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1年冬天，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这次出行的成员构成有李斯、赵高、胡亥、蒙毅等。为了避开寒冬的冷风，秦始皇选择了由南而北的巡游路线。游云梦，过丹阳，上会籍，至琅邪，到芝罘，一路走来，已是夏季。当秦始皇到达山东黄河岸边的一个渡口平原津的时候，终于病倒了。秦始皇把他身边最信任的侍卫官蒙毅派出去祷告山川神灵。没等蒙毅返回，始皇走到沙丘就逝世了。如前所述，这时的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已经密谋好拥立胡亥为太子。太子拥立之后，派遣使者，捏造罪名，拟定公子扶苏和蒙恬死罪，并且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出让扶苏和蒙恬自杀的命令。扶苏仁弱，看到父亲的命令后含泪自杀。但是，蒙恬却对于突如其来的自杀命令表示怀疑，对他无罪获咎的指责提出申诉。赵高派来的使者做不了主，于是就把蒙恬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另外派人接替他的职务。
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担任护军，从井陉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赵高等人之所以故意从北边绕一大圈，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同时也是在等扶苏的消息。当车到咸阳，使者回来报告扶苏已死，蒙恬被押时，胡亥他们终于放下了惴惴不安的心，以朝廷的名义公开为秦始皇发丧，并且让胡亥以太子的身份登上了帝位。这时的胡亥，还没有昏庸残暴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当他听到扶苏已经死的消息后，觉得杀不杀蒙恬都无所谓了，并且打算释放蒙恬，让他继续领兵守卫上郡边地。可是，赵高唯恐蒙氏再次当权执政，所以费尽心机，多次进言陷害蒙氏一族。
但是这一切蒙毅还蒙在鼓里，仍一心一意地执行着秦始皇给他的使命，辛辛苦苦地奔回咸阳。蒙毅祈祷山川神灵返回来后，赵高就捏造事实，在胡亥面前诬陷蒙毅说：“当初先帝准备册立您为太子，大家都赞成，只有蒙毅坚决反对。”胡亥听了，当然很不高兴，就让人把蒙毅在代郡这个地方囚禁了起来。在此以前，蒙恬也被囚禁在阳周。胡亥登极后，赵高更是必置蒙氏一族于死地，史书上说，赵高不停地毁谤蒙氏，搜罗他们的罪过，检举弹劾他们。
赵高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和险恶用心，很自然难逃众人的法眼。出于大秦帝国利益的考虑，胡亥的侄子子婴认为，如果杀了蒙恬，秦王朝的根基就会动摇。于是，子婴就列举六国错杀忠臣良将而失国的例子，劝谏胡亥：“我听说赵王迁杀死他的贤明臣子李牧而起用颜聚，燕王喜暗地里采用荆轲的计谋而背弃秦国的盟约，齐王建杀死他前代的忠臣而改用后胜的计策。这三位国君，都是各自因为改变旧规丧失了他们的国家。如今蒙氏兄弟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而国君打算一下子就抛弃他们，我私下认为是不可以的，我听说草率考虑问题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不可以用来保全国君。诛杀忠良臣子而起用没有品行节操的人，这样做，就会让大臣们不能相互信任，对外会使战士们斗志涣散，最好不要这样做。”
本来就不怎么聪明，而且只有21岁的胡亥，这时已经被赵高洗脑，根本听不进去子婴的规劝。反而派遣御史曲宫前往代郡，传达他的命令，让蒙毅自杀。使者传达胡亥的话说：“先主要册立太子而你却加以阻挠，如今丞相认为你不忠诚，罪过牵连到你们家族，我不忍心，就赐予你自杀吧，也算是很幸运了。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蒙毅据理反驳说：“要是认为我不能博得先主的心意，那么，我年轻时做官为宦，就能顺意得宠，直到先主仙逝，可以说是能顺应先主的心意了吧。要是认为我不了解太子的才能，那么唯有太子能陪侍先主，周游天下，其他公子与之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还有什么怀疑的。先主举用太子，是多年的深思熟虑，我还有什么话敢进谏，还有什么计策敢谋划呢！不是我找借口来逃避死罪，只怕牵连羞辱了先主的名誉，希望大夫为此认真考虑，让我死于应有的罪名。况且顺理成全，是道义所崇尚的；严刑杀戮，是道义所不容的。从前秦穆公杀死车氏三良为他殉葬，判处百里奚以不应得的罪名，因此，他死后给予评定为‘缪’的称号；昭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这四位国君，都犯了重大的过失，而遭到普天下人对他们的非议，认为不贤明。因此，在各诸侯国中名声狼藉。用道义治理国家的人，不杀害无罪的臣民，刑罚不施于无辜的人。希望大夫认真地考虑一下！”使者知道胡亥的意图，听不进蒙毅的申诉，就把他杀了。
杀了蒙毅之后，胡亥又派遣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你的罪过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犯有重罪，依法要牵连到您。”蒙恬说：“从我的祖先到后代子孙，为秦国累积大功，建立威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带兵30多万，即使是我被囚禁，但是，我的势力足够叛乱。然而，我知道必死无疑却坚守节义，是不敢辱没祖宗的教诲，不敢忘掉先主的恩宠。从前周成王刚刚即位，还不能完全脱离小儿的背带和布兜，周公姬旦背负着成王接受群臣的朝见，终于平定了天下。到成王病情严重得很危险的时候，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祈祷说：‘国君年幼无知，这都是我当权执政，若有罪过祸患，应该由我承受惩罚。’周公旦还把这些祷祠书写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这可以说是非常诚信了。到了成王能亲自治理国家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已经很久了，大王若不戒备，一定要发生大的变故。’成王听了，就大发雷霆，周公旦逃奔到楚国。成王到档案馆审阅档案，发现周公旦的祷告书，就流着眼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于是杀了那个造谣生事的大臣，请周公旦回归。所以《周书》上说：‘一定要参差交互地多方询问，反复审察。’如今我蒙氏宗族，世世代代没有二心，而事情最终落到这样的结局，这一定是谋乱之臣叛逆作乱、欺君罔（wǎnɡ）上的缘故。周成王犯有过失而能改过振作，终于使周朝兴旺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落个身死国亡。所以我说犯有过失可以改正振作，听人规劝可以察觉警醒，参互交错地审察，是圣明国君治国的原则。大凡我说的这些话，不是用以逃避罪责，而是要用忠心规劝而死，希望陛下替黎民百姓深思熟虑，找到应遵循的正确道路。”
按说，蒙恬的话有情有理，只要出于公正之心，都会体察到蒙恬的一片赤诚之心的。但是，胡亥派来的使者却不为之所动，说：“我接受的诏令是对将军施以刑法，不敢把将军的话转报给皇上听。”蒙恬沉重地叹息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竟然没有过错就被处死呢？”很久，才慢慢地说：“我的罪过本来该当死罪啊。起自临洮接连到辽东，筑长城、挖壕沟一万余里，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了。①
据说上郡的三军将士得知蒙恬冤死之后，都非常痛惜，感念蒙恬的贤达明良，怀愤含泪，用战袍撩土将蒙恬葬于绥德城西边的大理河川，和扶苏墓遥遥相望。朝霜墓尘，默默传神，犹似当年将帅精诚团结，共同御敌，宁死不屈之状。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春草离离墓道浸，
千年塞下此冤沉。
生前造就笔千支，
难写孤臣一片心。
①据《史记·蒙恬列传》。
§§§第六十九节东门之叹——仓中鼠李斯弃尸咸阳
上蔡东门狡兔肥，
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
直待咸阳血染衣。
这是唐人胡曾的一首《上蔡》诗，大意是说像李斯这样智商一流的人居然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一直等到大难临头才悔不当初。若以诗艺而论，这首诗没有可挑剔之处，然而若以诗意而论，评述人物，尚属就事论事，就人论人之作，并没有点出李斯命运的必然性。
我的粗浅看法是，李斯之死，并非其“功成不解谋身退”，而是他的文化性格使然。
所谓文化性格，就是群体经验。战国之时，出于斗争和竞争的需要，各诸侯国争相招纳贤士，养士用客之风大炽。各国士人也审时度势，跻身君王门下，以求仕进，以智、以能、以才、以谋换取功名富贵。为博取功名富贵，不惜“朝楚暮秦”。苏秦、张仪、李斯等人之心态，莫不如此。然而，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李斯仍然以战国时期的“客”的心态（知识分子心态），看待和对待新生的秦王朝，没有完成由“卖智”到“尽忠”的价值转变。如前所述，李斯的人生启蒙老师，是两只生存环境不同的老鼠。厕中鼠身处污秽之地，为寻求一饱而担惊受怕，而仓中鼠身在粮仓，不用费心而食之不尽。所以，李斯一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住好不容易得到的仓中鼠的位置。是与非，错与对，好与坏的标准，都以是否于自己有利，是否能保住自己“仓中鼠”的地位为准绳，因而，尽管李斯为秦国统一天下竭诚尽力，为胡亥登上帝位出谋划策，为保住高爵厚禄献“督责之术”，但仍然难逃一死。
我之所以说李斯死于其文化性格，是因为李斯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和秦国、秦王朝的兴衰捆绑在一起。从入秦那一天起，李斯就是以打工者的心态对待秦国的政事，尤其是在焚书坑儒和沙丘之变中，李斯的作为，不但断送了秦王朝，而且也断送了自己。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秦始皇听了，当然十分高兴。但是，齐人淳于越却对周青臣的“面谀”很不以为然，他向秦始皇进谏说：“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统治达1000多年，分封子弟及功臣作为臂膀辅翼。而现在陛下您虽统一天下，可是公室子弟们却还是平民百姓，如果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的时候，靠谁来相救呢？”淳于越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意思是说，秦始皇要想要将皇位传之于百世万世，就应该向古人学习，分封诸子功臣。
周青臣等人肯定秦始皇的功勋，淳于越认为秦始皇不及古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秦始皇听来，心里无论如何都不是味儿。其实，分封与郡县之争，在秦刚刚统一六国时发生过。其时，丞相王绾等人就向秦始皇提起过把秦始皇的儿子们分封到燕、齐、楚的故地为王，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朝中很多大臣都同意这种看法，唯独李斯表示反对。李斯的观点是，周王朝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曾经大封子弟，但是后来各个封国之间互相攻击，就连周天子也无法禁止。如今海内一统，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诸子以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重重的赏赐，就可以了。设置郡县，诸子和功臣有禄无权，安享荣华富贵，这样天下就会安宁。秦始皇也认为，过去战乱不止，都是分封惹的祸，现在天下刚刚统一，如果分封立国，就是自寻战乱。那次的郡县与分封之争，虽然以李斯为代表的郡县派胜出，但是分封派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这次，便是上次论争的继续。
秦始皇不动声色，把这种议论交给李斯处理。李斯极善于惴摸秦始皇的心思，他抓住淳于越的“师古”言论大做文章，上书给皇帝说：“古时候天下分散败乱，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所以才诸侯并起，一般舆论都称道古代以否定当代，装点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学问最好，以否定君主的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是非，使海内共同尊崇皇帝一人；而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却在一起任意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朝廷令下，立刻就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到家便心中不满，出门则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用批评君主来博得名声，认为和朝廷不一样便是本领高，并且带领下层群众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的话，皇帝的权力威望就要大打折扣，私人的帮派也会形成。因此，还是严厉禁止为好。我请求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
李斯的建议正中秦始皇的下怀，有了李斯的理论支撑，秦始皇断然下令，凡《秦记》之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占卜、种植等类书籍，其余的全部焚毁。此后，再有谈论诗书者都要“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师。林剑鸣在《秦史稿》中评论说，这一次焚书的最初起因，本是分不分封的问题，而主张分封或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秦始皇的长久统治打算，本无根本对立。但是，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然搞成焚书的结局。①所以说，过去有人把焚书看成是秦始皇的主意，这是不对的。从《史记》所记的秦始皇对这两次关于分封的态度来看，这时的秦始皇还没有昏聩到一听不同意见便暴跳如雷的地步，如果没有李斯从中作祟，推波助澜，秦始皇未必能想出这样的主意，做出焚书的事来。
在秦始皇时期，李斯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李斯身居丞相高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都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子弟。然而，正如李斯所担心的那样，盛极必衰，尽管他在拥立胡亥这件事上功列第二，但是他也明白，无论治国才能和政治智慧，胡亥根本无法和秦始皇相比，秦始皇是把能臣强将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胡亥则是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特别是秦二世听从赵高的话，残杀公室大臣和皇室诸子之后，李斯对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家性命的安危，更是充满了恐惧之感，深怕这种抄家灭族的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在胡亥即位之后，李斯始终慎言慎行，任凭赵高之流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从不多说一句，真正做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尽管李斯如此小心翼翼，但还是着了赵高的道儿。大概李斯某一天酒有点喝高了，忍不住说了几句对赵高大权独揽不满之类的话，这些话传到赵高的耳朵里，自然引起他的忌恨。赵高决不是一个肚里能行船，掌上能跑马的大量之人，当他听说了李斯对自己的不满后，立即动了杀机。但是，赵高深知李斯身居秦廷高位数十年，树大根深，要想搬倒他，决非易事。为此，赵高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让李斯在不知不觉中自蹈死地。
于是，赵高假装不知道李斯对自己的不满，反而以知己同道的姿态，无比诚恳地对李斯说，现在天下不安定，关东之地盗贼四起，可是皇帝却还一个劲儿地征发傜役修建阿房宫，搜集狗马等无用的东西，我位卑言轻，劝谏皇帝他也不会听，你是当朝丞相，劝谏皇帝是你的分内之事啊，你为何不劝谏皇帝呢？如果你劝谏皇帝，我也会相机助你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