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段语录的真正注脚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 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此处问仁，实是问仁之用，和孔子回答颜渊的“仁之目”，大致是一个意思，但更明确。孔子这是在明确地讲“非礼”的运用。“不悔”、“得众”、“人任焉”、“有功”、“使人”，不都是与“宇宙—生命”系统整体和谐的结果吗？
佛肸（bi xi）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个故事和前两个故事的主旨是一样的，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不自欺”，真正的“不自欺”永远是活泼泼的，而不是僵死的，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孔子对此又作了十分精到的阐述。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未也。
子曰：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了“不自欺”，单一的不自欺、不知变通的不自欺，恰是自欺，被“知”、“信”、“直”、“勇”、“刚”的观念蒙蔽了，就会产生“荡”、“贼”、“绞”、“乱”、“狂”的毛病。这几则大半是指这一道理而言的。
其实，从这里我们也看出了儒学的弊端，这样的“学”，人们很难把握，说到底还是在意识领域做文章。这样，儒学被后人歪曲成道德学，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从孔孟儒到程朱儒不应只是朱熹一人的罪过，儒学自己不彻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细研《论语》，孔子当年也未必没有觉察到他的“一以贯之”的“不自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他一再提倡诗教。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不仅要讲求“直心是道场”，同时还要有诗人般的潇洒。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对于人来讲，只有一个“明白”是勉强可以说是属于你的。许多哲学家从各方面界定“人”，大半无一不是偏颇的，说“创造”，说“修养”，说“奋斗”，说“放荡”……如果细心思考一下，几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全宇宙因缘的聚合，全宇宙有一丝因缘改变或是不合，说“创造”，说“修养”，说“放荡”，说“奋斗”，都是白日做春梦。如若就在爱因斯坦思考“相对论”将成未成之一刹那，太阳熄灭一秒钟，这世界是什么样子？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相对论”又在何方？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动的各色因缘，全还归各自，剩给人们的还有什么？只剩下一个“明白”是还不得的，这个“明白”如果也还了，整个“宇宙—生命”系统到底是什么？怎么了？皆是不可说、不能说、无法说。
既然对于人，只剩了一个还不得的“明白”，人为什么不能好好潇洒呢？从生命的本质力量的特性讲，人类的最后归宿只能是“审美”。孔子讲“礼”，讲“诗”，讲“礼教”，讲“诗教”，其中明显是包含了这一点，不过当时的孔子，强调忧患意识有为法的孔子，在这一点上提得不明确罢了。这个不明确也只是和佛、道两家相比不明确，就儒家自己来讲，还是反复强调的。可惜的是，这种审美潇洒，在那个时代是不合时宜的。只有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可能性才可能被人类所承认。
孔子学说不是理论体系，孔子也不主张形成理论体系，但我们从他的言行中看得出他的真正追求，从他的爱憎中看得出他的真正理想。在孔子大力提倡美育诗教的同时，他对于猥琐的假道学是深恶痛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