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是经济学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后来又做过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而他出名于世的却是整理、编辑和研究蔡元培著作，堪称空前，环视海内外，无人能出其右者。
曾当过几任图书馆主任
高平叔，1913年出生于江西都昌。1929年秋天，他陪同叔父高耀堂去上海看望蔡元培，是年高方十六岁，而蔡已年达六十二岁，他却在蔡面前敢于就当时的文化与教育表达己见，蔡不仅不反感，反而听得十分认真。就这样，高平叔逐渐走进蔡元培研究圈。1935年，上海出版有《蔡元培言行录》，然而此书只编至1918年。这年夏，蔡元培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
高平叔在为蔡元培搜集、整理资料与代撰文稿中，都得到蔡的仔细审阅、指点和修改。蔡元培还亲授如何运用图书馆的方法，如何查找、搜集、摘录要点、编制卡片；如何按文体、性质、时间顺序分类排列；为何以不同材料比较其正误，追溯其来龙去脉，经过反复考订，找出确凿根据，然后组织成篇，突出重点，参考有关各家主张，提出自己深入思考的见解。若干年前，我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曾找过高平叔教授，他淡了这些话。还说由此逐渐形成我此后从事学术研究、撰写论文和号书的具体步骤：“我永远记得蔡先生谆谆教导的‘史学本是史料学。’我一直重视史料，尤其是直接的、即第一手史料。我认为只有充分掌握、鉴别、运用确切的史料，才能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才能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否则不过是一堆玩弄词藻的废话。这是我在蔡先生启发下所形成的信念。”①
在高平叔走上工作岗位后，竟然还专任过几所图书馆的领导人职务。1931～1933年春，他任上海创制中学的研究主任、校长，兼任校图书馆主任。该校有普通中学部及职业中学部，内设图书馆科，培养中等图书馆工作人员。他还兼该科主任，自任“图书馆学”教课，并敦请图书馆名家杜定友、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沈祖荣、戴超（志骞）夫妇为指导委员。并于1931年10月举办过全校读书运动会，主题是“国难中怎样读书”有两个目的：（一）唤醒国人准备力量，注重治本；（二）读书方法之贡献，提倡救国必先读书（见《申报》1931．10．29）。期间，高平叔还写过《理想的中学图书馆》一文，载于《教育季刊》。
1933年夏，高平叔出任上海浦东中学图书馆主任。
1936～1937年出任浙江省立嘉兴区民众教育馆馆长，该馆设在嘉兴，并在平湖、嘉善、海盐、崇德、桐乡等县设置分馆，按当时体制，各县不设独立建制的图书馆，它作为图书室，是民众教育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心城市则设立图书馆，对这些图书室作业务指导。高平叔经常巡回于各县，见于这个专区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曾拟议建筑一座有规模的图书馆，并已经省教育厅批准，绘出了图纸。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作罢。任职期间，他仍牢记着蔡元培嘱托，利用出差杭州、上海时，挤出时间去浙江省立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处查阅旧报书刊。幸而查到，还得托人代为抄录，然后寄他整理，再汇齐若干篇，分批寄给蔡元培审阅。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嘉兴区和杭州相继沦陷，高平叔退至金华，结束了省立民众教育馆，绕道温州到上海租界区。原欲乘机继续搜集蔡元培归者，但因上海市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位于非租界区的江湾或沪西，被日伪占据，无法如愿。
经济学家是图书馆常客
高平叔原学经济，经济学著作《利用外资问题》、《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译著）《帝国主义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掠夺》、《国际经济组织》等多种。这些著作在国内外研究，都是以图书馆作为基地进行写作的。高平叔近年向笔者所提供的《我和图书馆的关系》书面文字表明：
1942～1943年，我在重庆经济部从事经济研究及著作，经常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及沙坪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借阅西书，并常与经济学家何廉交换意见。
1944～1948年，我在纽约从事经济学研究及著作，经常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及纽约市立图书馆阅书借书，并多次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借阅书刊。
1948年冬至1952年，我任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亲自在香港、广州、东京采购书刊，并函托英美友人代购新书，创建该所的图书馆。
1954～1960年，我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担任教学及科研工作，除借阅该院图书馆书刊外，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或就地查阅资料，或借回专书阅读。
在纽约，胡适之先生和我多次谈到整理蔡先生史料的问题。他强调：应特别注意搜集蔡先生所写的书信。因为，蔡先生一直担负繁忙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行政的工作，与专事研究的学者不同，抽不出时间来撰写长篇巨著。但是，蔡先生写过大量的书信，不时阐述或流露自己的主张，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胡先生说：他保存了蔡先生给他的所有信件，留在北平旧寓。彼此回国后，他可以检出蔡先生所写及有关的函件，供我抄录。可惜解放前我不曾归国，没有能及时收集胡先生及其他人士所藏蔡先生的手札。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收集和整理的愿望。
在南京找到了一千多封蔡元培的信
由于30、40年代兵荒马乱，高平叔数年来辛勤搜集并经蔡元培批选的“孑民文存”原稿，以及较详细的蔡元培口述传略（下）改写稿，均丧失于流离道路之中。直到1943年，重庆各界纪念蔡元培逝世三周年，高平叔才赶写出一本《蔡孑民先生传略》，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从那以后，三十余年他无时不想到蔡元培生前的嘱托，无时不为《文存》的流产感到遗憾。
1979年，高平叔已是六十六岁了。见于他在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成就和地位，又是蔡元培著作校理、编辑的最佳人选，由是一方是京津沪粤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约高平叔重返国际经济归业；一方又是蔡无忌（蔡元培子）与胡愈之、吴觉农、王芸生、徐盈诸人邀劝高平叔放下经济专业，全力以赴完成蔡元培1935年的嘱托。
高平叔终于回归于蔡元培研究系列的殿堂。行行又是十六年，到1995年出版注释本《蔡元培文集》时，已是年迈八十二岁老翁了。
①采访高平叔记录。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增德）
余思一个作家一生能写出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长篇是很不错的。一个学人一生能编辑一部像《蔡元培文集》那样的巨著，也是很不错的了。你能再举出3个同样的例子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