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人进入“人本”生命观，不能不首先提到孔老先生。中国文化虽然号称三大家学说并存，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儒家文化。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公认得令人甚至具体说不出孔子对中国作出了什么贡献。
我以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起码有这样四条：
第一，正是由于有了孔子，中国文化自走出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之后，没有形成一个一神尊崇的宗教。直到如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传统。佛教之为教，道教之为教，在其上层，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流派；在下层，莫过是重复了多神崇拜的遗迹，是弱者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一直是政治的附庸，文化的附庸，任何一个宗教在中国也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哪怕元、清两朝统治者那样愚昧、落后，也没有宣布什么宗教是国教，西方那种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过。
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了一两千年，但一直没有形成铁板一块的封建等级。自孔子之后，改朝换代不断，流浪子、地痞、异族酋长都有机会爬上权力的顶峰，而贵族豪门也会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两千年的中国史上，没有哪一家贵族是长盛不衰的，今日的贵族，明日的囚徒；今日的豪门，明日的乞丐，应是司空见惯的事。“学而优则仕”，“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任何一个有志气的男儿，都可以想象自己某一日捧印封侯。从汉魏的举荐制到唐宋元明清的科举制，为下层士民走出自己的阶层，留出了一条广阔的上行通道。正是这种上下可自由流通的社会结构，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这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
第三，民本意识深入人心。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意识起自孔孟，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意识不但被士阶层所重视，历代帝王也无比尊崇。唐太宗的《贞观政要》几乎通篇贯穿着这种民本意识。直到近现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仍然有浓厚的民本意识，虽然他们大半都是否定儒家不承认儒家的，但他们的实际行动正是“大儒家”。
第四，孔子思想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儒”的实际含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认定他为“士”阶层，大致错不到哪里。一般说来，他们不是统治者，却为统治者服务；不是被统治者，却能为被统治者请命。在中国，儒士应是介乎于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磨合阶层。类似这样的阶层，世界各国大半都有，但他们与中国儒士的差异非常大，即便是日本的“士”，也和我们的大不相同。中国的儒士大半都继承了孔孟的人格精神，以“敬天保民”为其人格主旨。一句话，他们大半认为自己只对“天道”负责，面对“天道”实现自我，面对“天道”不自欺。一个真正的大儒必得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功夫。这和西方的“士”、日本的“士”，只对自己的国王与将军负责，有很大的区别。正是由于有这么一批“士”的存在，中国封建社会才可能是超稳定的，因为这个阶层一直协调其中。人们如果不带有偏见，都无法不承认以下事实：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对天子的挑战与蔑视，秦末陈涉“将相宁有种，男儿当自强”的观念，刘邦作为一个地痞登上帝位，王莽敢于篡位，刘秀敢于夺权，南北朝的列国纷争与当时魏晋文化大解放不是两件事，本质上是一致的，最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集东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人物武则天。如果从文化上讲，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刘彻、魏晋文人群体直至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思想界来说，鸠摩罗、慧思、昙鸾、道绰、慧能、善导更是把这一文化推到了顶峰，一直到理学完全占了统治地位后，还出了宋代的苏东坡，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曹雪芹……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其实这四条，是一切人本主义社会必备的四条。西方社会虽然对此并不自觉，但今日的西方社会仍包含了这四条因素。从“生命观”的角度说，西方现代社会与古老的东方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对“人”的最充分肯定。就“肉体人”来说，西方文化对“人”的肯定，比我们更彻底一些，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与物质，社会性与个体性，西方文化作了全面的肯定。这并不是西方文化自己决定的，而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规律。
生命的本质力量，作为与宇宙同行同在同生同灭的生命的本质力量，能量是无限的，但它必须以具体的个体生命体为载体，在宇宙间最有资格做它的载体的，便是“人”。生命的本质力量，作为能量无限、智慧无限的生命，要充分展示自己，必须首先肯定人，高扬人。肯定人，高扬人，就是肯定和高扬生命本身，只有当这种肯定与高扬使人类不堪重负时，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才会进一步显现。
新千年，正是这个时代到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