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受此项殊荣的文学家来说，此时他最合乎时宜的话题，我想，应该是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位平凡的、只写过一些贫乏故事的法国作家，却受到瑞典学院如此厚爱，得到这一荣誉，对此我深感惶恐，又怎能奢谈其他？现在，我回顾起自己走过的漫长道路：从一个懵懂的孩子，直到今晚我在你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我认为，这不是出于自负心理。
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从没有想到过，这个存留在我作品中的小世界，这个我度过学校假期、连法国人自己都很少知道的穷乡僻壤的一个角落，竟然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关心和注意。我们经常相信自己的独特性。我们忽略了，那些令人入迷的作品，如乔治·艾略特、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塞尔玛·拉格洛芙的小说，都描写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国度、种族和宗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喜欢读它们，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整个人类都可以在我们故乡的普通农民身上反映出来，全世界所有农村的情景，也通过我们童年的眼光呈现。我们出生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在这里我们学会了爱和忍受；一位小说家是否是天才，就取决于他能否精确地反映这个小世界的普遍性。对于法国和外国的许多读者而言，我的小说世界似乎太忧郁。人，因为终有一死，所以非常害怕“死亡”这个词；而那些没有爱过或被爱过的人，那些被遗弃或背叛的人，那些追求不可企及的对象的人，和那些虽被爱和自己不爱人的人——所有这些人，当我的作品描写爱心的孤独感时，他们就会感到震惊和愤怒。犹太人曾经对先知以赛亚恳求道：“告诉我们一些快乐的事情吧！”他们不过是希望“用一种令人惬意的谎言来欺骗自己”。
是的，读者所要求我们的，也只是用一种令人惬意的谎言去欺骗他们。然而，真正能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作品，是那些完整地描写人类戏剧的作品，同时，它毫不回避无法回避的孤独。我们人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命运中面对孤独，直至死亡一一这最终的孤独，因为我们终究是要孤独地死去。
这是没有希望的小说家的世界。这是贵国伟大的斯特林堡引导我们进入的世界。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无限的希望，那么，今天我的小说世界也将如此。自从我对生活有所觉悟以后，这种希望穿透我所描写的黑暗面，挟带着一线光明。我写作的基调是黑暗的，我被别人评断为黑暗，而不是穿透黑暗并在那里秘密燃烧的光明。因此，在法国，每逢有女人企图毒死她的丈夫，或者勒死她的情人，人们就会告诉我：“这个题材很适合你写。”他们以为我开着一个恐怖博物馆，我是一个专门研究怪物的专家。然而，我小说中的人物与当代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感到自己有灵魂。在尼采以后的欧洲，仍能听到查拉图斯特拉的“上帝死了”的呼声的反响，其恐怖的影响仍未消褪。此时，我的小说人物或许并不彻底相信上帝还活着，但是，他们全都有一种道德自觉，能分辨自己身上有一部分是不能完全控制的罪恶。他们深知罪恶的存在。他们全部隐约感到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奴隶，并且和别人的命运相呼应。
对于我的小说中那些或许是卑劣的主人公，生活是一种无限的运动，一种无限地超越自我的经验。人，只要不怀疑生活有方向和目标，就不会绝望。现代人的绝望，是根源于整个世界的荒谬。由于绝望，也由于对于近似神话的种种事物的屈从，结果，这种荒谬使人变为非人。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亡的同时，他也宣告：在我们曾经生活过、将来也要继续生活下去的时代里，人类将失去自己的灵魂，因此，个人的命运也将被剥夺殆尽，人将被变成比走兽还不如的家畜，驮负更沉重的货物，并受到纳粹分子和今日使用纳粹手段的那些人的虐待。任何一匹马、一头骡和一头牛，都有市场价格，但“人”这种动物，却由于有组织、有系统的清洗，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得，并被榨取利润，直到枯竭而死。任何一个作家，假如他能把那些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得到耶稣基督拯救并受到圣灵启示的人作为他写作的重心，在我看来，他就绝不是一位绝望的作家，他的作品也绝不是完全忧郁的。
因为，他的画面之所以忧郁，是因为在他的眼里，人的本性即使没有彻底腐败，也是伤痕累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小说家不能依据田园诗描述人类历史，因为他无须避开罪恶及其神秘。
但是，我既迷恋于罪恶的描写，也迷恋于纯洁和童年的描写。令人难过的是，许多粗心的批评家和读者没有注意到儿童在我的作品中占有的地位。儿童的梦想是我作品的主题。它们包括了儿童们的爱，第一次亲吻和最初的孤独，这些我所珍爱的莫扎特音乐中的一切东西。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作品中的毒蛇一般的人，但没人注意到那些纯洁如鸽子的人。而在我的作品中，童年是失去的乐园，它引出了罪恶的神秘性。
对待罪恶的神秘性，有两种办法。当它出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的激情中，以及渴望权力的帝国用人类之血书写的历史中时，我们要么否定它，要么容忍它。
我一直相信，在个人犯罪和集体的罪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面对恐怖的政治历史，我只是把发生在内心黑暗深处看不见的历史的有形结果，每天做一揭示而已。为了证实罪恶之所以是罪恶，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至今生活在焚尸炉烟雾迷蒙的天空下。我们已经目睹了它吞噬千百万无辜者，甚至儿童。而且，历史按同样的方式延续着。集中营制度已经在一些古老的国家里根深蒂固，而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国家曾热爱基督、歌颂基督、侍奉基督。而在世界的另一部分，人们还能享受人权和思想的自由，但它正在我们的眼皮下日益缩小，犹如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驴皮”一般；我们只有惊恐地注视着它，束手无策。
不要以为，作为一个信徒，我会故意无视由于罪恶的存在，而在世界上所兴起的对信仰的非难。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罪恶始终是最令人痛心的秘密。如果一个人在历史的罪行中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将困惑于这个永恒的耻辱：“救赎显然无用。”神学家们对于罪恶存在所提出的许多充足的理由，可能是合理的，而且恰恰因为它们是合理的，从来没有使我信服。这种我们难以解答的问题的答案是以仁爱为前提，而不是以理性为前提的。这个答案充分展现在圣约翰的断言中，那就是：上帝即是爱。对于活生生的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请原谅，我把多少年来引起大量评论、争辩、异端邪说、迫害和殉难的问题，重又提了出来。但是，和你们说话的毕竟是一个你们选中的小说家，因此，你们肯定或多或少地重视他的灵感。他替我们证明了，他按照他的信念和希望所写的一切与他的读者所体验的一切没有矛盾，尽管这些读者既不能分享他的信念也不能分享他的希望。让我再举另一个例子，我们发现，格雷厄姆·格林①的读者中，有不可知论者，他们并不因为他的基督教观点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切斯特顿②曾经说过，每当基督信仰中出现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在现实中也会出现与之相应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如果我们认真思索一下这一观点，我们或许会理解为什么在我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的那些有天主教启示作用的作品，和那些热爱他的作品、电影的广大非基督教群众中间，存在着这种神秘的一致性。
是的，是一群广大的非基督教群众。如安德烈·马尔罗③所说，“革命正扮演着一个以前属于永生的生命所能扮演的角色”。但是，如果革命恰恰是神话，而永生是唯一的真实，那又该怎么办呢？
不管答案是什么，我们将同意一点：非基督教的人类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类。什么世俗力量能摧毁十字架与人类苦难的锁链？贵国的斯特林堡，继承诗篇作者大卫王发出的痛苦悲鸣而沉入深渊的底部，甚至他也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简短的一句话——“啊！十字架啊，你是我唯一的希望。”这句话就足以摇动和打开永生之门。在经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他也安息在希望的庇护和爱的幻影下。完全是以他的名义，我请求你们原谅我用过于阴郁的言语倾诉自己。但是，为了报答你们给予我的荣誉，我不仅向你们展示自己的心，也展示自己的灵魂，也许，这是最好的报答了。通过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我已经向你们告诉了我内心隐秘的苦恼，今晚，我也应该向你们诉说我内心隐秘的安宁。
注释
①格雷厄姆·格林（G·Greene，1904一），英国小说家。
②切斯特顿（G·K·Chestenon，1874—1936），英国评论家、小说家、诗人。
②安德烈·马尔罗（A·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艺术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