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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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徐中玉:走下小山的大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徐中玉,30年代已多有著作,现今仍写出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几乎在人文领域,无不涉猎。有趣的是,图书馆在他的治学道路上也助成了一臂之力,带来了不少帮助。

小山上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1915年,徐中玉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华墅镇,自幼爱好文学,家中的许多小说书几乎都被他翻阅过。1934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老舍、洪深、台静农等教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发表了不少小说、论文、杂感。抗战爆发后,山东大学迁到内地,徐中玉也随校来到四川的万县、成都等地。1938年,山东大学与中央大学合并,校址建在重庆,于是他就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书。

据徐中玉回忆,由于当时处在抗日的动荡年代,生活极不稳定,校舍也都很简陋,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就建筑在沙坪坝的一座小山上,那是几间极为普通平常的平房。他上完课,只要有空,便常走上小山,在这些平房内静心读书。

别看这些小平房设备简陋,很不起眼,又坐落在小山上,看书还得费力爬山,但由于中央大学底子好,图书馆的藏书也相当丰富,各种图书报刊资料也相当完整。这对于求知欲甚强而又有着报国热情的徐中玉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相当吸引力的地方。在抗日救亡时期的大学生都普遍有着一种爱国救国的热忱,徐中玉也想通过做学问、写文章来报效国家。他经常来图书馆查阅资料。这里的图书馆制度也相当宽松,开放时间奉行早、中、晚三班制,即使是深夜二、三点钟,小山上图书馆窗里依然灯火通明,仍能查阅图书,因而很受学生欢迎。徐中玉那时在老舍推荐下已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与进步同学一起建立了中央大学文学会,且担任领导人,有时读书之余,干脆就在里面写文章。凭借图书馆的书刊和理想的环境,那时他着实发表了不少有关宣传抗日的随笔和杂文。

云南小县城上的城楼

一年以后——1939年,徐中玉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那时,中山大学研究院从广州迁移到昆明南面的澄江,条件也是同样的简陋艰苦。徐中玉到那儿一看,文科研究所设在一座陈旧的小庙里,而图书馆的书也是临时找个临时地方堆放,一年后才迁到县城的古老城楼上。城楼下面则是熙熙攘攘的集市。

过去是爬小山,现在是爬城楼,很快,徐中玉便成了城楼上的常客。那时,徐中玉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宋代诗论,开始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而专题研究只能看与专题比较相关的书。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徐中玉养成了看书做卡片的习惯。这一时期他经常上城楼看书,要看大量不易借阅的线装书,如不做卡片,时间稍久,便容易忘却;有时碰到一些十分难得的资料,见于当时条件,不可能雇人代抄,而要自己动笔躬行,内容稍多,就易杂,杂了,就容易乱,找起来费力。为了使自己的资料积累更有条理,运用方便,于是,他每看一部书,就在卡片上特别要注明是何家刻本或版本,有关内容或所摘文字又是出于第几卷或第几页。有的书本甚至要抄到一二百张卡片。

每次从城楼上的图书馆回来,他都自己先作梳理、加工,根据所研究的主题分门别类,把卡片一一编号,并把卡片用红笔标题,一看就知道论述的是什么问题。以后用起来,只要根据编号和红笔标题,即可索得,十分方便。

徐中玉此后,养成了做卡片的习惯。即使后来毕业留校任教,在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期间,他仍坚持看书做卡片。当时的卡片不像现在纸质这样好,完全是用云南地方做的土纸卡片。由于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且阅读得法而有条理,事半功倍,所以这一时期他在《新建设》、《文艺集刊》、《当代文艺》等杂志上曾发表了不少文艺论文,并出版了《抗战中的文学》、《民族文学论文初集》等论著。

他在这座小县城足足呆了六七年时间,这座古老的小城楼上的图书馆,为他度过了难忘的年华。

出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馆长

徐中玉在广州工作没有多少时间,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招聘他去任教。徐中玉想到山东大学是自己的母校,又喜欢青岛,便欣然前往。没想到他在山东大学只任教了一年多,官方却认为他有嫌疑,密令解聘。于是他只得回上海,又到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去了。

当时朱东润、施蛰存、余上沅、朱维之等许多文化名流都在该校任教。徐中玉在中文文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据他回忆,由于沪江大学是教会办的学校,其中图书文字多以外文而内容又以商科为多,不如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那样全面和完备。在兼职期间,具体的工作都由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去做了。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教学上,只是给图书馆搞了一些资料,建立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

也许正是有过这段经历和这个兼职,后来徐中玉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时,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些什么评奖活动,也总要把他请去,或主持一下,或讲两句话,以示对图书馆工作或读书活动的支持和鼓励。

把书看得越看越薄了

徐中玉在沪江大学任教四年多。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才卸下了该校图书馆馆长之职,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徐中玉继续从事着文艺理论的研究,经常出入图书馆,进行资料积累。在1966年之前的十多年中,他共看了700多种与专题有关的各种鲜见的图书,做了几万张卡片,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仍坚持不懈。笔者曾在华东师大任教数年,一度也曾专门出入该校教师文科阅览室,里面曾排列着几大架四库丛刊,成为该阅览室里显著的风景线,二十年前很少有人问津。笔者有段时间曾专门遍阅该套丛刊,凡数百种,每种书后的书卡上都签有徐中玉的名字,而且是唯一的签名。可见徐中玉很早就已注意并翻阅了这些久被冷落的线装书。

若干年后,当徐中玉回顾自己看书做卡片的行程时,曾公允而平心静气地说:“当然,有些卡片现在回头来看,用处不是太大,但有些很宝贵的资料和东西,也就靠卡片保留下来了。看书,特别是看一个领域中的书,应该是越看越薄了。而做卡片,却是越做越厚,它对我来说还是起作用的。”

徐中玉后来曾担任许多与图书馆毫不相干的职务,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但当他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与图书馆的关系时,仍是感慨良多,并提出了不少他对图书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

在他看来,个人的藏书和图书资料总是比较有限的,要进行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总离不开图书馆。而要找一些比较好的图书版本,也只能从图书馆来。

他对我说,图书馆不仅有着保管图书的功能,更应该充分利用,发挥图书的功能,否则让它们堆放在架子上又有何意义?在美国、以至在我国香港,许多图书馆半夜还在开放,以便让那些白天打工的学生能在夜晚读书学习。这就使图书得以充分利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图书馆也可以解决一些读者的吃饭问题,这就会使读者感到更为方便。

他还对我说,图书馆除了保存图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开展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地方,可以举办一些讲座。他记得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曾举办过苏联文学的讲演报告会,偏重作品欣赏分析。也参加过几次,印象很不错。

(上海社会科学院孙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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