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开头总是好的，后来就慢慢腐败变质。察举制也是如此，西汉运行基本还算正常，到东汉就不行了。
东汉的察举制，变成了腐败的温床、权力的交易市场。你推举我的儿子，我推举你的女婿，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做官的机会，被官僚阶层垄断了。
老百姓的仕途，又被封锁，除了讥笑一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社会丑剧之外，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更加糟糕。
曹操的“唯才是举”方案，并没有被他儿子曹丕所继承。曹丕创立的是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相比，相同的是以人举人，不同的是推举人开始走向职业化，推举的标准开始走向量化。九品，是对被推荐人的一种量化评价，按出身和德才，从高到低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最棒的是上上，所以有上上之选这个说法；最差的下下，下下之策即由此而来。
既然评价标准开始量化，就意味着评价一个人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这就需要有掌握这门技术的专业人士来操作。
这种专业技术人员，称为中正，也就是人物品评官，或者叫做人才评委。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专门负责寻访和考察辖区内的知识分子。
中正给考察对象定完等级打了分后，中央吏部就根据考察结果，授予相应官职。
九品中正制的命运，比察举制好不到哪儿去。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品评标准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原来看重的才德，到后来变得一钱不值，对于被考察对象来说，有一个高干老爹，胜过学富五车。
老百姓又走回了原点，仕途之门被再次紧闭，而且不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所论必门户，所攻莫贤能）。社会强势与弱势之间，再次被鸿沟无情分隔，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
只要人沾手，腐败没理由。在自私贪欲面前，没有可行的监督机制，以人为评价标准的选官制度，最终都难免沦为强势群体走向仕途的专用通道。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垄断之后，由于缺乏竞争，官二代或者官N代，总归要走向没落和衰败。结果，往往虎父生犬子，甚至兔子。
弱势群体的希望，始于隋朝。
隋文帝杨坚于587年开科取士，首创考试之法；隋炀帝杨广于606年首创进士科，试策取士，以成绩论英雄，正式建立起科举制度。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说到底是一种保送制度，操作起来容易走向封闭。比较而言，科举制是开放的，向全社会敞开公平的大门。
从此，有志做官的人，无须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推荐，都可以自己报名参加定期举行的全国统考，科目自选，路费自负，以成绩论英雄，博取做官的资格。
盛世唐朝，求贤若渴，科举不断走向成熟。报考者可以参加全国普考（常科）和特招（制科）。定期统一考试的专业繁杂，多达数十种，其中进士科因为考试难度大，招生比例小（百分之一二），奖励丰厚（考上的往往高官厚禄），因而最具诱惑力，成为最抢手的专业，以至于有人常常把科举等同于进士科。
唐代进士科考试，注重考生的综合素质考查，一是要长得帅（体貌丰伟），二是要口才好（言辞辩正），三是要字写得漂亮（楷法遒美），四是要文章写得好（文理优长），除了重文轻理和以貌取人的瑕疵外，简直是古代版完美的素质教育考试方案。
科举在唐代，不但更为正规，还有不少创新。武则天就开创了武举和殿试。武举打破了文科一统天下的局面，殿试则将考生转化成“天子门生”，使选官的终决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让进士们对皇帝终生感恩戴德，情愿做牛做马，效忠前后。
特招没有统一的考试时间，多是临时组织的特种考试，比如思想道德品质过硬、擅长给领导提意见敲警钟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武功谋略出众、能替朝廷摆平周边骚乱的武足安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