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论语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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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公冶长第五(2)

这种否定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只要你把这段语录和孔子骂子路、骂宰予的话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对子路、宰予、子贡,那是长者对少年人的口气,对臧文仲则是对异类的口气。

对于一些伪善的人,孔子也是绝不宽容、绝不客气的: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对人的评价决不会有过誉之词。这点在他对自己的几个弟子的评价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可以肯定每个人具体的能力,但决不轻易许以“仁”的评价。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关于孔子在前面对其几个弟子的评价中,孔子都回答“不知其仁”的阐解,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在这里,孔子又两次说出了“未知,焉得仁?”

前文说过,孔子从来不多说“天命”与“性”,也“罕言仁”。通过上述大量的孔子对人的具体评论,我们就可以与人们仔细讨论“仁”的问题了。

可以肯定,“仁”与能力、成功不是可以画一个绝对的等号的东西。如果可以画等号,孔子对子路、公西华这些极有能力的弟子,就不会不许以“仁”了。但也不能说,“仁”与能力、成功之类绝无关系,可以不计较成功与否,只有南先生才有那样的高论。

可以肯定,“仁”与文明也不是可以画一个绝对的等号的东西。如果可以,孔子对子贡、孔文子、左丘明这些人就可以称为“仁”了。

“仁”是什么?下文我们还会讨论,在这里仅就孔子这位仁义大师的心理意识活动状况,谈谈何谓“仁”的心境,也即“仁”的境界。

正如前文所述,“仁”之一字,在孔子的言论中,所见太多,太频繁,几乎让人感觉到“仁”无处不在,凡是高尚的东西,都可称之为“仁”。后人对此的研究也是歧义纷纭。

“仁”有三义:

“仁”即本体之德。这一点前文已述。天命(即“宇宙—生命”系统)的和谐运动(礼),使众生生之、养之、安之,这是最根本的“仁”,也是本体之仁。人间的一切似锦繁华,绝对离不开这个“仁”。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说,即是“宇宙—生命”系统自身整体的和谐运动(礼),使生命个体诞生,并得以赡养、行动、安乐、延续,进而又可以返照“宇宙—生命”系统本身,这便是“仁”。但真正的“仁”,恰是“一无所有”,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包容一切,肯定一切。正因为一无所有,也能摆脱一切,抛弃一切,否定一切,最后达到认得自己本是“一无所有”。

孔子语录中有大量的关于“仁”的言论,如“仁者爱人”、“仁者泛爱众”,仁者“恭、宽、信、敏、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知勇仁”三者的统一。孔子是依中国古文化的传统加以改造,进一步把“仁”引入了政治、教育、审美各个方面。

这些都是“仁之相”,也是“仁之用”。说它们是“仁之相”,就是说,人们也只能是通过这些“相”,了解本体“仁”的包容一切的存在。如果从本体说到生命个体、人间社会,这一切又都是“仁之用”。仁之相,仁之用,都不是主观自生的,都是来源于“宇宙—生命”系统本身的客观运动。

这个认识非常重要。我们一再告诉大家,东方文化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就是由于东方文化坚定不移地认为精神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同时认为精神运动本身也是来源于“宇宙—生命”系统的。外于“宇宙—生命”系统,一切都不存在。生命,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是宇宙中最特殊的存在,是“一无所有”的存在。

儒家文化最重视的是什么呢?你的意识中,你的“心镜”上,每时每刻都会有无比繁杂的变化,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象,面对这一切,你能作出最准确、最公正、最客观、最圆满的判断吗?

正如《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知静而后有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意识体验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加以描述,全靠个人自己去体会。用王阳明的话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知止”便是认得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宇宙—生命”系统运行的“矢量”,不管你主观上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当然还是自觉了好,这一“矢量”就应是你个人追求的方向。这便是孔门常说的:“要有一个做圣贤的心。”圣贤也非圣贤,这个要做圣贤的心,不是自己该如何超凡脱俗。这凡和俗,你是一丝也脱不得的,也脱不了的。真脱了,便是死人了。正是不超凡不脱俗,才有个真“圣贤”可做。因为那“凡”那“俗”并不是你,圣人也不是你,你不过是需要通过他们来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即“一无所有”的“自己”。对立的双方,一方没有了,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再者,真正认定了要做一个“圣贤”,实是指“宇宙—生命”系统在自身的运动中,生命之光一定会越来越扩大,不仅人征服自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人的文明程度也会越来越高,会从一种生命观进步到另一种更高级的生命观,更应知这也就是生命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直至发现自己“空空如也”。

举一个例子讲:南先生也好,其他许多的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的大人先生也好,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今天的人类是大堕落了、道德沦丧了,他们是真不知在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时代的人类是如何活的。我曾到过某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人头脑中除了迷信神鬼之外无文化可言,许多人可以去争食活着的“神鬼”的排泄物,这里人生活的苦难不去说了,还有大量传染病,梅毒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对于这样的人类,我们现代人,哪一个不是圣贤呢?但我们又超越了什么呢?我们不过是比他们早解开了一层关于自己的“迷信”。

再比如说,人类的生命观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今这个变化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今天人们有关肉身生命,即这种以有机体存在为基本特色的生命观,将受到巨大的挑战。今日我们围绕有机生命体为中心建立起的一系列文化都必然动摇。谁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这种意识来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生物现象、意识现象,即解开自己对肉身的迷信,相对来说,他便是圣贤了。

儒家的后人把“圣贤”二字理解死了、僵了,似乎天地间真有一个完全能超凡脱俗的“圣贤”好做。真正的圣贤恰是“一无所有”,不理解这一点,反而会造就一批呆子、傻子、伪君子。

这是“知止”,即“止于至善”的意思。

“知止而后有定”,这个“定”不是死定,不是练气功那样双目紧闭的入定,更不是巫术的那种邪定。实是认准了“宇宙—生命”系统自身变化发展的“矢量”,摆脱“神鬼迷信”、“道德迷信”、“肉身迷信”及其他一切迷信,从而寻回真正的自我而信心十足、绝不动摇。东方文化三大家都讲“信”。“信”之一字的正解便是如此。这个“信”也不是你的,是历史的“矢量”规定的。

有了这种“信”,这种“定”,心自然“静”了,不会再出现“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现象了。

这一段话,也被儒道两家的后人完全理解错了,为了不盲、不聋、不爽、不狂,他们便去拒绝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其实这对“心”来说,是更盲、更聋、更爽、更狂,因为没有这一切,“心”本身也就没有了。真正的“静”,在于不避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面对这一切,心可以更清晰地识透它们的庐山真面目。这样,理所当然要出现的盲、聋、爽、狂的状态,该出现的就让它出现,生命底色上的画面反而更明白了,更清楚了。“心”——生命也便清楚了自己是谁,从而在面临这一切时不致失去理智。

《大学》在这里说的“静”,指的是人的思想意识不被眼、耳、鼻、舌、身的肉身之欲牵着鼻子走,从而对“心镜”中的影像,作出错误的判断。

儒家所谓的修身就是修的这个,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这里有两个陷阱,是宋儒没有跳过去的,这便是“修涵养”、“修识见”两大派。王阳明说:“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中国古代不少人知道生命的本来面目,但一到具体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就迷了,就是在这两个陷阱里跳不出来。为此,孔子道: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以。

季文子正是吃了修涵养的亏,而通观《论语别裁》,正是让我们走这条死路。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这些吾党小子正是吃了“修识见”的亏,说了一大堆漂亮话,不知根本主宰是什么。《论语别裁》天高地阔,海“侃”河“侃”,就是不接触生命的本来面目,也属“狂简”之列。

面对这种情况,孔子要求在这个阶段的人们: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这有一个自我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清除“底色”上的污垢的过程。注意:这“清”是无清之清。

“静而后能安”。这个“安”,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火满三千大千世界也不动心”。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对“宇宙—生命”系统的“矢量”的认定,生命与宇宙本来同步同体,从终极意义上说,生命非照彻宇宙不可,真正的死是不存在的,只有载体的更换。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了。但并不是真让你明知享受也不要,明知贫贱也要死守,明知山要崩了也不逃脱,明知大火烧来也不避让。如果真是这样,不是呆子,也是混账。

这里要说到我们的南先生,他自己也教人要“不淫”、“不移”、“不变色”,其实那都是假的。这位老人家面对现在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文化变革,如声色犬马的泛滥等等,常常感叹不已,甚至要人们去学礼教的老一套,希望以孔孟时人的观念来改造今日的社会。这事实上足以说明,这位老先生是“淫”了,“移”了,“变色”了,“动摇”了。他根本不知道,“宇宙—生命”系统的“矢量”,即“至善”是动摇不了的,不管世界如何“变”。以你的眼光看是如何的堕落,如何的不堪入目,如何的腐烂透顶,都是直达“至善”的必须必然的步伐。

“安而后能虑”。如果能把我们上面说的一切都做到了,你的心就永远是一片晴朗朗的“天理”。一个蚊子飞过,你也能分出是公是母;万里山河崩裂,你也分得清是电影,还是真的地震山崩。这“虑”,是真智慧,真“明德”。

有了这种智慧,还能不成功吗?那也未必。这个“成功”是指人类全体的大进步,历史的大进步,宇宙的大光明,而不是某个人一城一地的得失,当然也包括一城一地的得失。“宇宙—生命”系统中没有了真正的地狱、真正的黑暗,如果有,那些也不过是一些“已知”领域而已。知它是“未知”,不正好是“知”吗?还是光明。

一切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正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我是全知,不为“已知”所局限的全知。

明白这些道理,再来看中国的美术作品,你便知“留白”的缘由了;你也知了中国画为什么是散点透视了;你就知了中国诗的气韵生动是怎么来的了;你就知了中国戏曲,马鞭一挥十万八千里的原因了。不明白这一切,想真懂中国艺术是万难的事。想用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某些观念来理解中国艺术,也是万难的事。西方人永远只会在“已知”中做活计。

明白了这些道理,再回头看一下孔子在“公冶长”一章对各类人的铁线勾勒。这些人物组合起来不恰恰是一幅历史文化的长卷吗?这个长卷的底色,正是一位伟大的仁者的一无所有的“心镜”。

你真该把公冶长一章,作《清明上河图》来读。

我们写了这么多,只是要真实地反映儒学的基本思想,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拥护儒学的这些观点。

这些观点就单一的个体人来说,实在是成圣贤的正确道路,但为什么千百年来极少成功的人,而且儒学越走越偏呢?这在于儒学太注重有为法,太注重个人的修养了,不明白真修养是无修养。在大量儒家弟子那里,“修养”也成了一种“迷信”了。

成圣成贤,是人类历史整体的事,是历史本身在扫除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又一个迷信。这绝不是所有的个人自己可以单独办到的,任何一个个人的一味单打独斗,到一定时候,非偏不可。

中国文化最后歪得不成样子,与儒学自身的这一弱点不无关系。相对地说,佛学、道学便避免了这种尴尬。(注意:这和南怀瑾的讲究功成身退的“道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