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榷茶特点之二，是沿边少数民族只许于官场买茶，严禁私相交易和商人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法令规定，商人在官场买茶后，只得“贩入川峡四路充民间食用。私辄买卖博易、兴贩及入陕西地分者，并许人告捕，依私贩腊茶法施行”。更不得与“戎人交易”，凡“私贩川茶已过抵接顺蕃处州县，于顺蕃界首及相去伪界十里内捉获犯人，并从军法。若入抵接顺蕃处州县界未至顺蕃界首捉获者，减一等，许人捕，所贩物货并给充尝”。如将茶子、茶苗“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入蕃及买之者，并流三千里。其停藏负载之人，各徒三年，分送五百里外，并不以赦降原免”。其中属于茶园者“将茶园籍没入官”。州县官失于觉察，也要受到处分。其法比私贩茶入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酷。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不能种植茶树，必须永远依赖官府供给茶叶，以利于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羁縻。
四川地区榷茶的第三个特点，是榷茶机构还经营其他的商业贸易。李杞在蜀主办榷茶时，为追求羡余，贪求功赏，岁增十万之息。既而又以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收效甚微。“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以助茶利。亦以盐法难行，未收成效。到元丰五年陆师闵主管川秦茶司，于成都府路置博买都茶场，客旅无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然后转之市易，牟取厚利。同时还收买丝绵绢、纱罗绫布、金银、楮皮、牋纸、香药、米豆等百货，甚至派遣公人、牙人拘拦民间货物入场，贱买贵卖，或运往陕西货卖。致使商旅失业，为害尤深。
四川地区榷茶的另一主要特点，是将榷禁茶叶和榷茶收入，购买和博易四川及熙河地区少数民族的战马。因此，主管榷茶的茶事司有时又并称茶马司，榷茶买马兼而领之。保证战马的需要，是榷茶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将在后面专节探讨，暂不赘述。
由于主管四川榷茶的官署，不但要经营买茶卖茶，而且经营百货市易和运茶的任务；不但要保证茶利收入，而且要保证战马的需要，因而四川榷茶司的职权就特大。“诸买卖茶州军，知州、通判兼提举，经略使所在，通判兼提举，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甚至“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茶司“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榷茶司的首脑，俨如独立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国中之王。当时反对榷茶的知彭州吕陶、侍御史尹周、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等均被贬官贬秩。
“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政府为了增加茶利收入，增益国库，专门制定赏例，或予爵位、升迁官阶；或予偿金，以作报酬。主持茶政的官吏，为使岁课增羡，希图进用，莫不尽其谋利之能事，因而茶利收入不断增长，熙宁年间李杞经办蜀茶时，岁入四十万缗，元丰二年李稷时五十万缗，元丰七年陆师闵时百万缗，到元祐间已达百二十万缗。这些钱都是茶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的。
宋代四川地区榷茶之前，茶叶的销售价格低，人民吃的是贱茶。茶叶专卖以后，茶叶的销售价格提高，宋朝政府就在四川人民头上增加了一项间接税。而官府贱价收买茶叶，又直接加重了对茶园户的剥削，造成园户的破产，影响生产的发展。因而榷茶引起了人民和有识的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吕陶、刘挚、苏辙等人相继上章论奏榷茶十害或五害。但是，他们反对榷茶的共同特点，都是看不到榷茶破坏和阻止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止了资本的积累。
茶叶生产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较早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早在唐代，九陇（今彭县）张守珪的仙君山茶园，每岁就招采茶人力九百余人，男女佣工杂处园中。据吕陶记载，在宋代，无论是业主或佃种茶园，都是雇工经营的商品生产。每生产十八斤茶叶，除去租税、雇工等一切开支，能获净利近二百文，平均生产一斤茶叶能赚十文钱。其中“茶园户人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则每年应赚三五百贯，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商品生产富翁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商品生产就能在封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发展壮大，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把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然而它在封建官府的榷禁制度之下，却被窒息、扼杀和破产了。同时，封建的专卖制度还阻止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熙宁七年洋州知州文同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洋州产茶而不出盐。未禁茶时，“乡茶人户既得各自取便卖茶，于是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担负盐货入山，并在州县村乡镇市坐家变易。当此之时，盐有余戾；今既一切禁止，客人不令贩卖”。恐有缺盐之忧。
封建的专卖制度阻止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封建官僚所认识不到的。但是，官买官卖，官办商业所产生的效率低，利润少，甚至得不偿失，减少财政收入，他们却是深有感触的。
封建官府榷禁茶叶的目的，是要获得垄断的高额利润。但这种利润的获得不是按商品经济的规律，而是超经济的强制垄断。因而它不能克服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固有的弊病：一、官府垄断消灭了竞争，破坏了价值规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换，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二、官府榷禁茶叶，获利虽高，“然朝廷所得者，岁有一百万缗，而失陷商税，亦数十万”，所得不多。三、官府专卖茶叶，必须设官置署和雇役夫、添置役兵，增加一笔庞大的开支。吕陶就曾指出：“永康县熙宁九年发茶三百驮往熙河，除诸般费用及沿路批税外，计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士兵请米犹在数外。不知到熙河货卖所得几何！”四、封建官办商业尽管订立各种各样的奖惩办法，力图改善经营，多得利润。但是，一方面官办商业不是按经济手段来经营，而是按上级行政命令来经营，必然使经营管理既落后而又腐败；另一方面主管官商官吏的身家性命，升降黜陟，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利润的多少，而取决于官场的靠山和人缘等等关系。这些都使得官办商业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不可避免地造成“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榷茶的结果是“所至不通客旅，惟咨无赖小民结连群党，持仗私贩，亏失征税，茶司认虚额，又侵盗相继。刑罚日滋，为数千里之害”。
上述榷茶官营茶叶买卖的弊病，在封建官僚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宋人王梦易“尝摄兴州，改川茶运，置茶铺免役民，岁课亦办。部刺史恨其议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镌三秩，罢归而卒”，就是明证。所以，吕陶、刘挚等人都一再建议废除榷茶，减少官府经营茶货的开支，令其通商，征收商税，亦能保证茶利收入，满足熙河军费和买马的需要。为此，元祐元年朝廷曾派遣黄廉按察。“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乃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为了榷茶买马的需要，四川地区的榷茶办法，北宋一代终未改变，榷茶之弊终未能革。
迨至南宋建炎初，赵开主持四川财政，才对四川榷茶制度和办法进行了一次改革。赵开在榷茶买马五害中指出：
黎州买马，嘉祐岁额才二千一百余。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且获马兵踰千人，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借仍准初数，为三害。榷茶之初，预俵茶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请依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即五害并去，而边患不生。如谓榷茶未可遽罢，亦宜并归转运司，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如此则私贩必衰，盗贼消弭，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
这五害中，除第二害官吏买马不按时支付茶叶，致“夷人怨恨，必生边患”外，其余四害都是讲官买官卖茶叶不能赚钱只会蚀本。针对这个弊病，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并罢。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住征一钱五分，每百斤增十勿算”。
十分明显，赵开大更茶法的核心是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的弊病，实行商买商卖，把榷茶垄断利润加在茶引上，用高税政策来代替专卖政策。如前所述，四川地区茶叶的收买价格一般每斤六七十文，而今“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再加头子钱、住税、过税，则官府征收茶引、茶税之高，达到了产品价格一倍以上。这样，茶叶的销售价格当然不会比官卖大大降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然而，它由商人来经营，毕竟调动了茶商经营茶货的内在经济动力，革除了官商的弊病，促进了茶货的交换和流通，保证了官府的茶利收入。所以赵开变茶法后，引息钱乃复至一百五万缗，其后继任者增加税率，一年茶引收入竟达二百万缗之多。“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故当此时，茶马司之富甲于天下”，终宋一代四川茶法不变。
四川茶叶与两宋防务
南宋人张震曾指出：“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四川茶叶对两宋的防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部分军费来源外，更重要的是同四川和西南少数民族保持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宋朝在四川的有效统治，主要在四川盆地的汉族地区。盆地四周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是实行羁縻统治，对各族人民首领封官、赐爵、赐地，地方政权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手中。由于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汉族的统治者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引起民族之间、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武装战争。由于契丹、西夏和女真的崛起以及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又迫使它特别需要保持同四川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以免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保住它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同四川地区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家知道，民族关系的好坏，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在经济因素中，西南少数民族是多马无茶，汉族是多茶无马。茶叶具有极其重要的使用价值，是人们普遍爱好的饮料。当时人们对于茶叶的功效虽不尽知，然而却从生活实践中懂得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居住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食用肉类、乳类较多的兄弟民族，都需要大量饮茶。在唐代，西北回纥就仰赖内地茶叶；在宋代，南宋人阎苍舒也说：“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因此，茶叶就成了宋王朝同四川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力量和经济手段。茶政的得失，不仅从局部上直接影响两宋政权同四川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和和平安宁，而且在全局上还会间接影响两宋政权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抗衡和整个政权的安全。
两宋政权为了对四川地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羁縻统治，在经济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茶禁极严，“使蕃夷仰我之心重”。对愿意臣属并保持友好关系的兄弟民族就赠茶、卖茶和买马；否则，就不赠茶、不卖茶、不买马。其中互通有无的茶马贸易，更是保持同四川、西南地区兄弟民族友好关系的纽带。为此，两宋王朝对少数民族卖马买茶给予多方优待。“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南宋兵部侍郎陈弥作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泸州知州何慤在谈到叙州设场市马的原因时也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所以孝宗时期朝廷下令禁止黎州买不任作战的驽马，益州路转运使袁抗上奏：“‘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值几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诏’。寻如旧制。”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反叛，与宋朝执行优待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四川茶叶对维系宋代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安宁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宋代四川茶叶对维持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以茶博马，“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则对宋朝的整个防务起了更大的作用。
马是古代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宋朝“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无论是皇帝、官僚和驿传的交通工具，还是军队作战都离不开马。特别是在战争中马以它特有的奔驰速疾、勇猛耐劳而成为古代最先进的战争工具。但马之良驽，系于风土。名马多出塞外，军用之马，历来皆购于少数民族。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令河东、西民养马，并于沿边设官牧马；绍兴年间又置饶州，临安诸监，置马牧之。均以风土不宜，孳生不繁，或以所出皆驽，不合战用，故凡战马大部分皆仰给于少数民族。
北宋市马惟河东、陕西、川峡三路。雍熙间，川峡则益、文、黎、雅、成、茂、夔、永康军均设市马场，招徕蕃马，以银钱布茶予之。熙宁年间蜀地榷茶，主要目的就在于以茶买马应付熙河军需。当时雅州名山茶最为少数民族所喜好，故专用于博马，不得他用。“凡马所出，以府州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汊者。有善种出环庆者次之。秦渭马虽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诸州为下，止给本处兵及充铺马。”整个北宋一代，川马在军事上还不占重要地位。
南宋时期，大散关、淮河以北均为金人所有。“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无论是川马或秦马，其市马物资及经费多仰赖于四川茶叶，故茶马二政密不可分。南宋人吴泳就指出：“权衡于经久之可行，而斟酌于公私两利，则莫若严鬻茶之禁，而高估马之直，茶禁严则商人重犯法，不敢越国而私贩，估直厚则蕃人动于微利，亦将损马而争卖。历观前代马政之修，无出于此二策之善。”
南宋战马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川秦茶马。川茶所博之马，多由陆路配于沿江诸军。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四川的茶叶，就没有南宋的战马，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结束语
四川盆地，气候湿润，宜于茶树生长，茶叶生产发展快。迨至宋代，四川的茶叶产量已超过宋朝辖区茶叶产量的总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宋朝的茶政主要服务于军事边防的需要。北宋中期以前，四川邻近地区边境安宁，无争战之役，故天下茶皆禁，蜀茶得以通商。熙宁年间，熙河用兵，故天下茶皆通商，而蜀茶独禁。南渡以后，国势日危，国用日贫，川陕军需，川秦博马，少数民族之羁縻，皆仰赖于川茶。故四川茶叶对两宋王朝政治、军事、经济都具极重要的作用。
《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一九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