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出生于战国末期，其出生的时间大概在秦始皇亲政之前，家居江苏淮阴。翻开中国历史，可知淮阴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很多风云人物，比如，在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关天培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不过，韩信虽然出生在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青少年时代的他并不被人们看好，没有人把他当奇才看待，他当时很不走运，甚至倒霉透顶。
据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开篇所载：“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韩信是个很普通的人，他的身份只是个“布衣”。什么是布衣呢？就是穿不起绫罗锦缎、只能穿粗麻布衣的人，再深一层讲，就是没有官职的人。这是他当时的社会身份，但是，韩信这个布衣与真正意义上的布衣又有所不同。事实上，他是有资格当官的，即“推择为吏”，而之所以“不得推择为吏”，是因为他“贫无行”。要知道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社会是非常讲究等级门第的，天子至高无上，以下是公、卿、大夫、士，他们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成员，属于特权阶层，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往往也能承袭这一特权。正因为如此，那位要造反的陈胜才愤愤不平地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懑不平之语。很明显，在当时，做官是需要家庭背景的，尤其是需要贵族出身的家庭背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除非自己非常有才能，并且又被贤明的君主发现和赏识，从而有被破格提拔的可能外，要想通过正规途径由地方官推举步入仕途，没有家庭背景，这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即使有了家庭背景也不一定能做官，因为僧多粥少。
所以，当大家都有家庭背景时，能不能做官就要看你们家现在是否得势，你们家在朝中有没有人，你们家是不是旺族，你们家是不是有足够的经济财力。而这一切恰恰是韩信所不具备的，尽管他的祖上是贵族出身，然而由于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到他这一代时已经破落不堪，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而事实上，当时的韩信不但贫穷，没有钱财，而且还“无行”，也就是说名声不好。为什么名声不好呢？因为他不善于谋生，既不会种地，也不会做石匠、木匠、铁匠一类的手工技术活儿，至于做行商坐贾，更不是他的特长，而且他也不愿意去做。不过，不管你会不会做、愿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你只要活着就得吃饭穿衣，韩信既然不会谋生，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的呢？当然，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是有的，他常去投靠那些家境比较好的人．跟他们套近乎，去他们那里拿件衣服，去他们那里讨口饭吃。这样一个混饭吃、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的人，又怎么会有好名声呢？一个贫穷而又没有好名声的人，又怎么可能被“推择为吏”呢？
不过，对于韩信来说，去别人家混饭吃固然是解决生计的一个办法，却不是长久的办法。常言说得好，“是客三顿饭，吃了各人散”，按中国人的礼节，你带着礼物去别人家做客，一般来说最多只能在别人家吃三顿饭，否则就不是去做客，而是去蹭饭吃。像韩信这样既没有礼物送给人家，却又隔三差五地跑到别人家去混口粮的人，肯定是要遭人白眼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些挖苦、嘲讽他的话不时都能从他周围的人群中冒出来，比如，“你看这小子，既不缺胳膊，也不少腿，身高体壮的，干什么不能挣钱啦？不想办法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却靠别人施舍过日子，这哪像个男人！”我想类似的话，韩信本人也听到了不少。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对此说什么，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谁叫他自己不善于谋生呢？不过，有一次，他还是被激怒了。
原来，离韩信家不远有一个乡叫下乡，下乡有个南昌亭，南昌亭亭长和韩信比较熟。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根据秦朝的行政区划可知，在当时每五家为一邻，每五邻为一里，每十里为一亭，每十亭为一乡。亭的负责人就叫亭长，是一个能管250户人家的基层官员，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缉拿盗匪、押送服刑服役之人、传递文书，也就是说亭长是个集治安员和邮递员于一身的角色，这个角色不属于乡管辖，更像是县在所属各乡的派驻机构或人员，你拿他当官看可以，不拿他当官看也可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亭长这个职务的人在乡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大概这个南昌亭长家里有点钱，衣食丰足，不知韩信和他是亲戚还是故旧，反正能攀上点关系，于是韩信经常跑到他家混饭吃，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并且还有继续混吃下去的迹象。这让亭长家有些犯难了，再有钱也不能养个人白吃饭啊。亭长毕竟是吃公粮的，多少有点社会身份，当然不便说什么，可是他的老婆就不这么想了，她憋了一肚子气，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打发韩信。那天，她半夜就起来做好饭，一家人在天亮之前就把早饭吃了，然后将厨房收拾干净。天亮以后，到吃早饭的时候了，韩信像往常一样前往亭长家。不过，亭长家里并没有为他准备早餐，好像亭长的家人也没有要吃早餐的意思，当然，韩信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人家已经很讨厌他，此地再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他一怒之下抽身就走，从此和南昌亭长绝了交，再也不上他家去。也许正是有了这一次遭遇，才使韩信彻底弄懂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也许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立志要干出一番大事来，让那些挖苦、嘲讽他的人瞧瞧。
看来，去别人家混饭吃这条路走不通了，怎么办呢？于是，韩信学起了钓鱼，当时的河湖川泽不像现在这样处处都有人承包，现在去人家承包了的河塘池堰钓鱼，还得向人家交钱，按每斤多少钱算，或者交多少钱钓一天。韩信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也没有想到要搞承包经营，只要你不怕淹死，你去长江里捕鱼也没有人管你。所以，韩信钓鱼没有人去干涉他。不过，他钓鱼既不是像我们现代人这样拿钓鱼当休闲，也不是像姜太公那样以钓鱼为幌子，等着周文王来上钩，请自己去当大官，韩信完全是为了钓几条鱼来填饱肚子。估计韩信钓鱼的技术也不高明，甚至经常被鱼钓。你想，当时的生态环境那么好，没有污染，青山绿水，很适合鱼生长，河里有的是鱼，但韩信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可见他并不能保证每天都能钓到足够多的鱼，他的钓术很一般。
幸好，有几个老太太以漂洗为业，天天去河边漂洗丝絮，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提到的漂母。这些漂母早出晚归，每天来河边漂洗丝絮都要自己带饭。一天，一个好心的漂母看到韩信面带饥色，没有饭吃，有些可怜他，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一半给他吃，一连几十天都是如此。对于这位漂母的盛情厚意，韩信非常感激，有一天他对漂母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意谓：大娘，将来我一定能重重地报答你。可是，漂母却并不领他的情，反而数落他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也就是说，韩信呀，你看看你自己，长得牛高马大的，却不能自食其力，我不过是同情你才分给你饭吃，我几时指望过要你回报，你还是想想办法找个长久的谋生之道吧，我也不能管你一辈子呀！
也许韩信这些年一直在发愤苦读，而且他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才对漂母说了那一席话。然而，漂母毕竟是漂母，她并没有学过什么相人术，不会给人看相算八字，竟以为韩信是在说大话，所以数落了他一阵。韩信当然不会计较漂母的这些话，毕竟她是一番好意，不同于南昌亭长的那位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