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在哪？陈虻在转播车里没有发现，但在屏幕上发现了。朱波在舞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呆在那里不动，看着舞台上两个走台演员在调试位置。他手里没有步话机，好像也没有说话的欲望。陈虻让摄像师在空闲下来的时候，把镜头推到朱波的脸上，看清了他的表情。这是一种大战在即的期待的表情，不轻松，不凝重，深深的焦虑隐藏在表情下面。忽而咧开嘴角，忽然又皱了眉，偶尔还会咬紧下唇。
导播把这张面孔特写切到了现场的屏幕。现场的工作人员忽然发现了，轻轻地哄笑一声。朱波也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巨大无比的特写，他苦笑，所有人都看到他被放大几百倍的苦笑。他看到自己的苦笑，乐了，不知道再应该有什么表情好。这表情，现场的人，车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也笑。
一组摄像机进入了化妆间，这是拍摄纪录片的一组记者，要在开始前纪录下每个工种的状态。陈虻看到了正在化妆的主持人敬一丹和白岩松。白岩松的妆比较简单，已经完成，正靠着化妆台和敬一丹聊天，看到摄像机镜头，很轻松地做了个自信满满的手势。化妆师在为敬一丹做头发，她手里拿着稿，和白岩松讲：“在开场第二句之后，我想讲个小故事，很短，会不会让你接起来难受？”
陈虻问樊馨蔓：“开场第一句说什么？”
樊馨蔓正在和灯光师对话，说了大堆的关于第四个人物侧光的处理意见后，忽然扭头对陈虻说：“开场第一句？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除了颁奖词，主持人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是他们自己处理的。”
陈虻长长地“哦”了一声。这种状况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一般来说，CCTV大的节目，节目组都会给主持人提供个基础稿子，主持人再根据这个来润色调整，可以有大的修改，但基调不变。
两周前的节目工作会上，敬一丹问朱波：“稿子呢？”
朱波说：“哪有稿子？你必须写。”
敬一丹愣了，说：“我自己写？”
朱波肯定地点头：“你当然要自己写。”
敬一丹没再问下去。她当然有能力写好这个稿，也知道自己用什么方式表达最好。一般来说，在欧美电视节目中，以谈话或者以采访为主的，主持人是应该自己来掌握怎么说怎么推进。敬一丹当然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只是，主持人工作这么多年，她还从来没有如此纯粹地享受过这种权力，没有任何一个节目在交给她任务的时候，不沟通，不规定，不限制。突然之间，节目组就说“当然自己写”，这个结论来得太突然了。
录制前，白岩松和敬一丹还有点不安，特意问朱波：“你要不要看一下啊？”
朱波洒脱地一挥手说：“不看了。你们自己的话自己说，全中国还有人会比你们说得更好么？”
不仅是没有稿子，节目组还不准主持人和被采访者过多的接触，基本上做到了不见面不交谈，不许事先采访，也没有采访演练，白岩松和敬一丹虽然经历过这种突然遭遇，但基本上是属于遭遇战，临时的任务之类。这次，提前这么久开策划会，然后竟然主动要求不许主持人和被采访者接触，头一遭。
这事陈虻是有所耳闻的。他并不反对，他了解樊馨蔓的想法。他们都在纪录片这行当中浸淫多年，关于真实和捕捉真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
樊馨蔓的主张是：“一个电视节目，最可贵的是真实，最重要的也是真实。被采访者哪怕是愣在那里，一句话讲不出来，这个瞬间都是可贵的，演员都演不来，编剧也编不来。这种真实比排练好的滔滔不绝要好得多。而且它就是一次性的，昙花一现。你出场就正式访谈，所以他能保持非常好的真实状态。”
朱波的想法是另外一个角度：“岩松和敬大姐都是这样优秀的主持人了，最适合主持《感动中国》节目。对观众来说，《感动中国》不是我的，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不写，也不看。有这样大的创作空间，他们会有压力，也更努力。”
铃——转播车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铃响。屏幕上显示：距录制开始还有5分钟。
樊馨蔓放下手头的工作，让音频打开所有的通讯通道，对现场的工作人员提示：
“大家注意，我是樊馨蔓。大家辛苦了，为了一件特别的事，我们聚集在这里已经一周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疲惫。但是下面无论如何都要打起12分精神。相信我，下面要开始的工作是要写进电视历史的。你可以骄傲地对你的父母和孩子讲，这一天，你在现场。现在进行最后一次通讯调试。灯光刘文豪老师，一切就绪么？”
“就绪。”
“录音老师，一切就绪么？”
“都准备好了。”
“现场导演，所有观众全部就位么？”
“全部到位。”
“摄影师，从1号开始，请依次推拉镜头，表示你们的状态。”
屏幕上从1号到12号屏幕依次抖动起来。
“音乐，能听到么？还有10秒。请现场导演5秒倒数，第一个镜头，从黑场开始。音乐先起，然后灯光起，然后是大屏幕，然后是主持人上。”
现场导演：“5，4，3，2，1！”
所有的灯光瞬间消逝。现场一片黑暗，转播车也瞬间安静下来。
突然间的安静，一秒是如此之长。在大家屏住呼吸，刚刚感到有点紧张，刚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一阵悠扬的提琴声响起，一缕光在舞台上渐渐发亮，歌声唱起来了。
历史上第一次《感动中国》节目开始了。
主持人走上舞台。掌声响起来。
白岩松说：“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颗好久没有被感动过的心，就像一朵很久没有被浇过水的花……”
敬一丹说：“我曾经问过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你感动过吗？她说，有一天，我放学晚了一个小时，走出校门时，我看见姥爷在寒风里一直等着，我就哭了……”
满大街都会知道《感动中国》
节目组自信不出正月十五，满大街都将知道《感动中国》。台长审完片却说，节目太长。
已经是凌晨三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的第四号机房灯火通明。
樊馨蔓坐在剪辑台前，拨动剪辑操作手柄，一遍一遍地看屏幕上的镜头。
屏幕上，一位中年女性走上舞台。她看着观众，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可陡然之间，眼角之间的细纹轻轻抽动了一下，嘴唇紧紧地抿住，眼神突然凝重起来，这动作仅仅是瞬间，然后她再次让笑容占据表情，然后自信地面对观众挥手，鞠躬。等她直起身，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她是本次《感动中国》的获奖者，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樊馨蔓看这几秒的镜头，不下20遍。停下来，用手边的遥控按钮退出一盘磁带，然后用手指捋着旁边一大盒磁带脊背上的编号，在一个位置上停下来，抽出磁带，送入空出来的带仓。这是另外一台摄像机从另一个方向上拍摄的王选的镜头。樊馨蔓再次重复刚刚的过程，仔细地看镜头，停了看，看了停，仿佛在体会一个恰当的情绪点。
在旁边的剪辑助理小杨最早还跟她一遍一遍地看，但实在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倦意渐渐袭来，等到第二个镜头看到20遍的时候，樊馨蔓仍然神采熠熠，可小杨已经歪倒在椅子上，头沉在一边，鼾声轻轻响起来。
这是2003年，1月16日，《感动中国》录制工作完成后第四天，离大年三十还有半个月。
樊馨蔓和她的剪辑小组——一个助理、一个操作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节目录制完成后，樊馨蔓睡了一个懒觉。早上十点的时候，接到助理的短信，机房已经定好，磁带全部到位，音乐和字幕也全部准备妥当。
她穿着红马甲在下午四点到南院，见过了刚刚睡过懒觉的小组成员。她没有立刻开始剪辑，只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把最近一周没有接听的电话找出来，一一回复，给人解释，说抱歉，向人介绍过了年会有一个好节目，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定记得收看。在哪播呢？这个还不知道。
导演不知道，谁知道呢？梁建增也不知道。原来安排的时间是在2月春节上班之后的一天，最保守的方式是作为《东方时空》特别节目播出，应该是在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如果节目太长，可能会分两天播出。这是整个节目组包括梁建增都不希望的。这实在不是一个黄金时间。他们希望在一套节目晚间黄金时间播出，可黄金时间竞争激烈，电视台总编室在一个季度前就已经作好了规划。能不能改变这个规划，完全依靠节目的质量。
在剪辑进行到第五天的中午，穿着灰色鞋子的朱波来了。他又恢复了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一夜好睡就修补了所有的疲惫。陈镭来了，戴着他怪怪的帽子。大家寒暄，抽烟，好像一场大战已经胜利。
朱波只看到了四个镜头。他以为樊馨蔓不肯把后面的给他看，但当他知道的确只有四个镜头之后，有点沉不住气了。还有两周就是春节，如果五天下来只有四个镜头，那什么时候可以剪辑完？
樊馨蔓倒是胸有成竹，笑笑说：“万事开头难。开了一个好头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如果你有眼力，就应该看到这部作品的一半了。”
樊馨蔓的方式显然和常规电视剪辑是不同的。现场共有十个机位，剪辑台负责七台。另外三台摄像机的镜头同时收录。也就是说，她有四个角度可以选取。她要在四种同样内容、不同角度的影像中挑选最佳的那一段，然后以最合适的节奏来剪辑。她需要把所有的镜头看完，要在同一瞬间看到主角的表情，然后细细地斟酌。
朱波大呼上当，说：“樊妹妹，你害死我了。这样你会非常的苦，你这样完全是不按规律办，用最花成本的方式来增加一点点效果。机房、工程师，每一项都是钱。而且你应该给审片和修改留一点时间。不然，等你做好了，节目错过了播出的时机，不能播出，那所有人都被你害死了。你会让节目组破产的！”
樊馨蔓仍然慢条斯理地说：“你看，如果我一次做好了，不用修改，岂不是节省了大家很多精力？”
樊馨蔓仍然是柔声细语，但是背后的坚定谁都听得出来：“朱波，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希望你能支持我。我每一个细节都要尽善尽美。注意细节，这个加了0.1，那个加了0.1，这个加了0.2，那个加了0.01，那可能最后加起来就是10分了。你要明白一点，9分和10分是绝对不一样的。9分是好节目，10分是好作品。”
她顿了顿，看着朱波，然后说：“我只能向你保证一点，在你节目播出最后时间之前完成，而且是最好的！”
朱波知道，樊馨蔓但凡作出了保证，就说明这事没有回旋余地了。他苦笑着向陈镭说：“镭老师，现在九头牛也没用了。您看怎么办呀，这不是樊妹妹，这是我的樊奶奶呀！”
2003年1月31日，农历2002年的最后一天。已经是下午，再过几个小时就是除夕，虽然是禁放鞭炮，但是东西南北各处仍然传来稀落的爆竹声。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内仍然灯火通明。台长刚刚审完春节晚会的最后几个节目，从一号厅出来，直奔三号审看间。
审看间坐满了人，都来自新闻中心，这是新闻中心特别节目《感动中国》的审看会。
台长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这时候审？你们真沉得住气。你们都看过了？”
李挺说：“看过了。不能透露太多，还是您自己看。说起来丢人，我看的时候是在隔壁，那么多人面前我流了三次眼泪。这么多年没有过的事。”
台长看到了坐在后排的樊馨蔓，他对这个女导演是有一点印象的，就问：“小樊，你是导演，自己的作品，你说呢？”
樊馨蔓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初八播出，不到正月十五，满大街连卖红薯的都会知道《感动中国》。”
台长有一点惊讶地环视了大家一眼。没有人做声。朱波苦笑，暗暗叫苦：我的樊奶奶呀，您这是王婆卖瓜了。全台多少节目啊，台长光看就看过多少？您这话可不太幽默呀。
梁建增大概也没想到台长会这么直接问，更没想到樊馨蔓会这么回答。这是有点自信过度了，如果没有达到感动领导的效果，那这话就适得其反了。
安静的一瞬，出奇的明显。大家都感到了这话带来的后果，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梁建增悄悄向坐在审看机旁边的朱波做了个手势。
正在大家感到有点尴尬的时候，忽然音乐响起来。审看间的灯渐渐暗了。
安静的120分钟。在一个坐了12个人的房间里，除了节目的声音，没有一点动静。
屏幕上，主持人最后的告别话语刚完，全场观众的掌声响起来，一张张噙着泪水的眼睛。掌声经久不息。
朱波适当的按了审看机的暂停键。灯亮了。大家的目光都从屏幕上移开，望向台长。
台长没表情，从沙发里坐直了身体，看了大家一眼，又看了看表。
朱波的心有点往下沉，因为以他的经验，梁主任和李挺主任看完后，都是最快的作出反应。梁主任当时是向大家微笑了一下，说：“向上送审。”李挺主任眼睛从屏幕上离开的时候分明是带着泪花的。但是现在，台长的表情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还看了看表，难道是嫌长么？
仍然没有人说话。台长自己笑了一下，说：“太长。”
朱波放在审看机上的手抖了一下，触动了播放键。画面动起来，赶紧又停住。
台长接着说：“把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朴素一些，单纯一些。这样时间会减很多，然后，安排在一套播出吧。在正月十五前，让观众们都知道《感动中国》。”
朱波心头一阵巨大的喜悦，所有的悬念都有了结局。他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现出了轻松的表情，这是大家最希望的结果。
2003年2月14日，第一届《感动中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那天晚上，《感动中国》全组人员在一起吃饭庆祝，朱波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电视台办公室打来的。朱波一接听，就有点紧张。因为电视台办公室是行政部门，从来不会直接向业务部门的执行者打电话的。电话里对方转达：一位中央领导和全家人一起看完节目，饱含热泪，说很好，向中央电视台以及节目组表示祝贺。
另一个是总编室打来的电话，质问朱波：“你是《感动中国》的？你怎么回事？你们做的什么节目，这么大胆子，组织了全国观众给我们打电话？现在热线电话都占线了！你们节目再好也不能这样啊，这是违反纪律的……”
朱波不知道怎么向这位没看电视的值班人员解释。他打开扬声器，让大家一块收听这突然的质问。大家刚开始不明所以，忽然明白过来，每个人都忍住了笑声，眼中都充满了喜悦。
几年后，主持人白岩松的作品里，披露了他当时的经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白岩松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元宵节联欢，国家领导人贾庆林看到他，最先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称赞，握住他的手说：“昨天的节目我看了，真感人！”
隔了一会儿，他又看到吴仪和周永康，他们带着情感地向他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喜爱之情，所用的语言一样直接朴素，只有四个字：“太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