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约全书——创世纪》看，西方人对“人”的思考，始终没有区分开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生命”与“生物”。在西方人那里，生命就是生物，生物就是生命。
“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旧约全书》中这段话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如果上帝真的是按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那人就应该可以目睹上帝，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人见过上帝的踪影。据说在海湾战争期间，打伊拉克的美国士兵曾在中东的大沙漠上见过耶稣基督显像，那是和画上一样的基督，且大了几万倍，并光芒四射。我怀疑那是不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任何人也无法证实上帝的真实存在，但人们又相信，上帝是每日每时都在关照着我们人类的。这便奇了，上帝不是按他自己的模样造了我们吗？为什么他可以见我们，而我们不能见他呢？
说是上帝造了人，可以解决一个大难题：人为什么会这么聪明？答：因为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了。这么说来，上帝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这种说法和原始的加拿大人认为一切有神，一切是神的安排，又有什么区别呢？
后期的古希腊人躲开了这个尴尬。
柏拉图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价值的尺度，也是衡量现在所没有的一切不存在的理由的尺度。
但是，就是这位柏拉图，又说了这样的话：“人……是一种温驯的有教养的动物。”
柏拉图的后人亚里士多德说得更露骨：“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
在古希腊人眼中，人与动物只是“量”上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生物性肯定了“人”，但这是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人，都无法接受的定义。于是他又说：“神的整个生活是幸福的，就人的活动同神的活动有某种相似而言，人的整个生活也是幸福的，别的一切动物中没有一种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分享沉思的能力。”
“沉思的能力”又是神性的了。神性又成了生命的根本，生命与生物仍然无法在概念上统一。
西方文化在一个怪圈之中。
人类不是在概念中活着的，人是活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的。既然古希腊人终于在人的神性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便勉为其难地为自己的动物性活着。于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享受”成了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
到了二十一世纪，“享受”作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这对于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人来讲，是不好理解的，但对于今日的中国富人来讲，未必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心理体验：“享受”好无聊。
人，本来不只是动物，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物特性，最佳的结局，必然是“享受好无聊”。
人呀人！好难。
强调了人的生命性，生命又是个抓不着摸不见的东西，只好归结为“神”，在寻找不到“神”的日子里，人类为了找到“神”，几乎牺牲了全部理性。
强调了人的生物性，生物就有生物的追求、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夺土地，夺能源，抢权利，抢金钱……文明的，在市场上、在桌面上夺、抢、争；不文明的，在黑道上、在战场上夺、抢、争……
争到了什么？“享受好无聊！”
但是，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还是要为自己的生物性需求争下去，抢下去，夺下去……“享受”虽然无聊，终是比贫困好，“享受”还是要发展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