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伯夷叔齐事推断孔子会不会帮卫国君主平乱，子贡是自作聪明了。伯夷叔齐可以为殷商饿死在首阳山，那是他们自己认为的“仁”就是如此，与孔子帮不帮卫君何干？看来，孔子被后人误解实在不为怪，他的弟子也会用一个抽象的“仁”字来看他。可怜！也难怪孔子也会客气地批评子贡，“你我比颜回差得远”。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这段文字很有名，南先生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宣传他的道德修养说。我们不抄他的话，读者自己自可想见南先生会说什么，但我们想反其道而用之：
“喝XO吃牛排，席梦思上看电视，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贫且贱，于我如浮云。”
南先生，会得其中之意吗？“义”，宜也，天地宇宙之所制宜也，与人间义气无关。贫贱、富贵都不是我想要就能要的，不是和浮云一样吗？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南先生说：“根据这个话看起来，孔子总是在四十多岁、多到四十九岁说的。他说如果我能多活几年，五十岁以后学《易经》——《易经》是古代的文化——把《易经》搞通了，人生就没有大过了。”
南先生接着又说：“人多活一年，反省就多一年，人能知错处就是了不起的，所以孔子说这几句话，应该是这个时候。”
董注：小子水平太低，真不知南先生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话孔子早说过了，“五十而知天命”。学《易》，“知天命”，是一回事，终于知道我这个肉身人，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我这个肉身是生活在“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中的。我能认识这一点，我们便开始与生命本体同心了，我这个肉身人，也就会无大过了。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南先生说：“中国传统的文化《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都是雅言，是上古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说他思想言行，都是有根据的，足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董注：南先生，雅言，是一种以标准读音来念书的发音规范，与今日的普通话相似，与文字本身无关，不能说《诗》、《书》、礼皆“雅言”，而是“皆雅言也”。
孔子这样做，不过是显示他的文明，他会说普通话，这是一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他“继往开来”无关。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南先生说：“叶公有一天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答复他。子路的不答复，非常高明，因为站在子路的立场，他实在不便说什么。”
董注：凡讲此段者必大讲“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多么伟大，多么有“为学”精神。
其实，这段话是在讲子路与孔子的差距，一个真正“明明德”的人是不吝自夸的。因为他知他夸的不是自己。南先生，你小心掉到“伪君子”的行列里去了，虽然你未必自觉，子路也和你一样不懂这一点，所以孔子不饶他：“女奚不曰”，“你为什么不敢说？”明显是责备的口气。这一句是这条语录的“胆”。
敢于自夸，但不是不实事求是，这才是真君子。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古”二字引发了南先生一大堆议论，由于篇幅太长，不好抄下来。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多数中国人关心的。但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意义。我们只问南先生，孔子好的是什么“古”，孔子删书、编诗、编史，可见他不是一古脑儿继承，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古人传达下来的“道”。前文我们引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已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古董专家。可惜的是南先生讲了半天孔子“好古”，却讲不出孔子好的什么“古”。实在是个遗憾。
如果真知了孔子好的是什么“古”，也就知中国的古文化从未断过脉，直到现在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都在延续中国古文化的脉，只不过他们不用我们古代的文化概念罢了。
不懂这个道理，就不要奢谈东方文化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关于怪、力、乱、神，南先生的议论最典型：
“前几天有一个英国专门研究灵魂学的博士来找我。现在研究灵魂学，在世界各地都流行，这门科学绝不能轻视。假如有一天，科学证明了死后灵魂的去向，许多宗教将成问题，站不住脚了。其次，唯物思想将被完全打垮，连影子都没有了。世界文化也将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基于唯物思想，因而从事科学发明的许多科学理论，乃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其他许多哲学上的观点，都成了问题。”
“另一个观念：今天全世界是科学的时代，但我们站在政治学哲学或人类哲学的立场，看这个时代的文化，则是充满了怪、力、乱、神。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满了这四种气氛。什么是怪呢？多得很，如美国人的裸奔，中学生一二十人围起来站着吸大麻烟等，全世界奇奇怪怪的事很多。报纸上刊登的许多奇闻，等于在提倡怪事。每登一次，就会引起效法者。像毁容案，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残酷的手段，自从报纸上登了一次以后，接连就发生了许多同样的案子。这是社会上‘怪’的现象，遍地都是。‘力’，西门町的太保打架，动不动刺一刀，电影上、电视上柔道摔跤、相扑比赛，肌肉打得越响越好。在我们中国学武术、讲武德的人看来，觉得好笑。‘乱’，思想纷乱，社会的变乱。‘神’，加上神怪的事情。民间迷信的组织，新兴宗教各个派系的兴起，除了已被取缔的鸭蛋教，以及正受注意的统一教之外，还有很多。现在新兴的宗教性组织有四五十种，问题都很严重。”
董注：我们对这一套议论的基本评价是四个字：“似是而非。”南先生头脑中装了一个幻想中的纯净世界，他以这种幻想的纯净世界为坐标，看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结果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社会不是乌七八糟的。孔子时代是如此，我们今天的社会更是如此，好似社会永远好不了，只有那些退居深山老林的隐士会好一点。南先生对人生社会现象，没有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作历史的分析，所以会出现一古脑儿的大否定。南先生否定的东西中，有的是妖魔鬼怪的回光返照，如鸭蛋教之类，当然要否定。有的社会现象则不该否定，如体育比赛，其实孔子也是提倡这些东西的。有些东西则明显是有进步作用的，我们不能因为从终极的观点看是站不住脚的，就忽视了它现实的进步作用。我不知南先生对现实生活作了这样的判断之后，又怎么解释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的自信。
难道“天生之德”只能孤立地表现在某一个人身上吗？若是如此，孔子的自信又从何而得来呢？一个自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是绝对孤立的人，会有什么自信？一个人的自信，一个明了“道”的人的自信，不是对自己某种观念的自信。像孔子这样的人能那样自信，是他可以从乌七八糟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历史进步的“矢量”，这种“矢量”都是一粒粒珍珠散落在荒草丛中，就看谁能发现。能发现者，才会有真自信。孔子的伟大就在他善于发现这些珍珠。有关这一点，前文已反复介绍，现在看孔子下面的语录。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段的最好注脚是“学而时习之”、“观过而知仁”。不可把“师”字解死了，以为只有比我高明的人、可以教导我的人才是我的老师，或者是说，他不好却可做我的反面教员等等。那就会如南先生一样，把包天括地的东方文化，局限在“道德教育”上了。记住，一切都是为了“学”，为了“知仁”，即知历史的“矢量”，知“至善”，从而“明明德”。既然肉身只是“我”生命的载体，既然生命从终极意义上必然主宰宇宙，既然历史的每一个步伐不管依我们的主观看法是多么龌龊、混乱，也都是历史的必然步伐，“我”怎么会失败呢？“我”怎么会被桓这样的人害了呢？在这中间，“三人行”的“行”是最重要的，与三人行必是有事，处理事、观察事、行事、办事的过程——“行”必是我师，“三人”不是师。
一切都是这么平常，一切都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我在这荒草般的社会生活中，你们也在这荒草般的社会生活中，我每发现一颗“珍珠”，都会毫无隐瞒地告诉你，你们只会惊叹我的发现，却不会自己去发现，还以为我对你们隐瞒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隐瞒。我和你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你们只会在荒草中叹息、埋怨，我却是在荒草中发现珍珠。你们看见流氓打架、社会动乱，便会大喊今不如昔，我恰从这里看到旧的文化快完了，正在挣扎；新的文化正在敲响人类社会的大门。你们从科学的进步看到了“人心不古”，人们的享受心理越来越严重；我从这里看到“明德”的普照，看到历史的“矢量”正是利用了人的贪性，使“明德”逐渐普照宇宙。所以：
子曰：二三子以为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南先生对此四字，只是就字面上讲了讲，与一般书比，了无新意，我们就不抄了。我们以为此四字是儒学的入门之教。正如孔子自己说的。“吾十而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这是教人“立”的基础。东方文化为什么重视这种教育呢？莫外乎两点，第一，明“道”必从观自己的心入手，即观“明德”，也即是观己之“知”，久而久之才会无内无外，无人无我。文、行、忠、信四字恰是向内的。第二，发掘“仁”的实际存在，即“至善”的具体存在，也需要首先内观。如果不懂这一点，而是以文、行、忠、信为最后的归宿，迷于此四字，那反而离“道”愈远了。“文”，当然包括“科学技术”，孔子时代不可能明确提出这一点，但绝对不会把“科技”排除在“文”之外。但若迷于“科技”，以为“科技”万能，那就会造成更大的困惑。如果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在自己名扬四海、硕果累累时，问一问我的成绩从何而来、又当向何处去，就必然追踪到“明德”的存在。没有“明德”，你连自己都找不着，还谈什么成就？同时你也会进一步明白，任何科技都不是万能的，只有当它融入社会历史的合力中才是有价值的。任何科技进步又都会是双刃剑，真正避免双刃剑效应，又不是科学家个人可以做到的。以此类推，你一定会发现“礼”与“至善”在中间的绝对决定的作用。从这里，你也必然认识到：生命的本来面目决不是一介肉身可以决定的。
就具体的个人来说，谁也不能如“宇宙—生命”系统本身那样全知全能全德全仁，但你的生命活动都是它的一部分，也不是一部分，个体而整体，整体而个体。个体是整体的全息，而整体必以个体为表现，否则无整体可言。所以：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个体生命不可能获得终极性全能全知，抽空了内容的“圣人”这个概念，也只是“大学”的一个范畴，可能“在”，可以“有”，但未必真在、真有。或曰，“在”与“不在”都不可说。真正的圣人，只是生命本体。具体的肉身人，能是“君子”便可以了。
“明明德”，关键在“有恒”，对“文、行、忠、信”，恒而不迷，到终极便是“圣人”了。但这决不是单一的道德修养可以办到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摆开“文、行、忠、信”以观“心”之实相。反过来说，明“道”只能在最平常最自然的真实生活中才可自然达到。
李卓吾把本段末节文字“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说成是吃紧处。我们往往很难做到不犯这三种错误。其实，能知自己会犯这三条，便是“持之以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