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们，也充分利用所在的图书馆解决问题而取得成绩。如华罗庚在清华大学，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李四光、竺可桢、涂长望等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
3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科学有所长进，也和图书馆事业的走上正规化、学术化有相当关系。
文化科学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应该说，30年代中华图书馆是上了一层楼。见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也形成一支学者专家队伍，他们使图书馆成为一门有自己理论特色的专门学科，它将传统的目录、校勘和版本等从藏书家的书斋走出来，形成图书馆学的一门主支。这个时期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和创造，大批学术专著问世，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要旨》、杜定友《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通论》、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此外还有不少的专业论著，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洪业主持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出版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多种文史典籍索引。这些专著因为功夫踏实，颇含文化内涵，至今仍有参考和使用价值。
见于图书馆学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这些著作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里去指导，就此推动图书馆事业。
30年代，中华图书馆协会，也就图书馆分类编目、图书馆流通、建筑和图书馆学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华学者们多很关心图书馆建设，如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陈垣；即使与文化事业无关的爱国军界，如冯玉祥、杨虎城和吉鸿昌等，也关心图书馆兴建，出国考察，图书馆是必参观处。对图书馆的青睐也蔚然成为一种风气。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图书馆受到极大破坏，致使学人读书、研究颇受影响。
穷当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全民抗战的艰苦年代，在沦陷区的学人，坚持民族气节，义薄云天，诸如陈垣执教不受日伪控制的北平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他利用图书馆，研究中国佛教的名僧，著述富于正气的《通鉴胡注表微》，借古喻今，宣示己志；孟森，30年代常往北平图书馆读善本和抄录《李朝实录》的。当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北京大学掠夺了图书馆收藏的宣统三年（1911）调查的“俄蒙界线图”，看不懂，强迫他作解释；他拒不回答，以绝食表示抗议而逝世；在上海，也有顾廷龙等。
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由于战时文化机关和大学的密集，在艰苦环境里还是能利用图书馆文献，如傅斯年主持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也有如许地山凭借中文大学图书馆编撰了《梵文字典》等。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来就注意图书馆建设。早在江西苏区，瑞金就设有苏维埃中央图书馆，瞿秋白就借阅过清《瑞金县志》。抗战时期，延安也建立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它经不断扩充，是当时边区最大的图书馆，李昌、胡乔木、童大林、武衡、和于光远都先后出任主任，馆长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兼任。其它还有鲁迅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和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等家。它们经常得到领袖们和在延安的学人们支持。如毛泽东为中山图书馆、子洲图书馆题匾；两次为图书馆筹建捐款，还常向图书馆赠与自己珍爱的藏书，周恩来常从重庆购买图书送来，当范文澜、艾思奇等学人分别进入延安后，就先后将自己携带的藏书送与图书馆。以一人之书供众人阅读，又一次表现了学人的风度不凡。
当时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重视指战员文化建设，也多有图书室。军队的高级干部也都注意利用图书馆，如陈毅、彭雪枫和项英。他们都是图书馆的常客。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图书馆事业经历了接管、扶植、调整、充实与发展的改组过程。所有大小公共图书馆，都纳入了国家文化教育的轨道。它着重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国以来十七年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很快，以致形成五大系统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军队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不少大中城市还有图书协作网，放大了图书利用的多元功能。图书馆成为包括学人在内的群众文化知识载体。它是学者专家研究和写作的必要阵地。
学者专家们凭借图书馆编书立说。50年代，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为编纂资料，带领人员就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和前苏南区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按库、按架、按排的次序发掘有关文献一千二百万字，后来编辑了《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作家沈从文也在此期间，凭借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潜心研究龙凤图案和传统服饰，竟然写出与他原先学问无关的《中国服饰史》巨著。
学人们得以能大展宏图。
国家关心图书馆开发资源，促使学人们利用藏书，如校勘、出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标点本、《红楼梦》校勘本、会注本、重印古方志。学者们为保护珍贵古籍，又从繁荣、丰富学术文化，与图书馆合作发掘、整理出很多传统文化的佳作。
十七年问，很多学者和学者型的藏书家在生前死后嘱语，向图书馆捐献平生聚集的书籍。诸如丁福保、张元济、柳亚子、郑振铎、周叔弢。柳亚子在1950年10月就将收藏的明清古籍图书以及二三十年代图书赠与上海图书馆，在逝世后家属遵嘱将他1938年以后收集的南明史料赠与北京图书馆。周叔弢早在1942年就自订了善本书目，并写下遗嘱，“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他在建国后的1952年、1955年和1972年三次捐赠图书与天津图书馆。图书是文化和历史的记录，是学家的智慧和知识的积累，因而藏书家和学者将书籍赠与图书馆正乃是适得其所了。
五六十年代，中华图书馆学者，包括版本学、目录学和情报咨询学等学者群星灿烂，几代学者云集一堂，他们有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洪范五、陈乃乾、陈子彝、魏以新、吕绍虞、李芳馥、顾廷龙、潘景郑、陈誉、张毕来、潘天桢、陈石铭和葛正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尤其是1957年，很多颇有才华的学人从学校讲坛、研究所实验所以及其他从事上层建筑的领域被拉下马来，谪居图书馆，美其名是落实政策，如恽逸群、王元化、章培恒、王造时、徐中玉、向达、钱伟长。它虽然反映了当时对图书馆的看法，但对宁静淡泊的学人，并不因文化环境转换而消沉，于此却以潜心于学问研究别开洞天。如王元化，1962年和父亲王维周在闲居时，就上海图书馆原亚洲文会所藏吟唎《太平天国》翻译了完本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章培恒利用图书馆书籍，而后写出《洪昇年谱》等文学研究大作。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年代，图书馆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场所。
十年“文革”，万花纷谢一时稀。全国图书馆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正常业务停顿，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读书无用论”的岁月里，学人们也和全民族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图书被查抄、焚毁，直到70年代，还是有控制的查阅，那个谈虎色变、颠倒的社会，既无图书馆的功能发挥，也不提倡、鼓励读书、治学。有例为证，1972年，语言学家吕叔湘为家乡江苏丹阳市中学捐款一万元，开办图书馆，并亲自作设计方案，还在信中说道：如经费不够，可再补充，但有关人员怕接受个人捐款办图书馆会被扣帽子，竞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