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加息虽然是阻止流动性的一个选择，但目前的国内通货膨胀率（CPI）还比较低，对于是否加息央行还不会果断决策。他提出，应该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汇率升值也要加快。为此，哈继铭估计，未来中国汇率升值幅度将加大，美元兑换人民币将达到1﹕7.4的比率。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不排除运用更多措施控制流动性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肯定会扩大。此言论引发了市场无限遐想。市场普遍认为，虽然人民币加快升值是使经济降温的次优选择，但是其升值幅度在今后无疑会有更显眼的表现。”
从市场实际情况看，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市场预想的那么大，但不升值的负面影响却被逐步意识到。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人民币加速升值将是一个趋势。但是升值只是解决目前流动性过剩疾病的一个‘慢郎中’。”他指出，“靠汇率本身是解决不了流动性问题的。”
高盛亚州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其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中称，中国应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应继续扩大直接融资，将电信业、银行业、能源、保险等仍没有“海归”的大蓝筹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加快资产证券化，吸收流动性，扩容引起的指数爆增并非泡沫，而目前的沪深300包含的公司股价，仅仅处于资产重估启动阶段。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在其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应办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外汇市场，即既可让中国老百姓自由买卖外汇，又可以让外国投资者自由地买卖人民币的市场，是解决疏导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
首先，外汇市场是一个比股市大10倍的市场，其流动性又比房市好很多倍，若再配合国债、企业债、地方政府债，就能够为从股市、房市退出的投资者提供非常多的选择，因此我们将不再顾虑下一个流动性过剩的接盘者是谁。当然，这个市场必须是中国自己的，且同时保证“体内循环”和双向流动才是关键。从全世界虚拟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全球外汇市场不仅已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其中的奧秘就是货币自由兑换趋势。
让中国投资者自由投资中国自己的外汇市场，眼前就可以大幅地分散央行巨大的外储压力，这也符合“藏汇于民”的政策取向。让全世界都来投资人民币，为中国的投资者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这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当然，开放外汇市场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外汇的自由购买，那么是不是应该开放国内居民自由投资外汇资产，是不是应该开放境外投资者自由买卖人民币？从这个角度分析，监管者不仅会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投资者也应及早做好准备，以迎接由外汇市场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
“我们不应该主动刺破泡沫，而只需要为限制泡沫破灭对宏观经济的损害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了。”财经评论家、《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水皮说。
其实，最初提出这一个概念的并不是水皮，而是美国前联邦储主席格林斯潘。大概就在10年前，1996年的12月5日，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做了“非理性繁荣”的著名演讲，当年美国股市的遭遇和今天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美国也遇到了泡沫之困。
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美国货币改革的决策者。就货币政策而言，格老以为中央银行不应该试图将股票、住房和其他资产价格作为目标。不但如此，格林斯潘进而明确提出，如果金融资产泡沫的崩溃没有威胁到实质经济如生产、就业、价格稳定时，美联储官员就不应该关注。
“事实上，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对我们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资本市场与整个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放心。因此，评估资产负债数据的变化，尤其是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制定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就在格林斯潘讲上述这番话的当天，标准普尔的指数是744.38，比上年同期上涨21%，现在标普的指数已经翻番。
水皮以为，中国股市有泡沫，股市的泡沫正在生成，但就现在的现状而言，股市的泡沫还没有达到要破灭的时候。其实，泡沫的生成、破灭，本是股市的规律，是股市对于人性贪婪的报复，是矫枉过正。泡沫是自己破的，投资者没话可说，泡沫是管理层人为刺破的，投资者会把自身的投资错误一股脑儿地推给管理层，从而达到为替自己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开脱的目的。
“现在的中国股市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的股市，对于一个开放的股市，从阻遏思维来对付流动性过剩问题，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管理层要打压过热的股市有没有办法？如果套用当年的行政手段，可以让股市应声而落，但是对于外资来讲，又如何让他们对A股产生信心呢？”
在2007年4月北京恩必特（新智库：New Brain Trust, NBT）经济咨询中心组织的“2007年金融沙龙II”上，一些专家认为，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规范上市公司，要求其将盈利真正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股东，这样股东才能沉静下来。例如，微软、IBM的股东对其所持股票绝少随便出售，因为这些股票可以保证投资者每年30%左右的盈利。所以，中国通过资本市场所进行的改革，就是要表现出这种状况，而这个状况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有专家从企业角度来判断这两年股市的成长基础。1996年以后，企业大面积亏损使收益下降，但股市反而上升了。而这一次则不同，现在企业处于盈利状态。股市基本状况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上市公司，这些企业近年来盈利增长的速度非常快。这位专家认为，这两年上市公司股票上升实际上与企业的基本面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已很少有人说股票市场是“赌场”了，只说是“泡沫”。因为，至少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中国股票市场表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以《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为标志，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上市公司治理，包括并购市场的激励机制、信息披露方面的改进；四是券商的综合治理；五是发行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不仅仅是发行制度的改革，还包括制度的建立，“A＋H”发行模式的成功实现；六是基金业的市场化改革。基金业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这一改革有很大关系；七是法律法规的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以来，有关部门根据修订后的“两法”，重新完善或补充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同时，有关专家也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也面临着四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且结构不合理，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要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
第二个挑战是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有待完善，特别是效率有待于提高，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监管效率，数据分析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还是很低下的。
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是市场主体或参与者实力较差。例如上市公司的整体实力差，特别是治理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券商的综合实力差，机构投资者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是法制和诚信环境差、监管体制不健全。
因此，专家们认为，明确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就显得极为重要。必须从2007年到2020年长期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战略问题，充分认识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而且要将之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国崛起的高度来看待资本市场的发展。
根据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总结，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战略措施应当是：建立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应予以明确。专家们特别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专家们对指数达到三千多点的市场震荡和泡沫评论说，“问题不在于这个点位是高了还是低了，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本市场经过这几年的熊市，应该在新的基础上有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这并不只是国家的政治需要，也并不只是经济的需要，关键是客观现实中市场已经具备了这一基础。”
对于目前高位调整震荡中的市场投资行为，专家们指出了借钱入市的巨大风险，但认可投资者利用自己一定比例的闲置资金通过基金市场投资股市的稳健策略，并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中国资本市场基础之上的基金行业至少在未来两年到三年之间的发展势头应该是好的；其次，一个阶段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属于正常现象；其三，经过了两年多资本市场的整顿发展，股市有了较好的长期发展基础，其发展对国民经济越来越重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一致。
专家们指出，健康有效的资本市场是保证中国经济今后几年或者相当长时间内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础之一。对于股市目前比较繁荣的局面，我们一方面应该珍惜，不能因存在泡沫而简单地否定它，另一方面也应该采取一些切切实实的措施，把当前的股市由“百米冲刺式”的状态转到“马拉松式”的跑步状态。他们建议监管部门适当地增加股票供应，加快公司上市的步伐，同时加快债市在中国的成长。同时，专家们呼吁尽快建立、健全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有专家强调，发展多层次市场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实际上，股票市场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交易，具有可交易性是股票市场的根本制度。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却偏重于融资。在中国，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上市公司、无论是券商还是投资者，都仅把股票市场当作融资市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显而易见，这一问题是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如果我们还在原来的轨道上走，股票市场尽管也可能有所谓“十年黄金期”，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会大大下降。
在此基础上，专家们具体分析后认为，当前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牛鼻子”就是发展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入市可以带动整个市场质量的提高。但是中国目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环境依然不佳，最突出的是没有专门针对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的专业中介机构。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养老基金等因此对入市顾虑重重。在此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即使入市也很难迫使基金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管理水平，相反只是带来虚拟的资本利得而非促进上市公司创造利润。因此，中国应当借鉴美欧经验，搞好市场基础建设，创造一个好平台以利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一批比较好的国有企业。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企业结构中，中央企业有194家上市公司，总股本占到22%左右。2006年中期的业绩报告显示，资本市场前20名上市公司都是中央企业，利润大概占到50%多。随着国有经济调整步伐的加快，很多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都十分看好中央企业的上市公司。因为中央企业的上市公司占据的资源最多，—旦这些企业把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业绩提高是显著的。
毫无疑问，这些央企盘子大、资产质量高，将它们做强做大在相当程度上会左右中国股市的股指和股市的健康发展。利用资本市场来发挥中央提出来的“三力”即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但专家们同时指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促进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年很多海外证券交易所到中国争夺上市公司，中国资本市场完全也可以吸引优秀的国际企业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市，让中国的广大投资者分享其收益。假如英特尔、微软、三星这样的企业能够在中国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专家们还认为，这不仅是上市的问题，更深刻的含义是它将推动整个资本市场一系列市场变革、推动国内的制度变革、监管体制创新等。这样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有竞争力。对此，我们必须及早规划、未雨绸缪。
《金融时报》记者徐绍峰更直接呼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的泡沫化为炒作，市场应倡导慢牛走势，因为股市只有从目前的“短跑”状态转向稳健发展状态，才更有利于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狂牛是以牺牲市场未来、牺牲多数投资者利益为代价，是换取少数利益集团私利的危险走势。如果市场继续演绎这样的疯狂，那么疯狂的代价就是始作俑者的灭亡。而“慢牛是一种负责任的牛市。这种负责任不仅是对牛市未来的负责，对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负责，更是对市场参与者自身利益的负责。要避免股市频频遭受政策干预，要想让牛市行情走得更远，主导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必须用心领会政策意图、注意控制牛市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