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的理论里，大部分死于自戕的文化名人身上，都能找到精神疾病的影子：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多芬、海明威……尤其是海明威，医生认为，此人毕生都在有意识地和抑郁症作斗争，《老人与海》也完全可以被视为一部“自欺欺人的心灵鸡汤”。只不过这碗劲道十足的补药虽然激励得一代青年直流鼻血，但却最终却没救能得了他自己。
“你要这么说我还挺光荣的。”我说，“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按你们的标准，什么样的人才叫没病啊？比如说满街那些想钱想瞎了眼的二逼们——你们是觉得他们精神特健康么？”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进了传销组织可能也是偏执狂……不过有一条，人家热爱生活，这就相对健康……”
“要你这么说，在病人和傻逼之间，我宁可当前者。”
一定有很多病人对医生强词夺理，因此人家根本懒得跟我矫情。不跟一个精神病讲道理，这恐怕也是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准则。而不用他明说，我也知道在他眼里，我的“致病原因”是什么了——肯定不是掉沟里被磕坏了脑袋这么简单，而是积少成多的社会因素：离婚、失业、一事无成还频频遭人鄙视，自己想干的事儿从来就没实现过……总之，我也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被生活抛弃的人。
“还是说点儿有用的吧，既然得了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问他，“直接死去还是合法地吸毒——你能给我弄到麻醉品么？”
“远没到用药的份儿上。”医生说，“我觉得你应该赶紧从这儿出去，回到社会上，多认识点儿人，像模像样地把日子过下去，没准很快就自愈了。”
就这样，他们先宣布我是一个轻微精神病，然后又不负责任地把我从医院赶了出去——因为施工方结算的医疗费用已经到期。记得回家那天，刚好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北部山区的雪势尤其大，我背着一只帆布包走到医院门口，看见不远处的“凤凰岭”已经白皑皑的一片了。在夏天，有不少人都走这条路去山里游玩，或者到大觉寺喝茶，而眼下却静悄悄的，路面像一条缎子。我抽了棵烟，缓缓地往山下的村口走去，到那儿去等公共汽车。我的脚印成了雪面上唯一的痕迹。
9字头的公共汽车走走滑滑，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把我拉到城里。和郊区相反，北京市内的雪景是那么乱：满地泥泞，高楼的墙体斑驳，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撞扁了前脸的汽车。考虑到这种天气，地铁里一定挤得要命，我在五棵松转乘了缓慢得多的一路汽车，回到公主坟的家里，已经快要天黑了。
走进家属院的铁栅栏门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阿姨推着自行车，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我帮她把自行车搬过门底下的铁杠，她说谢谢，我也懒得答茬。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突然问我。
“今天刚出来……”我极不情愿地开口。经过这几个月，我几乎丧失了和不熟的人说话的兴趣。这个发现并未让我沮丧，但却让我伤感。
“出来就好，毕竟还年轻，路还长着呢……”那位阿姨忽然好奇地盯着我在疗养院蓄出的一头长发，“咦，你怎么没剃光头啊？”
“我为什么要剃光头？”
“你不是——是他们传的啊……传你被抓进去了。”
“哦……”
“真的假的？”
“那就是真的吧。”
“犯什么事儿了？”
“反正不是流氓罪。”
老太太又执拗地看了眼我的脑袋，很不满地说：“那为什么不剃光头。”
“佛教协会抗议，所以改政策了，犯人不用剃头了。”
她又兴致勃勃地问：“那标语呢？标语换了么？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么？”
“也换了。”
“换成什么了？”
“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这个逻辑不通啊……”那老太太认真地摇着头，走了。我的心情却更加索然，倒不是因为被谣传成了一个罪犯，而是由于另一个发现：以前这么信口开河地跟人“逗”，我还会满心都是肤浅的快乐，而现在，却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我只感到特别累，不想说话。
跟这个家已经阔别了几个月，再走进门，一切都已生疏了。我看着落满灰尘的桌椅电器，心里不禁生出恍若隔世之感。冰箱里的存货自然是不能再吃了，阳台上的两斤土豆也发了芽，长成了一丛茂密的奇异的植物。我却也没心思收拾，又出门去买了一包方便面，回来用开水泡着吃了。吃着吃着，我突然就哭了起来，想着自己小的时候，曾经跟父母在这套房子里说说笑笑，也曾经因为练琴时走神而被揍得满地乱爬……再后来，茉莉和我在这儿婚前同居的时候，还遭到过左邻右舍的抗议，“我们这儿可都是体面人”云云……然后就是b哥和姚睫他们这些人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我眼前竟像走马灯般掠过，而现在，他们都成了水中幻象，可望不可即，只留下我孤零零地站在时光的河岸上。
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虽身处闹市，却不与外界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每天黎明，我绝早醒来，趁着街面上没有人，便到雾气蒙蒙的社区公园去溜一圈儿，喊两嗓子，然后在上班的人出门之前回到家里躲起来。呆在屋里的时候，我有时看两眼电视球赛，有时把以前看过的书重新翻翻，后来又从储藏室里翻出来一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刊物——《十月》、《当代》、《花城》什么的——没头没尾地瞎看。记得那时候，我是多么迷那些姿态锐利的“青年作家”啊，而现在，这拨儿人纷纷变成了腰围三尺粗的文化装逼犯，一个个在官方协会操控的分赃现场（他们管这个叫“评奖”）上窜下跳。古训道：要作文，先作人。这话的确是真理，如今再看这些人的旧作，也大多面目可憎，其投机钻营的用心昭然若揭——比起更老的文人，他们本质并无不同，仅仅改换了一副更“艺术”的嘴脸而已。
刚开始，我还能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但是很快就把日期的概念抛在了脑后。鲁滨逊在荒岛上鬼混了十几年，到最后还能给野人起个名字叫“星期五”呢，我仍然身处文明世界，却这么容易就浑浑噩噩到了如此地步。可见我是多么适合当一个行尸走肉啊。
独居益久，时间就越好打发。到最后，就连电视和文学杂志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经练就了一个新本领：能够盯着任何一个毫无意义的物件发呆，有时候自己感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实际上却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那些物件，有的时候是一支烟灰缸，有的时候是阳台上一盆枯萎的花，有的时候甚至是摆在卫生间窗台上的一卷手纸——后来差点儿没从马桶上站起来。这个过程表面上很像佛家的打坐功夫，但我知道，其实不然。高僧入定，心里是清亮澄明的，而我则是一片死灰。两者区别大了。
过到后来，我干脆就连人话也不会说了。我母亲把海南的新家装修好了，才给我打来电话，而我攥着听筒，居然半天也崩不出一个字。
“喂——电话断了吗？”母亲口气里仍然带着乔迁新居的喜悦，嗔怪道。
“没有。”我努力发音正确。
“是不是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你怪我们了……”母亲有点儿伤感地说，“我们也挺忙嘛。什么时候到海南来，咱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在你店里没事的时候……”
“倒闭了。”
“什么倒闭了？”
“咖啡馆倒闭了。”我释然地告诉她。
“那你缺钱么……”
“不缺。”
确实，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的日用消耗也低得惊人——过得“环保”极了。每天的饭食，仅仅是早上从副食店带回来的两三个馒头、一小包凉菜豆制品。也不开火，饿了就打开塑料袋啃两口，还有很多天完全就是粒米未进，却也轻飘飘地熬下来了。水电则占了老小区的便宜，无需提前购买，只要在收费员上门的时候假装没人在家，就能厚颜无耻地拖欠下去。刚回家的时候，我把屋子里的零钱全收拢起来，再加上存折上的一点零余，也就是一千多一点——靠这点数目，竟然熬过了冬季。
收缴有线电视费的人比抄水表的更执著一些，在家门口堵了我三天，又可怜巴巴地说全楼就差我一户了，收不全扣奖金。我打开门，指着电视说：“真没钱了，你们把它搬走吧。”
那年的春节，又是我一个人过的。只不过那天晚上，我既没有饭局，也没有酒喝，因为电视被抵了债，春节联欢晚会也没得看了。我关了灯，站在黑漆漆窗前，看着一束又一束的焰火在夜空里绽开、熄灭，周而复始地把人间照亮了一瞬，心里却不知为何，有了一丝温暖。也许孤独到头，就是温暖吧。我管不住自己的脑子，不禁又想起了几年前的此时此地，倒像转了世的人回忆自己的前生……当时我可没预料到自己会认识姚睫……那年是在元宵节前后吧，她来面试，脸像桃儿，脖子上挂着一幅手套，兜里揣着一本晦涩的诗歌理论著作……我跟她什么也没有，但现在想来，居然像经历过一场恋爱。
转眼，就是另一个春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