辅政大臣停止了。现在再启用它，贪官就有可能因此而害怕，这样就好嘛！参劾也有弊端，容易被人用来陷害别人，这就需要加以甄别，如果发现有挟私陷害者，自然有反坐的惩罚措施。
终于等到了成熟的时机，也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康熙帝就堂而皇之地为风闻言事开了绿灯，将言事的人扶上了正座。从上面的话语来看，康熙皇帝在其中确认了使用风闻言事的必要，并提出了约束的办法。于是，风闻言事在当年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着湖广巡抚张沂被揭露，风闻言事者，分管山西方面监察工作的山西道御史陈紫芝被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接着，大学士明珠被弹劾，他的许多罪行公诸于众，五位大学士很快被撤换了四位。
战果的确非常可观，至三十九年十月，康熙重申了风闻言事的必要性：“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风闻人奏。”
从此，风闻言事作用大大发挥，然而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由于拿不到最终的实据，受参者又拒不承认，受到风闻言事弹劾的噶礼换了个地方仍然当官，为此康熙皇帝非常窝火，但也没有办法。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但也是天下众官勤而有治的天下。做皇帝的做事要靠下臣，众官不尽力，皇帝也会无可奈何的。
就像前面所谈过的密奏一样，每样事都有其利与弊，风闻言事也自有其短长，康熙帝取其长，避其短，使这一制度发挥了它尽可能的作用，这就是智慧。
6．注重亲察，兼听密奏
康熙说过：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患在知人难，用人不易。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实政必有实心。“政在得人，不在官多”。意思是说，只要用了得力之人，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郝维讷奏日：“浙江巡抚李之芳请复设推官（各州府掌理刑狱的佐官）。臣等察核推官一职，康熙六年已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裁撤。后来山东巡抚刘主躅，御史万泰、孙锡龄都先后请恢复推官一职，都没有批准，凡是各省的刑名、府、州、县官俱有专责，推官原属冗员。李之芳的奏请，应该不必讨论。”
康熙接到吏部的转发报告，批示说：政在得人，不在官多也。
吏部尚书郝维纳又奏：碰巧推荐福建按察使，正式候选人是山西参议张所志，候补候选人是福建参议王国泰。康熙问：何人所举？答日：魏象枢、田六善、李宗礼、徐告武四人推举张所志；宋德宜、田六善、余国柱三人推荐王国泰。康熙问：王国泰为人如何？宋德宜回奏：臣在户部，王国泰做司宜，知道他有才能，办理能力强。康熙又问：张所志的为人怎样？魏象枢回奏：臣做御史的时候和张所志处于同一职位。后来他调到其他地方任职，听百姓说他操守廉洁，政绩不错。
康熙听了之后，对候选与候补候选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官员任命上，康熙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将左右地方或所属的经济、治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但各部门官员上任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还要应付康熙皇上定期或不定期的考察。
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察吏所以安民，民安则天下自安。康熙考察官吏的主要办法是通过职能部考察、亲察、密奏，而且尤其注重亲察，兼听密奏。
康熙经常采取的方式是亲察，主要是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考察的办法很多。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官员们，离京赴任之前，他们都要向皇上告别，这就是所谓的陛辞，即陛见皇上，接受圣谕。接见时，康熙总是毫无例外地有针对性地和他们研究时务，提出要求，通过对话，做初步考察：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走马上任，告别皇帝，君臣间研究了防止当地兵丁闹事问题。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皇上和他研究了禁陋规、节约开支、整治官员队伍的问题。
皇帝知道徐在山东巡抚职位上，为官一向比较清廉，因为前几任官员都不称职，所以才将他升任此职。并且特意对他说：“源洁则流清”，你是大官，务必要自己做好，起到表率的作用，官员们自然就不会再作奸事。徐感激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提出了一套禁止陋规，节省开支的计划，他上书回奏皇上说：凡是营私舞弊的官吏，莫如钱粮火耗，臣在山东曾经严禁。现在漕运陋规，巧立名目，积习相因，不可枚举。比如漕运过淮河，按例应当盘难，可是经营官员专事勒索，以致旗丁穷困，盗卖漕粮，亏损国课。臣到任后，一定要彻底清理，以解决军民的困难。至于额设标兵六千人，臣衙门没有防守的任务，似应酌量裁减，以便节省军事开支。前任漕运官原为满官，故所有的文件皆用译员。臣是汉人，奏疏只用汉字，所设译员也应该裁掉。官省则弊也省，似于地方有益。康熙听了，表示赞成和扶持。说：这些应该做的事，你到任后立即向上奏报，朕自然会批准执行。漕河事务原属一体，凡是河工有关漕务者，你可就地处理，不必推诿。其属下官员好坏，应当多加细访，查证核实，方可入告。“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劝。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惩”。至于待所属官员，不要过于刻薄，他们各有难处，你应该平等待人，那么下属官员就心悦诚服了。徐旭龄闻言非常感动。奏报说：圣谕明见事理，臣一定仰体遵行。臣今天就出都门，离开京城，去天日远，犬马之情，不胜依恋。
徐旭龄说完就走了，离开京城去上任了。
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盛京刑部侍郎吴什巴陛辞，康熙帝对他说：朕闻盛京地方，有很多光棍地痞无赖，相互打官司告状的人很多。你前去审理诸事，慎重行事，不要带有偏见，感情用事，一切从公出发。朕还听说盛京刑部遇到审理案件时，别的部门以及旗人各官都参与其事，纷至踏来并坐在一起，干预所审案件。过去北京也往往有类似事情发生，朕再三申饬，现在已经没有此事。你到那里全力解决此弊，公事公办。
通过陛辞时的考察，不仅让皇帝对新任官在上任前的思想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官员也可以对自己所要面临的新的职务的责任，主要面临的问题，在心里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这样到任后就可以尽职尽责。康熙对各个地方的情况知道得特别清楚，这样下达谕旨时就不限于抽象的说教，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导。地方官赴任后，仍然会经常被皇上召见，以便就当地情形及兵民生计等问题面加询问，考核优劣：任命其他官员赴任前，康熙帝也往往令人引见，通过谈话掌握思想动向，接见注重实效，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二十五年三月，康熙对各省的布政使及按察使乃各府的佐贰官员入京朝觐之事，通告禁止，原因是他考虑到途中往来要浪费钱粮，为了防止各方官员借端苛派，私相交际，搜刮百姓、扰乱民众，以进京述职为名，却去游山玩水，以至擅自离开岗位，玩忽职守，这一禁止通告是必要而及时的。
康熙出巡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察吏治、安民生。出巡时亲察的特点是察吏治与察访民情、听取民间反映相结合。他深有体会地说：凡是居官的好坏，惟有舆论的反映可以鉴别。
如果一个官他是好官的话，老百姓就会极力赞扬，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官的话，当你问到老百姓，他们肯定会含糊其辞，支吾搪塞。一个官员是否称职，由此就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亲自阅读官吏的奏章中，康熙也会由中考察官员的品格修养、思想以及工作态度，奏章是向皇帝奏明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能空话连篇，华词燥语，套话成堆，凡是专务阿谀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华之类的奏折，康熙都严格指出，甚至会给予处分，使其他人不要效仿此类。
在注重亲察的同时，康熙也比较重视密奏，所谓密奏即偷着打小报告，随着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各级官吏都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真实情况，把密奏折看作他的特别耳目，与亲察相辅而行。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八日，他晓谕大学士说：朕命大臣皆奏密折，关系重大，此即明目达聪、消息灵通之渠道。所密折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知之。凡是一切奏折，都由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道有密奏折，不知道其中所言何事，自然各加修省警惧。你们可把此意传达到九卿官员。
显而易见，有密奏就是在告诫文武官员要尽职尽责，千万别作非份之想。密折来源不一，各级官员都可以密奏。四十一年十月，康熙帝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都可以密奏，有的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述职时，受皇上命令，把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密告给皇上，有的钦差可以专折密奏。密奏曾经收到过一定的效果，这样皇帝就增加了一个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有些用别的办法难以查清的问题，经过密奏就可迎刃而解了。
五十六年三月五日，六十四岁的康熙对大学士说：地方有事即当据实奏闻，前者四川人民流往贵州地方的很多，贵州巡抚密奏，可知四川巡抚的无能。江南三江口地方，朕曾驻跸，此地盐贼多在芦苇茂密的地方躲藏，地方官员并不查拿。至于山东地方盐贼，于沿村买卖之处，散盐于百姓，竟然卖高价，以至官盐壅塞不行，商旅受害，地方官既不查拿，也不据实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