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付进货成本、员工工资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苛捐杂税，我把那辆“雪佛兰”卖给了一个专卖盗版光盘的河北农民。那人因为租房租到了电影学院附近，活活被熏陶成了业内的佼佼者，不光对各位电影大师的代表作、历届“嘎纳”的获奖电影如数家珍，甚至还能张嘴“长镜头”，闭嘴“蒙太奇”地和顾客们进行艺术探讨。作为一个“在电影圈儿”里混久了的人，他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许多专业人士的恶习，比如有一次，我挑了一摞好莱坞科幻片，他却深深地皱着眉头，用叹息的口吻对我说：
“这不是艺术。”
至于买我的破车，这位仁兄也自有用途。随着或大或小的“影视城”和“拍摄基地”在华北平原上遍地开花，大批有志青年被发配到那里作场记、摄像和群众演员，这些人对于艺术电影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而工作地点通常又没有宽带，无法从网络上非法下载。盗版盘贩子审时度势，果断地放弃了城里的零售业务，把几千张光盘塞进了后备箱，开始了他“送文化下乡”的奔波生涯。而打听到他这么跑一趟的收益时，我也不禁自惭形秽：比开咖啡馆赚钱多了。
用卖车的钱进了一批云南咖啡，又给两个服务员补交了半年的社会保险，我的小店也得以苟延残喘了。不出所料，很多去过一次丽江就能回味半辈子的小白领慕名前来，喝着我们的新咖啡说：“就是这个味儿。”为了投其所好，我索性在店里张贴了密密麻麻的云南风景画，又花二百块钱买了几十斤洋铁皮冒充的“银器”摆在柜子上。店里一天到晚放的音乐也不是小提琴曲了，而是许巍的《蓝莲花》。
有一天，一个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七、肩膀上裹了一副大披肩的姑娘盯了我一会儿，说：“我在丽江的‘四方街’见过你。”
我可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疑惑地不置可否之后，我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发现自己变得又黑又瘦，两颊都深深地塌下去了，乍一看好像嘴里没了牙。这无疑是长期操劳的结果，被人认作一个奔波在高原上的“驴友”也不意外。
后来那姑娘一口咬定，在四方街上见到的“我”和她搞过一夜情，还说我为她写了不少诗，我就必须得跟她问问明白了。
“我给你写什么诗了？”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
“那你认错人了。我虽然是一个诗人，但代表作是‘三九严寒何所惧，一朵红梅向阳开’。”
“这两句也不错。”
“嗯，这年头当个诗人是不难。”
就这么勉力维持到2007年秋天，夯地基的声音隆隆传来，我便眉开眼笑地过去观摩首都建设。早就听这片儿居民风传，隔壁那条街将要被规划成几栋全新的写字楼，现在谣言终于要变成现实了。钉子户们和拆迁公司的明争暗斗已经持续了很久，其间上演的不乏跳楼、喝农药乃至抱着煤气罐子冲击房管局的好戏，但随着房地产价格新一轮暴涨的预期在全社会达成了共识，拆迁款也一路飙升，眼瞅着将要造就一胡同的千万富翁，人民群众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开工这一天，居然没有人来闹事，在铲机挠儿机组成的机械方阵前，赫然只站了一个胖老头子。初冬将至，他却只穿着一件粗布对襟小褂，一身瓷实的肉被小北风吹得半江瑟瑟半江红，酷似一个旧时天桥上的“练家子”。围观的闲杂人等纷纷被他的气势镇住，期待着他表演一出“喉头戳铁枪”或者“胸口碎大石”，但是群众们猜错了，胖老头子固然要献艺，却不是武戏。只见他“哗啦”一声，从缅裆裤里掏出硕大的一对竹板来，啪啪一打，开始说唱：
“打竹板，庆拆迁，
百姓喜迎奥运年。
大高楼，真好看，
设施一应都齐全。
看北京，容貌变，
千年古都换新颜……”
字正腔圆的开篇刚刚唱完，忽然又从各种车辆后面冲出一群老太太来，她们把自己抹得红的红，绿的绿，拿扇子的拿扇子，转手绢的转手绢，一发随着竹板的节奏舞动起来。胖老头子夹在中央，更加显得红光满面，一路rap下去，还说到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战争的形式以及党的十七大。
直闹腾了十来分钟，又从街头跑过来一个小姑娘，一个小伙子。小姑娘举着个话筒，小伙子扛着台摄像机。不用问，这自然是北京电视台的某个“咱老百姓的节目”了，女记者娇嗔地喊道：
“大爷大爷，从头来——我们还没拍呢您就说上了。”
群众看得嘻嘻哈哈的，抢镜头的抢镜头，骂傻逼的骂傻逼。又有人揭发，这些老头老太太根本不是本地居民，而是拆迁公司从南城那片的“老年活动中心”雇来的，“密云县统一改建化粪池的新闻上，也见过这帮老丫的。”而工地上的宣传队则丝毫不为所动，保持了良好的台风，一直说啊跳啊，等到女记者说“够了够了”，才笑眯眯地退场。
随后便有个大喇叭宣布开工，一阵汽油味儿飘过，奇形怪状的机械纷纷动了起来。因为是破土之日，喜庆的气氛非常重要，每辆工程车上都装了扩音器，播放的又是那一曲《北京颂歌》：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导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在这恢宏壮阔的音乐中，我则没出息地打着小算盘：如果能够咬牙坚持到商业区成形，咖啡馆的生意一定会有决定性的改观……好在房租交了三年的，离到期还有挺长时间，在此期间如果再使使劲儿，应该能撑得下去……
而这么算计了一会儿，我的脑子突然空白了起来。好像什么都消失了，只剩下理直气壮的歌声在耳边无穷无尽地盘旋。但我却并不感到烦躁，反而有了一种前世今生之感……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什么时候呢？也是在拆迁工地的现场啊……那天姚睫无家可归了，我一路上都在琢磨，应该把她带到哪儿去……
就在这种神情恍惚的状态中，我出了事儿。出事儿的原因，倒也不是高空坠物或者被机器掀起来的碎砖乱瓦砸着了……大概是我眼花了吧……
在街对面的人流中，我依稀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又白又亮，挂着笑，那么像桃儿。
我的心登时狂跳起来：那是姚婕吗？她不是说到青岛去了么？难不成又回来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重新见到她，会有那么激动。我和她之间，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呢？按理说，茉莉才应该是在我心里留下烙印最深的女人呀，我毕竟爱过她伤过她，她也爱过我伤过我，我们在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可是姚婕，这个至今仍不算多么熟识的姑娘，她只要一出现，就能让我眼里的世界变了模样——如此晴朗、明媚、新鲜。啊，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世界吗？姚婕真神奇。
我再次觉得自己亏欠了茉莉，同时不由自主地往街对面走过去。那个“姚婕”已经转过了身，往不远处的立交桥方向走去。穿过那桥，就是地铁站了……我加快脚步，想叫她一声，嗓子里又像塞了什么东西，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然后，我眼前一花，随后感到自己迅速变矮，最后平视的东西，竟然是一个路人脚上穿的“匡威”牌运动鞋。大团黑暗涌进我的眼睛，随即是脑袋。我在头顶上的一片惊呼中不省人事了。
这起事故对于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那个下水道井盖，不知是因为拆迁改造的需要被暂时移开了，还是被哪个犯了酒瘾的小混混卖到了垃圾站，反正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稍微有点儿眼力价儿的人无不绕道而行，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就像丢了魂儿，愣愣磕磕地直奔那个大洞而去，旋即消失。
事故的后果对于我个人来说，倒是非常惨烈。那个洞穴是口枯井——崔健讲话，那真是“越深越美”——径直摔折了我的一条腿，下半身也麻木了好长一段日子。好在紧邻工地，救援非常方便，民警居然叫了一辆挖掘机来，又找了两个小伙子钻到井下，用钢丝绳把我捆得牢牢的。上面问下面：“好没好？”下面答上面：“好啦。”然后挖掘机一用劲，那个两米见宽的大勺子高高地扬起来，扬起来，就把我像一只肉粽一样吊到了半空中。这真是一个工业文明的奇观，因为这一景，我这个寻常的倒霉蛋也有了新闻价值，两个路过的记者掏出相机，咔嚓咔嚓地拍起照来。
非常巧，这则新闻被登在了马流氓工作的那家报纸上。这厮和b哥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指着照片问我：
“你看你，像不像正在经受捆绑式性虐的娈童？”
新闻的题目，则引用了侯宝林大师的名言：我掉沟里了。幸亏当时我已昏厥，脸耷拉着并未上镜，否则丢人可就丢大了。另外也幸亏上了报，我的医疗费用才有了着落。b哥和马流氓带着报纸，气势汹汹地去找那条街的施工单位算账，一口咬定是因为拆迁，才造成的井盖遗失。那个部门刚开始并不认帐，但是架不住这俩人死缠烂打，兼之拆迁问题变得越来越敏感，已经禁不起北京市民再折腾了，便派了一个工会主席，拎着几斤香蕉来看我。
我一边往嘴里塞着香蕉，一边含混不清地和那个胖男人讨价还价。腿折了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身体半边麻木这个症状，当时显得很可怕——拍了好几次片子也找不出病因，医生就笼统地说，可能是脊椎受到冲击所致，并建议我开始阅读郑振铎、张海迪、桑兰等人的传记。这个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我心情很焦虑，拍着床板对工会主席狂吼：
“去给我买轮椅去，我要电动的那种！”
我这种疯狂的样子也把对方吓坏了。他们为了息事宁人，答应承担我的治疗费用，并且同意给我在北京郊区找一家疗养院，调理一段时间。马流氓还建议我一口咬定现金赔偿，但施工方也实话实说了：
“我们这儿的资金基本都搭在拆迁款里去了——你不知道北京的穷人如果有机会乍富，要起价来会有多么疯狂。你要是一定要钱，那就只能上法院了，而且得由你举证，真不好说打得赢打不赢。”
听他这么说，我琢磨了一下，确实也有道理，于是便坦然地泡起了病号，同时忐忑地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瘫痪。腿上还打着石膏，我便被人用轮椅推到了北边的那所疗养院。这地方是我自己挑的。
当初治疗董太太的那个医生看到我，吃了一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给我根儿烟抽。”
“世事多变。”我掏出烟来递给他，“现在媳妇儿还管你抽烟呢？”
“女的就是死性，你跟她们没法儿讲道理，哪天把我逼急了——”他点上烟，恶狠狠地长吸一口，“哥们儿就改抽白面儿去。”
询问过我的情况后，他大为不解地说：“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这儿以前是胸科，后来加了精神科，骨科护理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别的地方我也不熟，你们这儿环境不错，反正我也就是养着，隔三岔五喝个骨头汤就行。”我又指指自己的脑袋，“而且你不觉得，我的精神其实也有毛病么？来这儿挺合适的。”
“这年头儿谁脑袋里没病啊。”医生说了句饱含哲理的话。
疗养院面积不大，但因为地处偏远，又靠着凤凰岭景区，因而景色幽静。到了夜晚，更能给人深邃之感。说来我跟这地方还真是有缘分：最早来这儿看b哥，后来是董太太，如今自己也终于光荣入院了。我甚至隐隐感到，上天有意安排我在这里终老。
因为开咖啡馆，我这两年的日子过得挺忙叨，一下子闲下来还真不适应。需要坐轮椅的时候，我整天闷在屋里，像个老干部一样一边看报纸，一边对护士小姑娘发牢骚：
“他们这样做，是要出大乱子的……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指出过……”
“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不管上台的是黑猫白猫，耗子的日子反正是从来没好过……”
“为什么贪官总是情妇揪出来的？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立法，给每个局以上干部配备情妇——作为监督机制？”
护士小姑娘很同情我，认为我的脑子也摔傻了。她在心情好的时候，会推着我在院子里溜两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心情不好的时候，则会完全把我忘了，连饭都懒得送。
饿极了，我便转着轮椅去找她：“小同志，你又怎么啦？来例假了吗？”
“首长，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那又怎么了，周总理当年接见日本女排的时候还说：那几天就不要训练了。”
腿好了一点，腰也没那么麻了之后，我就摆脱了轮椅，借助双拐在疗养院附近转悠起来。北京北部多山，公路上有很多上下坡，对于一个残疾状态中的人来说，行路之难可想而知。但是我锲而不舍，常常耗时一整天，一步一步地“走”上几公里，看一眼苍翠的燕山山脉，然后再缓慢地挪回去。在空无一人的公路上，我的形象一定显得特别坚忍不拔、特别有信仰。有一天，我正在撑拐，一辆满载乘客的旅行大轿子车从后面缓缓开来，车上是一群花花绿绿的年轻人，他们看见我，大惊小怪地咋呼了几句，又开始集体大合唱：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我仰头骂他们：“傻逼。”他们则把水果皮、饮料罐向我扔来。大轿子车渐行渐远，一路歌声仍在飞扬：“至少我们还有梦……”
拄拐漫游把我的腋下磨出了一层老茧，又充分锻炼了我的肱二头肌。虽然这让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显得头重脚轻，但是除此之外，我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做。出了那起事故，我已无法拖着半残之躯去维持那个半死不活的咖啡馆了，对这事儿的态度也不得不豁达起来了：既然我曾经把它开起来过，对茉莉、对自己都算是有了个“交待”，那么又何必在乎能开多久呢？我这么劝自己：事实已经证明，我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死皮赖脸地强撑着，也没什么意义；我已经强迫自己学会了“尽人事”，现在应该发扬长期以来的另一个优点了，也就是“听天命”。
跛腿服务员小伙子打电话，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开张。我说：“随你们便吧。你们要有好地方就走人，顺便帮我把‘店铺转让’的告示贴上。”
过了几天，果然有不少人打电话来，表示有意接手店面。这些家伙有开服装店的，有做办公器材专营的，也有卖音响器材的。由于看中了那块地方的“发展前景”，不少人还甘心出高价转租呢。但这个时候，我却又钻起了牛角尖，对他们宣布：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不能改变经营类型，还得接着开咖啡馆，而且名字必须得叫“茉莉”；二是店内的装修摆设一概不许改变。
这个要求在那些生意人看来，无疑是精神出了毛病。“您图什么呀？”一个浙江二道贩子愤慨地问我。
“不图什么。我脑袋被磕坏了行么？”我干脆地回答他。
就连房东也替我着急。她先委婉地表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逼，然后又对我晓以利害：如果再不出手，等到三年的租约合同正式到期，肯定会血本无归。而到那时候，房子将由她来找下家，她可不会帮我保留什么“茉莉咖啡馆”。
“那我也认了。”我执拗地说，“反正不到逼干毛尽，我就得把这个招牌挂下去。”
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感觉相当悲壮：茉莉啊茉莉，你看到了么？鄙人虽然无能，但也可以成为一个持之以恒的人。甚而，这已经不是我对茉莉的承诺问题了，而是我那小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又一次迸发：哥们儿就是死扛到底了，怎么着吧？这年头，聪明人满街乱窜，有几个敢撞南墙的啊？有几个能够为了非功利、无理性目的折腾到山穷水尽啊？现在起码有一个了——我。
因此，当房东直接说出“你是一个大傻逼”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