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不是道学先生
孔子是提倡智勇仁的，但在给自己的孩子选婿时，却又是非常实际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虽陷牢狱但并非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犯罪的人，这种人回到社会一定会十分谨慎小心。而其侄女婿则更是一个很能审时度势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可以提倡各种学说思想，但触及到为自己的后代安排后路时，还是把可靠与稳定放在第一位，非常实在。
这就不是后来的儒家的道学先生们可以比拟的了。他们看门第，看地位，为了自己的面子、架子，很少考虑女儿嫁出门后的安危。《红楼梦》中的贾政便是一个典型。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不知其仁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求）？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直心道场、仁者心境、文化长卷
如果想抄，可以一直抄到《雍也》。
我们为什么不似一般的解《论语》那样，一节节地讲呢？
照理说，历代文人皆是如此讲的，连司马迁也不例外，我们从俗便可以了。
我们要提醒大家，那样做很容易不知不觉把人们引入一个个陷阱中。
在我们上面抄录的语录下面，紧接着的是这样一段话：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其实，你要不把“公冶长”、“雍也”这两大章，一节节孤立起来，也不要过分纠缠孔子对具体人的评价，你便会发现孔子无处不是在讲“性与天道”。
孔子的言行本身就是“性”与“天道”。
从“公冶长”到“雍也”，很类似一幅散点透视的中国画长卷。人们一定是看过《韩熙载夜宴图》的，更有徐悲鸿秘藏的《八十七神仙图》，以及着名长卷《清明上河图》。这样一些散点透视的长卷，如果就一个人物，一株花草，一栋房屋的研究，最多不过是给《芥子园画谱》增加一点资料，教给人们一些人物、花鸟、鱼虫、山水的基本技法。
那只是小孩子们的读本。
一般高明者当然不会陷入其中，他们会关心全画的散点透视的结构，以及这些画面显现出来的历史内涵，并且为此写出一篇篇的解构主义的评论。
但是，人们往往并不太注意这些画面的大面积“留白”处，尤其是它的“底色”，更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殊不知正是这“底色”才是生命本身。现在有的艺术家把这些“留白处”与整个画面结合起来思考了，别看有这样思考的，但也莫过是依三维空间的思维习惯，将这些“留白处”认作具象的“天与地”，即所谓可以省去的背景，这种思维便和东方文化大相径庭了。
在东方文化看来，“宇宙”无限，生命无尽，二者构成一个永恒运动变化的整体，整体也无整体，只有“当下”之人心，而任何“当下”的“人心”虽只是局部的片面的折光反映，但任何“当下”，也当是“整体”的全息。这便是“至善”，是只有通过生命的“心”才可以折射出的“至善”。人的能力就表现在他可以透过折射物，找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底色”，这便是心。这个生命的心正是由于一无所有，所以才会“目睹”至善，也即是目睹生命自己。你明白吗？你“看”一切，欣赏千山万水、林木花草、水鸟鱼虫，不正是在欣赏你自己的生命吗？生命在哪里？生命正是依托着一切“在”中的存在。
正是由于此，我们对孔子对所有个体生命的具体评价，都不可太看重，更不能从这些评价中引申出一条条的道德训条，而忽视了这些评价背后隐藏的孔子的“心”。
比如，孔子赞子贱的一段，并没有具体讲子贱贤在何处，而只是说，不要看天下大乱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使贤才完全泯灭。如果没有鲁国整体的文明传统，也不会产生子贱这样的贤人君子。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眼光，更是一种生命眼光。孔子之所以能如此敏锐，正因为他是“底色”。他一无所有，所以他能洞若观火一般欣赏一切出现在“底色”上的图像。正是由于此，孔子才会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克己复礼为仁”、“德不孤，必有邻”等等一系列洞天悉地的精辟论述。文明是不可能泯灭的，更不会出现整整一个时代、一个地球的大倒退，只是“至善”会随时随地随历史随环境而变化它的形态，你想知道它是如何前进的吗？这就看你是否可以战胜个人心灵上的各种时代的民族的角色的“迷信”而捕捉到它的“矢量”。
比如在我们这个社会，正如南先生所说，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人文精神都受到了剧烈的挑战，几乎人人都在哀叹人心不古。其实，这实在是隐喻着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的全面动摇。这种生命观，再也没有了在我国露头时期（孔孟时代）的那种文质彬彬的特点了；再也没有了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刚刚露头时那种强烈的正义感与勃勃的生命冲击力了。现代人几乎一切是为了一个“利”字，这一切令仁人志士们大为感叹，而又无可奈何。他们不了解，这正是以人这个有机生命体为价值核心的生命观的必然结局，以肉体人为中心的文化，走到极致，非这样不可。这一切不是今天才有的，当生命只认得自己的肉体载体而不认得自己本身时，这个隐患便埋下了。“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局面的出现，正是这种生命观的必然隐患，这不是用这种生命观自身的道德教育、行政管理等等手段可解决的。这只是说明一种新的生命观已经在母腹中躁动了。只有敞开胸怀迎接新的生命观的到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我们真正知道我本一无所有之时，我们就可以对历史、对历史运动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当然也不光是一种空洞的大势的判断。真正的大判断必然是建立在对具体人与事物的客观的准确的“毋自欺”的把握上的。如果说功夫，这是一个基本功，这便是儒家“正心”、“诚意”的初始功夫。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夫，冲破一切人为的“迷信”，就是功夫本身。这其中最忌的是被各种文化心理习惯障了眼，应该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孔子对子贡、冉雍、子路、冉求、公西华等人的评价恰如其分，不过分，也无不及。对于颜回的评价，更显出孔子的豁达胸怀，甚至承认自己也不如颜回，完全不顾自己的师道尊严的面子。因为他知道，他本是一无所有的，还有什么尊严可说？子路是对孔子卖力最多的弟子，子贡是对孔子照顾最周到的弟子，但对于他们的毛病，孔子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孔子对犯了错误的弟子更是毫不留面子，如对宰予。在孔子评价人物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严格性，分寸分量不会有丝毫的差错。为什么呢？因为他“空空如也”，任何影像在这“空空如也”中都会原形毕露不差纤毫。正如对一幅画，重要的不是模仿画家在每个局部的用笔特色，那是学不走的，正如齐白石讲的“学我者死”，中国人学孔就是专往这种死处学，而不是透过他的笔墨看他的思维方法、立场、观点，即找到他如何令自己达到一无所有的“心”的。
孔子的弟子们深知这种“正心”、“诚意”的困难，难就难在这需要时时刻刻战胜自己，战胜千百万年来人类形成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心理习惯，他们常常感到懂了些道理，就是不知该如何具体用心。所以：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害怕再听到什么新的道理。
说实在话，学习这种“正心”、“诚意”，比学一万条道德教条、知识材料都难。知识记不住可以强记；道德做不到，可以咬牙死守。而这种“正心”、“诚意”，往往是一听就明白，一用就错，不用还不行，用了多次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可能越搅越糊涂。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与人，事与事，都不可能有绝对的可比性，更不可能事先立定一些原则标准，因为一立标准，你那“心”就再不是“一无所有”的心了，错误立即就产生了。
这里的关键是，你有没有一个“止于至善”的追求。有了这个追求之后，一定要强调“直心是道场”。直心，当下便是“良知”。
这个观点往往不被人接受，可能冠以“非理性”、“主观唯心”诸如此类的帽子，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这是绝对的唯物主义。它是把人的意识，包括在人的意识中起作用的文化背景，都看成是“天理”的运动，只要直心是道场，你对某事物的态度就是这一刻的“天”对它的态度。人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都不是凭空在某一个头脑中主观自生的，这些东西都要服从于宇宙全息运动变化的作用。今天的科学家们不是已经发现太阳黑子的运动、月亮朔望的变化对人的心理有直接的影响吗？交通部门不是也发现了生命体的节律运动是有规则的吗？
只要你抱定一个“止于至善”的宗旨，你在一定条件下对某种“好色”的“好”，对某种“恶臭”的“恶”，就是“天理”的反映，就是“天理”本身，“天理”没有固定的标准，因为“天理”一无所有。
人们说，要是错了呢？那就改错，改错也是“天理”，所以君子不怕说出自己的不对与耻辱。“一无所有”会怕“改正”什么呢？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就是这个原因。这其中的辩证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向下发展，你会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因为你一无所有，因此也就没有偏见，孔子对颜回是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请看：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在这里是在说左丘明，实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见孔子虽然一无所有，但照样有着多么鲜明的爱憎观。
孔子对于一切文明的进步都会持褒扬的态度，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弟子、友人，哪怕是对自己有仇怨的人，如晏平仲，曾多次面折孔子，孔子仍要表彰他的优点。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不仅是自己的进步，也是在显天地之大德。无天地之大德，岂有人之德？“愚不可及”在现代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孔子口中，那可是对宁武子的赞扬！见不可为偏要为，不管是不是图一时的虚名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都是违背“天理”的，因为他们迷信“聪明”、“高尚”这些先入为主的道德概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一系列人的评价，其标准是非常灵活的，决不是南先生那种把“道”与“成功”分开的观念可以涵盖得了的，更没有什么死守的道德教条。至于后人把孔子对当时人的评价全变成道德教条，那是后人的事，与孔子无关。
孔子一无所有，所以可以肯定一切人的优点，这便应了他的原则“无友不如己者”，“三人行必有吾师”，但对于逆历史潮流者、宣扬迷信者，决不肯定。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这个家伙，为了安顿一个（卜卦）大龟，在房子上极尽豪华地装饰一番，他还谈得上有什么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