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了这些狐朋狗友的福，头一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我虽然并不精通咖啡的门道，但是恪守了起码的职业道德，决不用“雀巢”的速溶产品冒充“哥伦比亚”来骗人，每天晚上一开窗，都会有一些已经在后海喝高了的路人嗅着香味儿进来歇歇脚。另外一些顾客，就是师范大学的学生了，他们来这里约会、过生日，临近考试的时候还会霸占一桌子，摊开课本，通宵抱佛脚。尽管学生常常点最便宜的软饮料，但是我也从来没轰过他们，反而还请他们吃奶酪蛋糕。而比较大单的买卖，还得数一些小公司的包场。b哥和马流氓都给我介绍过一些，有的是做产品推广，有的是工会组织的“扑克牌大赛”，有那么两次，一个曾经在中俄边境蹿来蹿去的二道贩子居然把“招聘会”也开进了我的咖啡馆，面试那些漂泊在北京的俄罗斯野模，弄得满屋子都是香水和羊膻味儿。
“真应该给你们准备一钢管儿。”我打量着“娜塔莎”和“冬妮娅”们白晃晃的大腿说。
“我们这次就要五个，明天就装车皮，拉到广东的夜店。”那个改行贩卖人口的家伙说，“男人越矮的地方洋马越吃香。”
当然，我这儿承接的大部分公共活动还是比较高雅的，比如说出版公司的新书发布会，或者某青年诗人的“朗诵会”什么的。那种场合，来的都是一些劲劲儿的年轻人，男的带黑边眼镜，女的披头散发头上插朵大红花，俨然台湾女作家三毛或泸沽湖女作家杨二车娜母。干这行的姑娘们特别喜欢这样介绍自己：
“我注定是孤独的女子，容易受伤的女子，执迷于文字的女子……”
“一看就是那种智商较低，很容易遭到诱奸然后抛弃的女子。”b哥坐在轮椅上笑眯眯地点评她们。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也不厚道点儿。”我指责他。
“你好像厚道多了。”
“我这是在商言商。”当一个“女子”朗诵完一段只有句号没有逗号的、大喘气风格的抒情散文后，我使劲儿鼓掌，还带头管那姑娘要签名。
“你的笔名一定是安妮宝贝吧？”我问她。
“不不，没那么有名。”那姑娘紧张地揪着自己的蜡染裙子，“我的笔名叫‘开封洛神’。”
“开封好开封好，再不开就沤溲了。”
刚开张的那段时间，我母亲打过来好几个电话，希望我到海南去住些日子，把今年的春节也陪着他们一起过了。我则大大咧咧地回绝她：
“你儿子现在忙得很，当老板了。”
我母亲劝我：“可别投机倒把，也别让人骗了。”
她又详细地问了我很多琐碎的问题，比如多少钱进货，多少钱零售，每个服务员多少钱工资。我烦躁地一言以蔽之：“我又不是蠢货。”
为了证明我确实走在发财的路上，当她提起想在海南换一套更大的海景房、在那边养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手头所有的现金奉献了出去。后来想想，当时那么做无疑是太托大了，那种自信得近乎轻狂的劲头简直像个刚开始“创业”的大学生。但我的孝心总算得到了回报，我母亲专门给我打电话，沉吟了一会儿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别提谢，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
“不不，我和你爸爸商量，是不是应该对你道个歉。你小时候，我们确实表现得专横了一点，直到你结了婚都一直反对你想干的事儿……”
她突然这么说，让我鼻子一酸。我说：“别说这个了，还是我混蛋。您想让我干的事儿，我也不是不喜欢……只不过现在都晚了……”
“现在挺好就行。”
但是没过太长时间，我就很自私地心疼起孝敬给父母的那笔钱来。事实再次证明，我连当个爹妈眼里的好儿子的能力都没有。咖啡馆的生意只好了不到半年，随即急转直下。当入不敷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回天乏力了。
生意不好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的咖啡馆开业之后，正好赶上“星巴克”和“科斯塔”在中国展开了一轮势头强劲的扩张。过去它们只在国贸和王府井等核心区域的大商场开店，现在则逐步渗透，颇有在数量上赶超“肯德基”之势。连我们那条胡同的斜对面，都盛大开张了一家“星巴克”连锁店。尽管很多人费尽心力地向国人指出，“星巴克”只是一家低档的、工业化的连锁企业，丝毫不能“彰显一个城市新贵的品味”，但就连我都觉得，这种说词仅仅是一种装逼而已。凭心而论，我得承认人家的咖啡比我这边好得多，不光配方专业，而且成本控制得非常成功，巴西咖啡豆我卖一百块钱一包都亏本，他们却还有得赚。在跨国巨头的挤压下，附近几家小资情调的店面纷纷倒闭，转眼变成了“庆丰包子铺”或“哎呀呀女生用品专卖”，我搞了两次“买一送一”的活动，又开辟了“二十元随便喝”的项目，但也无济于事，只能像一个迅速过气儿的婊子一样哀叹：
“门前冷落鞍马稀呀。”
会计师房东前来视察时，一眼就看出了我举步维艰的现状。她劝我“船小好掉头”：“这种装模作样的咖啡馆都在鼓楼那边扎堆，你在这边搞，再怎么折腾也没什么人气儿，不如趁早干点儿别的——你缓得过来的话对我也好，亏了本的门脸没人愿意租。”
随后，她向我推荐了“服装出口转内销”、“红茶绿茶铁观音”等几个“项目”，还说自己认识不少供货商，可以介绍给我。这位阿姨倒是好心，但却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哥们儿是一知识分子，”我说，“不风雅，宁赔本。”
这个态度把她气得够呛，说我“榆木脑袋”、“咎由自取”，但我也没再多解释。只有熟人才知道，这家店不是为我自己开的。假如说当年，咖啡馆还是我梦寐以求的玩具，那么经过了后来那场婚变，它就成了我对茉莉的最后一个承诺。我仿佛也有了茉莉一样的强迫症了：觉得不把这件事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才罢休，自己就是一个全没心肝儿的人。我已经没钱没业没媳妇儿了，再没点儿心肝，那不如直接去死好了。
b哥主动提出给我注点儿资，把最艰难的时刻撑过去，也被我粗暴地拒绝了：“别的事儿我能吃你的用你的，这个事儿不一样。”
当然，我打定主意硬撑下去，也不是毫无理智的。希望可以寄托在两个因素上：第一，“星巴克”这样的连锁店在哪儿都有，咖啡的品种也比较模式化，如果我能开辟出“一招鲜”，兴许能抢过来一小批顾客；第二，据说临近的一条街道快改造了，倒时会变成正经八百的餐饮一条街，能熬到那一天的话，我们这边的客流无疑会大大增加，你就是卖狗屎都能赚钱。
本着这个想法，我找到了以前曾经“使用”过我的那个平面模特。我记得她曾经给一家云南的咖啡厂拍过广告，至今仍有几张“大脸”照片屹立在通往大理和丽江的高速路口。假如能以较低的价格拿下那类产品的代理权，店里的生意或许会有转机：云南咖啡的品质虽然远不如南美货，但是好歹比较少见，在北京卖起来，短时间内想必能招徕一些旅游爱好者。
“哟，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那姑娘接了电话，抑扬顿挫地责怪我。
她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谈买卖的事儿了。我只好打个哈哈，说：“一直特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又怕打搅你的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挺正常的——正常的单亲家庭。”她脆生生地说，“早知道那人那么操蛋，还不如当初找一流氓呢——比如说你。”
“您过奖。”我说，“你先生不像那种人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跟你说那人太没劲了，都结了婚了还什么都要明算账，恨不得买盒避孕套都得aa制，还口口声声跟我说，国外回来的人都这样……”
“然后就……”
“然后就没买避孕套，然后我就怀孕了，然后他就趁我大肚子的时候到外面乱搞去了，然后我就把房子存款都扣下让他净身出户滚他娘的蛋了，然后我儿子小名就叫aa了。”
我耐心地听她骂了半个钟头街，然后才在商言商地问她代理云南咖啡的事。单亲妈妈很痛快地答应了：“包在我身上，那公司的经理睡过我，欠着我一笔肉债呢。”
在她的指引下，我给云南那位从未谋面、但有着同靴之谊的农场主打了电话，很快以两万多块钱的低价拿到了“西城区独家代理权”。而再给单亲妈妈打电话致谢的时候，她则直截了当地说：
“现在我的肉债转嫁到你身上了——虽然是三角债，但是并不乱，你想想，他欠我的你欠他的所以你又欠我的了……”
“你的意思是？”
“我儿子睡了，你过来让我使用使用你吧。”她开心地说，“我刚洗完澡，香着呢。”
我小小地激动了一下，并不是为她那身咯吱咯吱洗干净了的肉，而是为了时过境迁，人家却仍然看得起我。这是不是说明我虽然是一个老男人了，但却并尚未大幅贬值呢？让人欣慰。
但我顿了顿：“还是算了吧……肉债能用钱偿么？等我店里的生意好点儿，给你买个包儿得了。”
“怎么啦？看不上孩儿他妈了？”她不满地说，“要不就是……有伴儿了？”
我说：“有伴儿了。”
电话那头儿静了一会儿：“……有伴儿好呀，你也早该有个伴儿了——她干什么的？”
我也犹豫了片刻，接着说：“刚毕业没两年的学生，挺上进的，在宜家商场当过售货员，同时自学的橱窗设计，还爱好电影……”
“多好呀。”单亲妈妈的声音甜蜜起来，仿佛正在评价一部滥情电视剧的“大结局”，“这样的人最适合你了。”
“何以见得？”
“又单纯又独立，肯定还挺会照顾人的吧？”
“也没你说得那么好。”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
“谢谢你这么捧她。”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又寒暄了几句，最后我说：“问aa好，等他再大点儿我给他买玩具车。”挂了电话之后，我点上颗烟，趴在咖啡馆的吧台上数过往的女青年：一个姑娘两条腿，两个姑娘四条腿……颇有几个面色白嫩，带点儿“婴儿肥”的，但却不像姚婕那样，一眼就能让人想起平谷大桃儿……
我骤然忧伤了起来。从下定决心开咖啡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忙，我成功杜绝了那种与“三张儿多的老爷们儿”不相称的小情小调。而现在是怎么了，我居然清晰而尖锐地想念起姚婕来。要知道，就是当年茉莉出国之后，我都没有这样挂念过她呀……姚婕当初说在青岛找了份儿工作，现在干得怎么样呢？她适应那边以牛羊肉和贝壳蛤蜊为主的饭菜么？她会不会找个高大黝黑的山东小伙子当男朋友呢？她还会想起董东风或者——我么？再构思一个俗不可耐的意象，她会不会一个人到栈桥去看海呢？
因为想她，我的鼻子直发酸。那个跛腿的服务员小伙子向我汇报库存的咖啡不多了，才把我从莫名其妙的忧伤里唤醒。
“把剩下那点儿打五折处理了吧。”我说，“咱们换个地方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