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余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繁荣昌盛时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加大加速，邓小平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理论，学人与图书馆的关系也密切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方方面面得到了多样化多层次发挥，它也以多方需求接受各个领域学科的学者专家参与，如请进来开设科学讲座、整理文稿和古籍。当然高层学人的直接参与也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品位和公众效应。80年代以来，国家也更重视图书馆持有的文化含金量，表现之一，通常任命有学术地位的图书馆馆长，多聘请全国、甚至世界级的、且懂得图书馆业务的学人出任，如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新夏、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贾植芳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徐中玉。它虽是返回本源，却也是一个社会进步。这些学人的主政，更使图书馆走上一个台阶。大型图书馆应该是蕴含有浓醇的学术氛围的，为他们主持的图书馆成绩斐然，如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学人们与图书馆关系密切，在北京、上海的文学馆、图书馆，都分别设立了作家学者的手稿馆。早在80年代，上海图书馆文化名人手稿室就是由20世纪学人及其亲友支持而设立的文献博物馆，如巴金、冰心、茅盾、周而复、王元化、赵清阁以及陶行知、王任叔（巴人）、黄佐临等家属。这是一笔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20世纪留下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奉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是学人通过图书馆极大地表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世纪后期，中华图书馆又承担接受和传播科学情报信息的重大使命，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图书馆受到重视，为图书馆题匾也蔚然成风。早在50年代，上海市长陈毅元帅曾为上海图书馆题匾。后来又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题匾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七八十年代以来，为图书馆题匾的有：邓小平：北京大学图书馆（1979）、北京图书馆（新馆）（1983）、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6）；胡耀邦：湖南图书馆（1985）；乌兰夫：内蒙古图书馆（1986）；杨尚昆：广东梅县剑英图书馆（1991）；廖承志：和顺图书馆（原为胡适1938年所书）；李维汉：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2）；陈云：张元济图书馆（1982）等；也有学者题匾的如郭沫若：合肥市图书馆（1977）；周谷城：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1986）；许德衍：武汉大学图书馆；启功：中山市孙文学院图书院（1986）；陈伯吹：浦东少年儿童图书馆。
早在20年代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全国很多图书馆，乃以“中山”命名图书馆，如湖南中山图书馆。此后也出现有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但在建国后却冷落了。七八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以名人命名的图书馆如火如荼，这些图书馆，应视为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如乳似胶的一种标志。它也是图书馆富于文化价值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陕西井勿幕图书馆、山西向应图书馆、严济慈图书馆、戈宝权图书馆、叶君健图书馆和友兰书屋（河南唐河县图书馆）。也有以捐赠者命名的，如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广东西江大学霍英东博士图书馆。
在海峡彼岸也有图书馆以文人名人命名的，如王云五、胡适、林语堂、台静农、傅斯年、钱穆、梁实秋和郭廷以。
当人类穿过历史隧道，迎接21世纪到来时候，今天的学人正在以现代化设备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协作网络，奉行资源共享，促使知识经济社会的知识产业化、社会化且着意向西北、西南倾斜，随着信息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频繁交往，地球也似乎变得小了。中国图书馆走向世界化，也有更多的中国学人在海外图书馆进修、学习和研究，通过图书馆的合作，我们时代的学人队伍更为壮大了。
要说明的是，本书缀集的文化名人群是广义的。他包括通常说的学者作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还有积极参与、关心图书馆事业的政治活动家、军人。中华英士如林、俊星飞驰，此处所撰就的九十五位传主事迹，挂一漏万，囿于我们知识结构，且还多是人文科学领域，不少的自然科学、应用技术领域就多挂失了；即使是人文科学，也有因无适当的作者人选，或因缺乏他们与图书馆的文字记录而付之阙如，如任鸿隽、胡明复、容肇祖、潘光旦、张政娘、王庸、朱自清和茅盾、老舍等学坛文坛大家。
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当年文人学者微时多有凭借图书馆登堂入室而成为大家的。图书馆只是文化载体，很多名家（除专门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等研究）在成名成家后著述，往往简化甚至不屑谈及这段读书求知生涯，而过去的社会，包括传媒、出版，也常忽略了它，至使在若干与图书馆很有因缘的名家，在传记、行事里缺乏与图书馆的文字，有如作家叶永烈写过《胡乔木传》，也为梁实秋编全集分集，与他们家属多有采访，但当我约他执笔时，他只能表示歉意，说当时采访写作时，就是没能想到与图书馆这个主题。
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自己日常生活和经历。
过去的图书馆只是为文化人利用，文化人却忽视对图书馆载体的记述，以致图书馆领域也会失缺从事图书馆的卓越人士。本书我们特地为葛正慧与图书馆事绩著文。葛正慧从事图书馆半个多世纪，成绩斐然，但他从不愿显名，且述而不作，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当斯人去后，更鲜为图书馆学界所知。他是本书所选传主，唯一没有专著留世的人，但却也是个与图书馆事业大有贡献的人。还有若干似葛正慧式图书馆学者，因为缺乏调查和文字，只有付之阙如了。这种与历史文化折射、扭曲，不能不说是文化历史的游离、流失。这也为后来者写作和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对此本书写作，只是一个尝试；一本引玉之作；但愿有更多更好的有关记述学人和图书馆的书籍问世。
本书作者为就写各篇作了很大努力，他们以确切、可信的文字材料和口碑记录，实事求是地写下了20世纪与图书馆有往来、受薰陶的中华文化人圈。见于作者多来自上海的图书馆界，所写或偏颇于上海地区学人业绩而多忽略于其他地区；从事专业，有的是图书馆学本行，有的是研究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形象思维和创作的，也有的是传主的家属、学生，等等不一。在营造、运作“图书馆和文化名人”主题，于各传主重点的倾斜，有自出因人心各自其貌，有所相异，或因文字结构和体例也各具风格，难以认同，以致在各家写作和框架构建，有的叙述以点带面，以面带点，有的犹似平川，一线铺开。天下文章大家做。我们只作了若干纠谬补缺和加工修饰，如本书所列传主年龄，通常皆划一为实足年龄，所以用中国汉字表示，而放弃规定的阿刺伯数字。各篇的学术观点及材料、结构，大致均循作者原作思路，而对文体文风诸家不同，在难以排排坐，更求整齐划一前提上，也就听其自然了。
世纪之初，我在为《二十世纪中华学人和读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做《后记》里提及：“本书乃从百年历史幅射，以认识学人读书的文化选择和思维定向，所以排列没有采取通常的按姓氏笔划、传主生年或学科专业分类为例，而采取了传主在历史长河中读书活动的主要坐标轴顺序排列；名下无虚士，编入此书的传主，大多是本世纪中华学界和其它领域有影响人物。近来，传媒散布的‘名人’实在太多了，自诩为‘名人’的更多了。‘名人、名人’满天飞，为了不使与此类‘名人’混淆，合而为一，凡今人爱用的所谓‘著名’、‘知名’、‘非常出名’等誉美之词，尽量就不再在文中迭加出现了。至于文中本应提及的‘先生’、‘同志’、‘老师’等姓氏或名字下提及的称呼，我即认同于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后记》所及，‘唯有称呼名，通例只先生今人而不先生古人，似乎不大自然，本文中一概不称先生’。此处为保持文字清晰、明洁，也就省略了。”
本书仍遵循这项编著法则。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天前。本书在编集、写作中，受到学界诸师友鼓励和支持，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教授生前曾几次提及要有这样的一个题材，说图书馆书库里几千万种书，却没有一册中国人与图书馆的专著。当我们谈及此书建构、设计，他连声说好；尔后又高兴地由北京住所赐寄了题签；遗憾的是本书推出之际，他已骑鹤西行，白云悠悠，不胜怀念。为此特由主编陈燮君研究员执笔，以长书大论予以介绍，权作纪念。本书在定稿过程中，出版社社长承载研究员也就此书文字和内容作审定，提出不少行之可效的写作设计。并就此书能纳入民众宣传教育和青少年读书活动，与上海图书馆界徐家齐等先生多次作策划商定。上海图书馆萧斌如、王宗义先生协助组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朱守芬先生且就全稿作了审读，纠正了若干失谬，是为记。
盛巽昌二00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