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几年，我对《红楼梦》的闲谈与爱好受到了红学界的善待。包括李希凡、冯其庸等在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与《红楼梦学刊》向我约稿，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参加过在辽阳、哈尔滨、北京、北戴河等地召开的红学年会，我也有机会结识了海峡两岸的许多红学家。中国文人应该感谢《红楼梦》，给了大家多少趣味、快乐、谈资、话题，还有了机会这样那样地发挥，包括难免的生拉硬扯、郢书燕说、指鹿为马、念念有词！不要太埋怨太伤心太气愤于红学领域的胡说八道，这也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题中具有之义，至少是初级阶段所难免的现象。您觉得谁在胡说八道，指出来就是了。还有人要听，要说，那就姑且说下去与听下去。又能如何呢？
九一年春，烟花三月，应江苏同行们的邀请，在江苏老作家文夫、艾煊、海笑等的关心下，由赵本夫、刘坪、俞胶东等文友陪同，我与妻子一起访问了南京、扬州、镇江。特别是看了扬州的瘦西湖与瓜州古渡，镇江的金山寺。白居易、杜牧、李白等对于扬州尤其是瓜州的吟咏，“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幽远豪情，与法海和尚的据点金山寺有关的白蛇爱情故事，来到了实地实景，就更加陶醉了我们。文学遗产确实为我们的行旅增加了浪漫的色彩。江苏省委文教书记孙家正同志的接待，与众文友的交谈说笑，粪土丑类，也令人十分开心。当时相约再来扬州看琼花，结果一别就是十六年。时隔十六年后，新世纪的零七年再次乘船夜游扬州运河与晨游瘦西湖，在徐园欣赏清末民初狂士“风先生”吉亮工的对联：“从来名士多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我为下联不免顿足叫绝。导游谓此联是讽刺徐园的主人军阀徐老虎，其实未必，耽酒云云，当是自嘲。唐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句，也是正面意思。或者可写为“从来名士耽书误，自古英雄佩剑游”。比原联就差了老鼻子啦。
而整个扬州的面貌一新一旧（许多地方恢复历史上的繁荣美丽旧观），叫人何等的感慨，何等的快乐！美酒美食美景，文士文友文心，永远温暖，永远感动。
一九九一年夏，我先在北戴河的环境干部培训中心休息游泳，后到辽阳参加红学会议，看到了那里曹氏先人的遗碑。又游了一回千山。在沈阳也与一些文友会面。
一九九一年秋，我收到新加坡作协负责人王润华教授的邀请，要我去参加在新举行的国际作家周活动，同行的有陆文夫偕夫人管毓柔，另外有年轻的美女作家黄蓓佳。文化部外联局以积极的态度办理此事，虽然拖了几天，使我未能赶上作家周的开幕，但我还是赶到了。许多有关领导同志包括吴学谦、李铁映等关心并支持了我参加此项活动。我也感谢其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贺敬之代部长，此次，他未提出异议。
值得感念的还有舒婷，我得知我的航班是经停厦门以后，告诉了舒婷。我不知道舒婷怎么会有办法进入厦门机场的供已办理过出境手续的旅客休息的隔离区的，在隔离区舒诗人与我见面。风暴已经过去了，朋友们都在平静下来。
我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迎宾馆，在一片热带植物之中。校舍位于丘陵山坡，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我们在这里还第一次吃到了榴莲，对之颇有好感。宾馆内是不准吃这种有一股气味的果品的，我们就在室外将之处理。文夫夫人这边有一亲戚，他们的新加坡之行十分愉快。我也跟随着享受双份的招待，有作家周主办方即东道主的，主要是王润华教授在张罗。另外还有管女士的姨妈的。我发现文夫吃任何宴会都不忘掉要一碟炸花生米，使我发现了他这位“美食家”的浓重的泥土气息。蓓佳友善平和，自得其乐，她的在场，增加了人们的喜悦。
新加坡的美丽、清洁、秩序、文明与富裕也给人印象至深。
我同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更多地采取民间立场的一些作家，如陈美华等，并经他们介绍，访问了被有的人称作那里的鲁迅的方修先生。同时也了解了新加坡解散了最后一个华语大学，确定了以英语为国语的经过与有关争议。
九一年的新加坡之行，大体顺利，它的意义是开始了我在离开文化部部长岗位后的极其大量的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人文游学讲学之旅。好事情、好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
果然，九二年我又收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瓦拉那节组委会的邀请，去参加该市的瓦节庆祝活动。瓦拉那是澳洲土著语言，意为春天，瓦拉那节就是春节。
与我同行的有杨宪益夫妇。我们共同在香港停留，在机场的饮食“广场”吃中式快餐，我要的是一碟炒面一个汤。我们到了布里斯班，在那里讲了一些中国文学的情况。杨先生则吟诗一首，开始两句是“才过中秋又逢春，布里斯班气象新”，后面两句忘记了。当然他的这种诗远远不如他的打油。我还记得在一次晚宴时他老喝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讲话。据说他的夫人戴乃迪也是酒仙。在我担任部长期间，去外文局（那时外文局的领导关系在文化部）谈工作时顺便看望过杨氏夫妇。那时杨先生已经不担任英语《中国文学》的主编了，由我担任。我去了杨家，发现他们的顶棚上的灯泡坏了，我便登上桌椅，为他们换了灯泡，此事给他们留下了印象。当然，早在八十年代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他们翻译过我的《夜的眼》、《蝴蝶》。
杨先生在一九九零年党员登记开始时提出退党，部领导决定开除其党籍。后来有一位外宣方面的中层领导干部，也是熟悉杨的人对我说，其实应该弄清楚杨的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如果是11时A.M.前所说，是应该算数，应该负责的。如果晚于上述下线，则应该考虑酒精作用的因素。这个说法并不正式，但有此一说，仍可立此存照。这里有相反的例子，安徽省某诗人曾有暂缓登记的考虑，有关领导与他周围的友人，做了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没有出现其它情况。另一个不在安徽的诗人，曾被作协新换的领导考虑“劝退”，有关纪检领导没有批准这种处理，而予以登记。总而言之，不要搞得什么什么都那么尖锐化，这是大局。
我想起那几年有一位某刊物主编，当年名义上在师范学院当过我的学生的，我说的是冯立三同志，他对我说，各级干部，还是要“保境安民”。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琢磨头。对于执政者来说，保境安民是头等大事。事情仍是宜和，宜解，宜安，宜稳，宜祥，宜缓，宜五湖四海，九州岛月圆。是追求和谐稳定还是追求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血战、你死我活、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这样一个治国方针的问题早已摆在我们的面前，早该作出正确的选择了。
参加布市活动时我们见到了当时旅居该地的黄苗子与郁风夫妇。他们的儿子在此地教书，是极好的数学家。我还见到了一位老同学的子弟，他给了我一大包人造首饰，竟被我一股脑儿丢到旅馆里了，惜哉。
在布里斯班我与当时任州政府办公厅主任的汉学家陆可文先生有过很好的会面与交谈。他对中国的事务颇有了解，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二零零一年我访问墨西哥时恰好碰到了到访的原澳大利亚驻北京使馆文化参赞周斯，周先生告诉我，如果胜选，陆可文将担任澳国外交部长，但该次他们的党没有成功。到二零零七年初冬，他以工党领导人的身份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现任澳大利亚政府总理。更多的传媒则将他的名字写成“克文”了，不知是不是我当初搞错了。
活动后杨先生在那边多逗留了些天，我则首先应邀去了堪培拉的国立大学讲演，主持与翻译是英国的詹乃尔教授。他曾任外文局的专家，是他翻译了鲁迅的诗集。在堪培拉我欣赏了是时正盛开的郁金香，温度相差无几，但是郁金香在悉尼就长不成。公路上车水马龙，尽是从悉尼到堪培拉的赏花人。
在澳国的首都，我有机会得到我国驻澳的石大使招待，并与文化参赞楼小燕女士有多次共同的参观活动，楼原任驻法使馆一秘与驻悉尼文化领事。她的英语法语都通，她的中学时期是在英国度过的，当然英语极棒。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点“爱尔兰咖啡”，是带着鲜奶油与威士忌酒香的咖啡。此前，除了常例(regular)咖啡外，我只知道点卡普奇诺与意大利蒸汽压出来的浓咖啡（expresso）。说起我离任后个别人的态度和说法，她甚至流出了眼泪。临离开堪培拉时我请她在大学宾馆吃了袋鼠肉，感觉大致如鹿肉牛肉，还不错，但可能是量太大了，第二天我的消化很不好。
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时澳大利亚的大使是经济学教授郜若素（RossG．Garnut）先生，他文质彬彬，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抱有极大兴趣。还在我的任命没有正式公布以前，他就急着要设宴一叙了。我与他们夫妇都比较熟悉。九二年我二度访澳时，他也已经离开外交官的职位回校教书。他招待我到他的一个大庄园去玩，那里有宽阔的土地。一起吃BBQ（烧烤）。最有趣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有过特殊经历的经济学者林毅夫先生。林先生是在台服兵役期间游泳过大陆来的。他的生命转折的方式方法，他的拐点，是非常青春非常体育，非常激情，也非常浪漫的。却原来不仅政治的理念与能力会影响人的一生，体育与体力也是关键的因素。他后来创办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在政协的活动中，我常常有机会聆听他的高论。而郜教授也时而到中国来参加经济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