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自欺”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广博的文化准备，“工于其事”是指“必有事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日都有“事”发，即发生与自己有关的事。小的就不必说了，凡大事必遵“道”而行，即是一以贯之的“不自欺”，真能不自欺，就是不欺天，成败得失不是你该管的，成败得失都要经受得住你个人的成败得失，只是“身”的，能不自欺则是天下的“成”与“得”。为了天的“成”、“得”，我自己的，是不须管的，想管也管不了。但，若一人真以天的成败得失为己任，自己的“成”、“得”也便在其中了，可以身寄天下，托天下。
正因为如此，“工于事”时必遵“道”，道亦无道，只是“器”。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孔子这里的“器”不是器具之器，一切形而下者皆为器，知识学问皆是器，想不自欺，必得“贤其贤者”、“友其贤者”，但终是为己心之道。
颜渊问为邦一节，王阳明有很好的解释，王阳明曰：颜子具体一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为文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之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于经，及诚身许多功夫，方始做得。此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岂便治得？
还是一个别忘了“器”层次的功夫。
“人有远虑”不是别的，是在具体“事”上是否达于“道”，否则必有近忧，不可理解为我们今日的“可行性策划”、“科学决策”之类。
臧文仲之所以遭孔子的贬谪，决不是由于他在鲁国执行了一些开放政策。孔子对此是不反对的，孔子对管仲的赞扬就是一个实例，孔子讨厌臧文仲就是由于他信巫信卜（见前文）。对于这种人，孔子决不宽贷，后人以“进步不进步”评判这则公案是典型的“歪批”。孔子对柳下惠的赞扬，亦不是出于礼教道德。
“躬自厚”即“内省不疚”、“一以贯之”，这种人自然“远怨”。这种人对人必是“恕”，何有怨生？
自己心里没主意的，谁拿他也没办法。“不自欺”的人，怎么能没有主意呢？
“言不及义”有两解，一是不探讨“近道”之理，二是不讲出自己对具体事的“不自欺”的看法，不在此前提下的一切学问皆是“小慧”。
真正的君子，质直于心，求诸己心，是最根本的。有了这一点，行为自是礼，言论必逊，事事都是真诚，不真诚也是真诚。这种人的“礼”、“逊”、“真诚”皆不是为了让人看，只为“近道”。
这里插一句，《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所谓“不自欺”就是还事物本来的“本末”、“终始”、“先后”，“一以贯之”就是“近道”。“道”只可“近”，不能直接“得”。“近道”便是“得道”，说到底是无“道”可得，可得皆非“道”。这是我们时时要把握的，须臾不可忘怀的。
这样的人当然不屑于“党争”，由于“党争”只能造成以“党”的概念蒙蔽己心，以宗派观念欺骗自我，以人废言。
“己所不欲，”不欲正是“不自欺”。“勿施于人”不是指的我不高兴干的事，也不可强加于人。这样解便是大错。子贡原来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那是假仁。孔子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我不自欺，不把自我欺骗的言行，施于人与事，也就是说我不做自欺的事。二者的区别是极大的。孔子这样做就是“恕”，因为我不自欺，就是上达天心，与天心一体，对于人“恕”与“不恕”都是“恕”。不离“身见”莫讲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