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社会责任方面说，诗歌创作都无法也不应回避社会现实。诗歌应当反映现实，也要反作用于现实。现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对于那些善良的光明面，譬如有益于人民的人和事就应当歌颂，这就是古典诗论中所谓的“美”。对于那些丑恶的黑暗面，譬如对有害于人民的人和事，就应揭露批判，这就是古典诗论中所谓的“刺”。“美”和“刺”既是诗人对现实的态度，也是诗人情感表达方式。态度不同，情感的表达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美”诗，表达的多是欢乐的愉快的情感，写这种诗似乎无所谓温柔敦厚与否。“刺”诗，表达的则是哀怨的愤怒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果得不到控制，对社会、对个人都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讽时怨政的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过偏、过激，不仅不易收到应有的效果，还可能造成某种破坏性。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提出“适度”，还是必要的。所谓温柔敦厚主要是针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也可说主要是针对“刺”诗说的。那么，是否所有的刺诗都必须温柔敦厚呢？这需要分清是非，否则就是“愚”。愚的重要表现就是不辨真伪，不明是非。荀子的《修身篇》有云：“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意思是：不明是非就是愚，要想不愚，就要明辨是非。社会上存在丑恶现象、黑暗面，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代的原因。其中既有恶人恶势力所为，也有好人办坏事，工作中的失误或制度不健全、不合理造成的。对这一切，都可以揭露、讽刺和批判。但要有分寸。对恶人、恶势力决不应讲什么温柔敦厚，而是要金刚怒目、口诛笔伐。对于好人办坏事，工作中的失误，对一时失足者，对因某种威胁或利诱而迷途又知返的人，也要批评，也可讽刺，但不能一棍子打死，要讲点温柔敦厚。因为这种批评或讽刺，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要把人整死。这里的关键是看对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其实，不仅写怨刺诗如此，写歌颂诗也应如此，要分清真伪是非。不能为讨好而无原则的歌颂，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无原则的批判。
就诗歌的教育功能来说，诗歌担负着陶冶情操，培育优良传统风尚的任务。温柔敦厚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但光是一个温柔敦厚却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部。维护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刻苦耐劳、矢志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诚实守信、发愤图强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些精神在传统诗词中都有体现。以这些诗词为教材，培育的绝不仅仅是温柔敦厚。
把温柔敦厚作为一种诗风看待，也只说对了一部分。关于诗文的风格，刘勰、孟浩然、司徒空、严羽等人都有过论述和分类，但名目繁多且不统一。清人姚鼎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把诗文的风格概括为两大类：阳刚和阴柔。凡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风格都可归入阳刚类；凡修洁、淡雅、沉着、含蓄等都可归入阴柔类。阳刚类，以雄伟劲直为尚；阴柔类，以温深徐婉为贵。可见“温柔敦厚”只属于阴柔类。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诗人，风格各有不同。以李白和杜甫来说，他们的诗被称为古代诗歌两座并峙的高峰，但风格却不相同。从总体上讲，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奔放洒脱，常直抒胸臆，比较接近于阳刚。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含蓄敦厚，结构严谨，比较接近于阴柔。当然也都只是接近而已。其实李白的诗也有含蓄婉转、柔美幽思的，杜甫的诗也有潇洒明快、直抒胸臆的。
至于词，也有豪迈派和婉约派之分。前者以苏轼、张孝祥、辛弃疾、刘克庄等为代表；后者以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为代表。豪迈的风格可以归于阳刚类，婉约的风格可以归为阴柔类。不过这也只是大致而已。豪迈派的诗人也有阴柔的作品，譬如苏轼，他是豪迈派的开创者，人们熟知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但苏词中，也有不少类似婉约派的作品。如《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其风格显然与“大江东去”不同。
再如李清照。她的词主要继承婉约派的词风，但有时也兼有豪放派的风格。如《渔家傲·记梦》：“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说它属于豪迈的风格，不是更合适吗？
1957年，毛泽东写给女儿李讷等人的一幅墨迹中，抄录了范仲淹的《苏幕遮》和《渔家傲》两首词后，写了如下的话：“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毛泽东所抄录的两首词是：
《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上述这些说明，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即使两分之，也有“阳刚”“阴柔”，“豪迈”“婉约”之分，绝不能一概统之于“温柔敦厚”。就一个诗人或词人来说，其作品的风格，可能以某种倾向为主，但也往往会兼有其他倾向。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心情下写出的诗词，风格就可能不同。对于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主题，需要的风格也可能不同。
总而言之，温柔敦厚只是诗教内涵之一，诗词的风格之一，不是诗教和诗风的全部。
四、如何看待“诗三训”
孔颖达提出的“诗三训”关键在于那个“承”字。他把“承”排在第一位，“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这样为君政服务就是前提，也是全部。作者根据政治的需要，来抒发情志而作诗，这样写出的诗才能节制人的行为，使人不至于犯错误。这种观点，把诗人的情志束缚在仅仅与当前政治相关的范围之内，使诗的内容变得十分狭窄。
这个“承”字，后人提及者虽然甚少，但其影响却一直存在。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事而作”（《新乐府序》），就有点类似孔颖达的“承”。不过白居易强调用诗文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倡导以批判现实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而不是提倡秉承当政者的喜爱或厌恶来写诗。他自己写了不少新乐府，如《卖炭翁》《杜陵叟》等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诗篇，目的是使君王通过这些知道“国风之盛衰”、“王政之得失”、“人情之哀乐”，“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全唐文》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使王政统治的社会得以安定。正如他自己在《寄唐生》中所述“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今天如何看待这个“诗三训”呢？如果把这三点看成是有关诗义的三个不同的层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当然要与时俱进。
第一，诗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自然要反映社会现实，反作用于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从总体上说，诗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经济和政治。诗歌要有时代精神，指的就是这一点。
诗歌对社会现实的作用应该是两方面，维护积极的先进的东西，批判落后的反动的东西。顺美匡恶是中国诗词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积极发扬这个传统。诗经中有“颂”有“怨”，汉儒讲“美”讲“刺”。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为了“匡恶”。“诗”不能只有“匡恶”，还需要“顺美”，需要歌颂伟绩，歌颂光明，歌颂现实中的好人好事，以鼓舞人心。总之，是两点，不能只有一点。就当前来说，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和事，就应当歌颂；凡是有害于社会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和事，就应当批判乃至鞭挞。以下两种现象都是不可取的：一是有关时政方面只提倡歌颂光明，不提倡暴露黑暗，有的刊物对批判揭露黑暗的作品一概“枪毙”。另一种是，有的人专挑毛病、反主流，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两种都不利于树立正气、抑制邪气，不利于社会协和，长治久安。
第二，也不能篇篇都是美刺。那样诗歌所能写的内容就太狭窄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作用，不光是时政方面，也包括陶冶人们的情操，培育优良的民风等方面。对于作者来说也还有抒发情志修身养性的功能。纵观古人的诗词，内容是极其广泛的，绝不是“美刺”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就说提倡“为时”“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吧，除了为政治服务的“讽喻诗”外，也写了大量的“闲逸诗”、“感伤诗”和“杂律”。
晚清的王闿运在《湘绮楼论诗文体法》中虽然也讲“三训”，但已把其中“承”的内涵改成“承人心性而持之”了。这种改变，正是适应多方面情感抒发的需要。
第三，从诗歌的社会作用来说，诗人要抒发的情，还是应当有所持的。公开发表的诗，其情应当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至少不能有害于社会和人民。这也就是情必须正，或者说必须善的问题。诗中所抒之情，应该是经过社会文化净化和升华过的高洁之情，而不是人的一切自然天性，更不待说被污染被恶化了的情感，诸如贪婪、势利、狠毒、以及淫秽、颓废等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应当是诗的千古不变的抒情原则。只是这个“礼义”的内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第四，无论是写什么，都要讲真话、抒真情。
有些人写诗全看领导的脸色，贯彻领导的意图，是歌颂还是怨讽，歌颂什么，怨讽什么，都要根据领导的意愿。甚至为了逢迎领导，抛弃自己的良知。专讲领导爱听的，专写领导爱看的；有的人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人云亦云，套话连篇。这些都是无真情实感的表现。
总起来讲，诗贵真情，情贵高洁。至于内容和题材，可以是国情、党情、民情，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乃至泛爱之情；可以是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心声，也可以是个人的哀乐、身边琐事，不必过于强调诗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