牦牛运输大队不仅给部队送来了吃的、用的物质食粮，还送来了大批的书籍报刊以及办公用具和篮排球、红绿色纸、各种颜料等物资；更重要地还送来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彩色挂像150套，还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告藏族人民的布告，这些都给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人民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
牦牛给全师指战员送来的礼物中，还有从遥远的故乡带来的家信和爱人的情书，以及亲朋好友的佳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大家经过昌都战役，又驻守在遥远的康藏高原上，对家中和亲朋好友的书信就更感到亲切了。这些书信，给每个干部战士都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增添了温暖。连队也抓紧这个时机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保证我们师在昌都驻防期间的粮秣供应和支援和平解放西藏的运输补给，我们师在昌都地区就派出四个采购站，设立了17个兵站。紧接着我们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分别在玉隆、邓柯、昌都和丁青设立了四个办事处，下辖若干个兵站，组织中路和北路的牦牛运输。
1951年4月，昌都以藏族上层爱国人士为主成立了支援运输总会，各个宗也都分别成立了支援运输分会，以组织成千上万头牦牛担负支援运输。察雅宗的支援运输委员会，在1951年4月12日就接受了从妥坝运往昌都25万驮的运输任务；芒康宗从1950年10月13日起至1951年4月中旬的半年中间卖给部队牦牛1100头，羊2000只，往察雅驮运物资1000多驮。在康北和昌都地区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大力协助下，仅我们师从1950年11月初至1951年8月初的9个月中，在昌都各宗就购买了牦牛6044头，羊8400多只。加上我们在进军拉萨的艰苦岁月里，总共采购了牦牛3万多头。
藏族用牦牛支援我们进军和驻防期间的运输要超出上面数目的若干倍。据了解，在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以前的近5年时间里，仅康北的石渠、邓柯、玉隆、德格、白玉、甘孜等八个县即先后出动牦牛20多万头次，昌都地区从1951年至1954年底用牦牛支援运输的物资达50万至60万驮，两个地区的藏族人民总共参加支援运输的牦牛达100多万头次。这些牦牛，不仅默默无言地给部队运来了大量物资，而且还是我们在冰天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我们进藏指战员一提起牦牛总是情不自禁地赞美说：“康藏高原上的牦牛为我们贡献出了一切，功劳最大!”
然而掌握金沙江以西的战区情况，也是“知彼”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其难度则又有过于对藏军情况的了解。在向甘孜地区进军过程中，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特点已有所体验。我们的预定战区属藏东高山峡谷区。
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地形条件下与藏军这个特殊对手作战，应该采用什么战术?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分批集训了营、连、排三级干部。不少干部受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经验的影响，偏重于考虑如何突破对方的坚固设防，在这方面提出许多具体问题。例如有些同志提出：战区有很多喇嘛庙，有些寺庙的墙壁厚度达一米左右，一座寺庙就像一个大碉堡群，如果藏军据守寺庙顽抗，我军要遵守宗教政策，既不能开炮又不能使用炸药，光靠步兵火器又难以奏效，怎么办?提出这类问题，说明一些干部对藏军和这次作战的特点缺乏深刻了解。
军部认为，在这次作战中，我军在兵力、装备、指挥、技术等方面都占有全面优势；而藏军的最大优势则是地形熟悉，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强，骡马多，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速度快于我军，单兵战斗力较强。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的一着是要能抓住他，不要让他逃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坚守，我们都求之不得，消灭他的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他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与之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解放全藏的任务。
因此，就战役目的而言，我们应将藏军主力聚歼于昌都地区；对每次战斗，则力求就地全歼。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把如何抓住藏军作为组织指挥战斗的首要问题解决好。总之，我们只怕抓不住，不怕歼不了；只要抓得住，必然能歼灭。这些意见被大家接受。战术思想统一了，然后便围绕如何才能抓住藏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胜利信心。
为查明金沙江以西藏军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方面的情况，154团2营进驻邓柯后，曾多次派出侦察小组过江侦察。每次往返三五日，深入数十公里，只遇到少数群众。群众对我军在江东的情况已有耳闻，热烈欢迎大军早日过江，并反映了不少情况。6月22日，154团首长又派团侦察排过江，沿着通往昌都的大路侦察。约10时左右，在距江边约20公里处，与数百藏军遭遇。对方正在卸装休息吃饭，数不清的骡马牦牛撒得漫山遍野，看来毫无戒备。他们一发现我军便乱作一团，仓皇后撤。混乱中竟有十多匹驮马和几十头牦牛向我方跑来，为我缴获。但当他们见到我军人数有限时，便整顿队伍，倚仗人多势众，骑上马呐喊着向侦察排冲杀过来。
那天率领侦察排的是一位见习侦察参谋，他本可乘对方混乱后撒之际，从容指挥分队脱离接触，撤回江东；即使藏军赶来，也可依托有利地形，发挥我军火力优势，采取交替掩护的战法，有秩序地后撤；同时可以派人骑上缴获的马匹，急返邓柯报信。倘能如此，则这一仗因是对方首先发起攻击，而我是被迫自卫，政治上我有理有利；军事上我虽以少敌多，仍可在予对方一定杀伤后全师而归。但可惜的是这位参谋却因经验不足和判断失误，作了一系列的错误处置：他派两名战士赶着缴获的牦牛、驮马后送邓柯；命令两个班就近占领左侧高地担任警戒，而以另一个班继续前进，查明情况。
结果，前出的班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藏军冲散，另两个班也难以抗住对方潮水般的冲击，只好向江边且战且退。担任后送和报信任务的两名战士，因牦牛行动缓慢，待赶到江边时，后面大股藏军已追上来，因而未起到报信作用。邓柯听到枪声，团政委杨军急率两个连过江接应，但藏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攻击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这一仗双方互有伤亡，我方包括增援部队共牺牲、失踪25人，伤26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藏军交手，也是我军从进入甘孜地区到昌都战役发起前的五个多月中，同藏军进行的惟一的一次战斗；同时是我们在向西藏进军的整个过程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战斗的结局令人痛心。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有侦察排本身的问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主要问题来自领导，应主要从领导方面总结教训。首先是派武装小分队到藏军控制的金沙江以西进行侦察，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必然引起西藏当局的惊恐不安，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产生疑虑；再是既然要派小分队过江侦察，却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足，缺少应付多种情况的预案。
派小分队过江侦察是经我同意的，这是我决策上的失误。当时我是偏重于从军事上考虑问题。6月22日战斗情况报军部后，军首长认为我们过江侦察的做法不利于争取西藏当局，批评了我们，命令过江的分队撤回江东。后据了解，同我交火的藏军为第三代本一部，约400人。这个代本是部署在昌都地区的藏军中惟一编制人数为1000的代本，战斗力也是最强的。
第三代本的主官牟霞·次旺仁增，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据说他曾向西藏当局拍过胸脯：赶不走“汉军”他不回拉萨。那天战斗时牟霞不在军中，负责指挥的是个如本，战斗中为我击毙。
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军原计划是来邓柯设防的，经过这一仗后，因惧怕过于前出孤立被歼，又迅速撤往距邓柯六七十公里以外的郭堆、生达地区。这次战斗，藏军主动向我攻击，不仅暴露了他们决心以武力与中央相对抗的顽固态度，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军事上认真加以又对待；同时，通过这次战斗，也使我们对藏军的素质、战法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这股藏军以数百之众乘马攻击我一个仅有三十余人的步兵侦察排，在侦察排指挥失当的情况下，仍未获全胜，且本身也遭不小伤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军战斗力的确是不强的。
在师先遣支队紧张进行进藏准备工作的同时，留驻川西眉山地区的师主力，则根据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以主要力量投入眉山、彭山、蒲江、洪雅、丹棱地区的剿匪作战。刘振国同志调军部工作后，上级没有及时委任新政委，阴法唐副政委以师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主持后方部队的日常工作。到当年7月，全师共消灭土匪9800余名，胜利完成上级下达的剿匪任务。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同时，师还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既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建立起革命秩序，为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彻底扫除了我进军西藏的障碍，使我军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师主力在完成剿匪任务后，立即全力转入进藏准备工作。
7月20日，师召开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阴法唐同志作上半年工作总结，对进一步做好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要求；副师长陈子植同志作了《坚定意志进军康藏高原》的动员报告。部队一片热火朝天，准备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广大官兵冒着盛夏酷暑进行军事训练的情景，极为感人。为了增强在高原上的负重行军能力，许多战士偷偷地在小腿上绑上沙袋，在背包里打进几块砖头，每天不知多流多少汗水。
先遣支队同师主力虽然关山阻隔，但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先遣支队在前方的情况除报军部和西南军区外，都及时通过电波传到后方。有时我还可以用报话机直接和后方的同志交谈。后方的同志为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操心忧虑。当听说我们一度因运输困难而吃不饱饭时，后方许多同志也寝食不安，犹如自己挨饿一般。后方的同志经常以先遣支队的模范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我们也不断把后方部队在剿匪、发动群众和练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先遣支队中进行宣扬，使前方、后方很自然地开展起革命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师的进藏准备工作。
8月28日，师主力于眉山举行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和谭冠三政委到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的几天，部队便由陈子植、阴法唐等同志率领，在驻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分批乘汽车沿着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开进。9月中旬，先后抵达甘孜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此时，部队土气高昂，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西南军区和军首长征求对组织昌都战役的意见。两级首长的战役思想很明确：这次战役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也可叫做政治军事仗，其目的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因此，绝不能打得不痛不痒，不打则已，打就要打痛他，要打歼灭战，要通过这一战彻底打破西藏当局的幻想。我军于7月8日、7月18日先后上报了对当前藏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对用兵的建议。我部认为，我军大举渡江后，昌都藏军有可能凭险顽抗，但更有可能将主力西撤拉萨。其西撤道路主要有北、中、南三路：北路，经恩达、丁青、索宗、黑河(那曲)，转道南下到拉萨；中路，经恩达、洛隆、边坝、嘉黎、太昭到拉萨；南路是南下邦达，经八宿西折到拉萨。
三条通道比较，北路地势虽高而缓，多草，便于大部队特别是骑兵运动；中路地势虽比北路复杂，却是人烟较稠密的产粮区，是马帮常走的道路；南路有很长的一段处于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间，山高谷深，地势险要，部队离开道路即难以行动。根据道路情况，昌都地区藏军更有可能沿北路和中路西逃。据此，建议战役应实行南北呼应、正面牵制(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
具体意见是：以进驻巴安(今巴塘)之53师157团先行渡江，威逼宁静(今芒康)，诱使昌都藏军主力南下增援，使其陷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我52师主力则自邓柯渡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由北线西撤的通路；或在渡江后以一部迂回类乌齐、恩达，另一部则直取昌都，待南下增援的藏军主力发现我军企图时，则为时已晚，我则可收南北夹击之效。
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指于7月24日进驻甘孜。前指首长同我都一起多次研究了战役方案。9月5日张国华军长到达甘孜，他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十八军于10月份占领昌都，以促使西藏当局早日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争取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藏的批示；还传达了西南军区8月26日下达的《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师部秘书向张军长汇报了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来的基本情况和对执行军区、军战役计划的意见。张国华同志随即由李觉同志陪同，检查了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还拜访了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征询了他们对我军进藏的意见，了解了他们支援我军的能力。张国华同志最不放心的是52师部的后勤运输能力。当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向他保证马上就可以动员三万头牦牛，把向昌都运输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之后，他即下定了战役最后决心。
9月15日，军前指于甘孜召开作战会议。针对藏军以昌都为枢纽沿金沙江布防北重南轻的特点，根据西南局报请中央批准的关于“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集昌都而歼灭之”的原则，张军长宣布：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基本战役布置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集团由52师和军直炮兵营、工兵营、54师炮兵连，以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统由52师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