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四川藏学论文集》，是1991年10月召开的四川藏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成员之一。在她的历史上，有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藏族历史文化和各民族历史文化汇合在一起，构成了熠熠发光的中华历史文化。四川藏族是我国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藏区是我国藏族的重要居住区域之一，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木里藏族自治县，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42％，有藏族100万人，占全国藏族人口的25％。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隅的横断山区和川西北高原，是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地带，古代南北民族在此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又因其背靠青、藏，腹接汉土，成为汉藏文化的交汇和农耕文化与牧业文化的过渡地带。因此，四川藏区历史文化与其他藏区藏族历史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形成与我国其他藏区——特别是与西藏不尽相同的自身特点。
四川藏区是古代氐、羌地，在历史上的多次民族大迁移中，不少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记。吐蕃在建立青藏高原强大的奴隶制社会过程中，这里又成其为历史舞台之一。这就决定了四川藏族族源复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四川藏区在藏语的三大方言中，就有康方言与安多方言两大方言。此外，还有多种“地角话”（即地区土语），如嘉绒话、多续话、扎巴话、贵琼话、曲域话等。这一多种方言并存的局面，决定了操着不同“地角话”的藏人，在服饰、住宅、饮食、丧葬、节庆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带有各自的文化特征。
四川藏区在历史上不像西藏那样实行单一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而是以土司制为主的多元社会结构。有的地区历史上长期为内属郡县，有的地区则被视为“野番”，保留或残存着氏族公社形态。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它与藏传佛教相互依存，形成社会的稳定结构。这就决定了四川藏区历史上社会形态与其他藏区的社会形态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四川藏区不像中世纪后期的西藏那样格鲁派一枝独秀，而是藏传佛教各派并存。萨迦、宁玛、噶举、格鲁各派都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而且这一地区还流行原始巫教、佛教化的本教以及基督教等宗教。在某些宗教活动中，常存在几种宗教相容共存，互不排斥的现象。一些在西藏已消失的教派（如觉囊派），在这一地区至今仍得以生存和发展，拥有不少信徒和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典籍。这就使四川藏区具有宗教文化多元共存的特点。
四川藏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历来较其他藏区开放，在吸取多种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东文化。它既有藏族文化的传统特点，又具有多元的地方色彩。其中以德格为中心的康文化圈、川西北的草地牧业文化圈、大金川流域的嘉绒文化圈，以及大渡河中下游河谷的“西番”文化带等，均蕴蓄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这决定了四川藏区地方文化色彩浓厚，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四川藏区社会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它是藏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研究四川藏区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全面地科学地了解中国藏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因此，四川藏区社会历史文化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藏学界的关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国内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大多是短促的、局部的或表面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学者虽为开展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距离彻底弄清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特点的要求仍相差甚远。而四川藏区的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又在不断变化，甚至消失，某些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抢救的性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开展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当前藏学研究刻不容缓的课题。
基于这些原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91年倡议召开一次四川藏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以检阅四川藏学研究的成果．交流经验，进一步推动国内外藏学界同仁开展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使这种学术研究更好地为四川藏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繁荣发展服务。这个倡议得到四川藏学界的热情支持，由四川藏学研究书院、四川省政协民族委员会、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四川藏学研究所、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四川大学历史系、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委会、中华酒文化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发起，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具体主办，于同年10月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四川藏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川籍藏学研究工作者5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涉及四川藏区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四川的藏族领导同志天宝、扎西泽仁、杨岭多吉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开好这次学术会议作了重要的指示和热情支持。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于繁荣我国藏学研究，促进四川藏区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会议代表建议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负责对会议论文进行选编并联系出版，以推动今后四川藏区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会后，罗润苍、任新建同志对论文进行了选编。选编工作完成后，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未能及时出版，经过两年的筹集，始得以付梓，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本文集之所以得以出版，首先得感谢论文作者对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的执着深情和奉献精神，其次得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是在此需要特别说明和致谢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