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顺。
古时候善于以道治国的人，并不是以道来教民人（那时并无如今的“人民”一词，故我有时用民人，有时用百姓，有时用庶民有时用人众来谈老子的民字）聪明，而是以道来教人们愚傻。
民人为什么难以治理呢？就因为他们的智谋太多。所以说，以智谋治国，就是国家的蟊贼与灾难。而治国不用智谋，才是国家的福气。
懂得这个关于以智治国与不以智治国、以愚治国的这样一个治国模式问题，就算有了 “玄德”了。玄德是多么地深远而且奥妙啊。与一般的浅薄的思维模式是相反的，或者说它是从一般的浅薄的思维模式返回到大道来了，表面上看我说的这些都市反话，实际上这样才能一通百通、理顺一切事物与内心。
这里老子又把治国的事扯到智与愚上头来了。一般人，看得到的是智的功用与好处，愚的可怜与坏处，叫做智荣愚耻、智行愚止，智美愚丑，智强愚弱，智胜愚败。但是惯于逆向思维的老子看到了智有其大大的坏处与反作用。智多了会产生狡诈之心、机巧之心、阴谋之心、争胜之心，智多了还会产生不平之心、不忿之心、不老实不听话之心……当然不如愚傻好。愚傻虽然智力显差，然而比较本份，比较淳厚，比较好管理。
这里老子说出了中国许多统治者这样想却未必说得如此直截了当的话。看来，中国的反智主义是源远流长的。
他们只考虑到民是否难治，却没有同时考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看来，发展的观点、进步的观点，还是近代以降、在受了列强的许多气、许多污辱宰割以后，国人才树立起来的。 这种反智主义与愚民倾向，是中华民族曾经暂时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根源之一。
但同时，老子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民的智谋的恶性泛滥化，责任在于统治者，是由于治国者即统治者的滥用智谋造成的。这个判断又是精辟感人的。以少数人，尤其是君王以一人而控制管理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治理一国之民，不动点心眼是不行的，什么二桃杀三士，什么围魏救赵，什么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什么卧薪尝胆，什么西施美人计，所有的春秋战国统治者哪个不是绞尽脑汁，挤尽坏水，殚思极虑，以求统治顺利并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的？
而且中国是最最重视计谋的国家之一，你读东周列国志，老子的时代正是计谋大盛的时代，所谓三十六计，所谓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所谓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顺手牵羊、调虎离山、隔岸观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上屋抽梯、偷梁换柱、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已经普及为今天的全民文化。不仅在备战、外交等大事情上，甚至于报批、立项、申办、经商、求职、求学、购物、交友、爱情、亲情、对上、对下、对老师……一直到说话聊天点菜查询什么事，无不计谋连连，有时不免令人感到诚信与实话的稀罕与珍贵。这是我国社会风气上存在的历史残余问题之一。呜呼老子，奈何奈何！
我想国人重视计谋的原因可能在于从春秋战国到后世，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太长，夺取政权的斗争太残酷太激烈，权力的争夺全靠实力靠争斗靠武力更靠心智计谋，靠心黑手辣计高一筹。把本来追求的以德治国的泛道德化理念，以民为本莫失民心的民本理念，沦落为使用计谋迷惑对手以挫败对手的计谋手段，变成了以谋为本，变成了政治的计谋化、人生的计谋化直到婚姻家庭的计谋化。这是很值得叹息的。
老子的观点是治国不能靠计谋，只能靠真诚、靠老老实实，靠不扰民不害民不骗民不玩弄民人。靠计谋治国是国之贼，是偷国窃国坑民攥民。不以智治国是国之福，对百姓诚实守信用当然是国之福、民之福。
中国文化讲计谋本来也是对敌国，诸葛亮对吴、魏两国诡计多端，对蜀汉则只有忠心耿耿。只有曹操之类的被认为是奸雄的人才相传他会对自己人讲计谋。
老子早就预见了计谋化的危害，他的警告语重心长，有大智慧大眼光。但是他的用愚来取代计谋的药方是一种空想，他的这种对症下药失之简单，类似于以毒攻毒，实非理想。你的毛病出在智上，我的处方就是愚，这很简明也不免廉价。以绝对的愚来解决民之难治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国之羸弱灭亡，这与用无为的绝对化来解决为之不当的问题，用不执的绝对化解决总有失之的一天的问题一样，它等于是用自杀来解决难治的慢性病的痛苦。
其实民之难治是体制问题、法制问题、“游戏规则”问题与观念问题，当然还有生存环境与历史传统、有文化素质与教育、有风气与各种实际问题……并不是知不知智不智愚不愚的问题。
以为用知与愚的讨论能解决治国理政的问题，迹近玩笑。
发出勿对你治下的民人使用智谋的忠告，则是对症下药。但不等于药到病除，公共管理上的痼疾，不是一旦可以根除的。
当然古代的智愚之说，也可能与今天的语义不尽相同，可能古代的愚字中包含了更多的厚朴的正面含意。有些专家为了维护老子的伟大，把愚字尽量解释成正面的德性，恐怕也不算实事求是。
他的批判计谋化是天才的，他提倡愚本身就太天真了，与老子的天才不相称。只有用合理的道德规范，用严格的逻辑规则，用实事求是的提倡，叫做大兴务实之风，用正确的与令人信服的价值观念，用完备公正的法制法治逐步压缩计谋的地盘，取代计谋的天下，用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原则，用先进的理想与实践才能最终削弱与结束过度计谋化的价值取向。
计谋仍然是会有的与必有的，但必须辅之于诚信、忠实、诚恳、透明度与可监督性。
我有一个爱说的话，大智无谋，因为大智不会过分依靠计谋。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顺。这一段，老子又是一番感慨：深矣远矣，与物反矣，这里的反最好解释为相反而不是返回。如果是与物同返回，是用不着加“矣”的感叹性语气词尾的。连用三个矣，“深啊，远啊，与外界的（一般的）认识相反啊”，比“深 啊，远啊，与外界一起返朴归真呀”更有感叹性。
稽式即玄德说也有新意，老子的玄德与孔子的仁德、仁者爱人说出发点不同，孔子的德性是一种情操，一种道德良心；老子的玄德是一种智慧和体认。孔子的德性是伦理学概念、价值概念。老子的玄德是哲学、是认识论概念。把握了稽式了，把握了大道运行的模式了，才是大德。仅仅主观上爱这个爱那个哭这个疼那个了，你能真正有助于被你爱的人们吗？
所以我上个世纪就屡屡说：理解比爱更高。即稽式的正确性比情操的善良性更重要，道比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