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王安石《晚春》）出句之第四字“密”，对下句第七字之“疏”；出句第七字之“少”，对下句第四字之“多”。这是诗意的需要。如果把下句改成“睡起茶疏酒盏多”，诗意就变了。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曲江二首》之一，首联）这是宽对。“一片”对“万点”，“花飞”对“风飘”，但错位。所以也是错综对。如果不错位，“一片花飞”应改成“花飞一片”，那样就不合平仄了。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杜甫的五律《长江二首》之一的首联）从这一联上下句词组的性质来看，上联的“众水”应与下联的“一门”相对，“涪万”应与“瞿塘”相对；但如果把“一门”与“翟塘”的位置互易，变成“一门争瞿塘”，意义就含混不清了，所以只能照现在这样安排。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首联）此句也可算是半对半不对。其中“夕贬”对“朝奏”，但错位。“路八千”是“八千路”的倒装。“八千路”正对“九重天”，倒桩后“八”与“九”错位。这两处错位既与句顺、平仄有关，也使诗句灵活不呆板。
从这十几对来看，错综对一般都是在词语对仗安排与所要表达的诗意或格律发生矛盾的时候的一种补救方式。或是为了意通句顺，或是为了押韵，或是为了符合平仄要求，或兼而有之。
（三）数目对、颜色对与方位对
在构成对偶的词类中，有三种比较特殊的词类，它们是数目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这三种词各成一类。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同类相对，即数词对数词，颜色词对颜色词，方位词对方位词。其中数目词包括一、二、三……百、千、万、两、双、孤、独、数、几、半、再、群、诸、众等。颜色词包括红、黄、白……翠、苍、碧、朱、丹、绯、赭、金（黄）、玉（白）、银（白）、粉（白）、皓、素、彩、玄、黔、缁等。方位词包括东、南、西、北、中、外、里、边、前、后、左、右、上、下等。
这三类词的数量都不多，但在对仗中出现的频率却比较高。据本人粗略统计，在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里，131首五律和七律中，带有数词的对仗42首，占百分之32%；带有颜色词的对仗25首，占百分之19%；带有方向词的对仗27首，占百分之21%。有人把这三种对仗分别称之为数目词对、颜色词对和方位词对。
为什么含有这三类词的对仗出现的频率较高呢？
第一，这三类词可以和其他词（主要是名词和部分动词）结合在一起，构成词组来表示事物的存在的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状态。具体事物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方式更具有普遍性。人们在描述具体事物的状态时，自然也会常常使用带有数量、颜色、方位等词组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就对仗角度说，这三类词虽然数量都不多，但每个词可组成的词组却十分广泛。譬如数目词，在古汉语中，不仅可以和所有的可数名词组合，而且可以与量词一起同许多不可数名词组合。也能跟部分动词组成词组。尤其是由这三类词组成的词组，其可对的词组也十分广泛，因而在组织对仗时，选择的余地较大。以“雨中”这个表示处所的词为例。本人翻阅了部分唐诗，在48首使用“雨中”来组对的对仗中，发现和“雨中”对偶的词竟有34种，如“云外”“关外”“钟外”“楼上”“江上”“沙上”“窗下”“灯下”“山下”“霜后”“秋后”“烟里”“城里”“波际”“草际”“风前”“江南”等等。有些虽用同一个词来对“雨中”，但所形成的意境各不相同。如以“灯下”相对的共三个：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张籍的“归使雨中发，寄书灯下封”。这种广泛性给诗人构思遣词带来方便，从而使这三类词被使用的频率也必然比较高。
第二，对仗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对和连。上下两句既相对又相连，两句中相应位置的词或词组既相对又相连。什么东西才能既相对又相连呢？那就要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完全相同，不行。完全不同也不行。作为对仗句组成部分的词和词组，相同点，词类相同或词性相同。不同点，词义有差别。数量词、颜色词、方位词，各属一类，每一类都有共同性，但每一类中的各个词的词义又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一”与“万”，“红”与“黑”，“上”与“下”等等。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就具备了对仗的性质。由于它们绝大多数是和其他词构成词组，从而也把这种对仗性质带给了词组，使本来就有对偶性的相关词，对仗性进一步增强，使本来缺乏对偶性的某些词具有了对仗性。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其中“鹂”与“鹭”同门类，“窗”与“门”同类，属工对。再与“黄”“白”“两个”“一行”等组成词组，就显得更加工整。“柳”与“天”，“雪”与“船”不同类，只同性，属宽对。但和“翠”“青”“千秋”“万里”等结成词组，就成了工对。所以，可以说，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能使工者更工，不工而工。甚至还可说能使不对而对。杜甫的“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送远》）“哭”与“城”词性不同，本对不上，但加上“一”和“孤”，变成“一哭”和“孤城”字面成对，给“哭”与“城”以意义上的连接，“一哭”是因为“孤城”。这样“亲朋尽一哭”与“鞍马去孤城”也就成为对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顾”和“朝”词性也不同，但“三顾”和“两朝”却有对偶性，这两句也就成了对仗。
第三，由于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表示的是事物的存在状态，当它们与标志某事物的词组成词或词组时，就会赋予该事物以某种特性。如“千山”、“万水”、“一叶”、“白山黑水”、“红颜”、“白发”、“东奔西走”、“天南海北”、“上窜下跳”等等。诗人就会利用这种特性创造对偶词或对偶句之间的特定关系：或使其相互呼应，连成一气，或使其形成强烈的对比，或使其色彩鲜明，或使其意义普遍。试举数例。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千年”与“一日”，一长一短，已经成为鲜明之对比，再配上“速”与“长”，对比更加强烈。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万里”言其空间之广，“百年”言其时间之长。再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相互呼应，创造出悲怆深沉的意境，深刻地刻画了诗人的羁旅孤独、悲秋苦病的情思感叹。杜甫的另两句：“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具有相同效果。只不过所表达的乃是对朋友郑虔不平遭遇的愤懑和同情。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红颜”和“白首”对偶，“红颜”意为少壮之年，“白首”意为垂老之年。二者对仗，概括了从少壮到晚年的整个生涯。再与“弃轩冕”（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和“卧松云”联在一起，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孟浩然的高风亮节。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七绝》）
“黑发”对“白首”与李白的“红颜”对“白发”一样，表示人的一生，但后面搭配的词组不同，句式和表达的诗意都不同。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吴伟业《圆圆曲》）用“白骨”与“红妆”对偶，形成更强烈的反差。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天涯”一指地域，一指距离。“海内”古指整个中国，今天也可指任何地方，“天涯”则任何遥远的距离。它们分别与“存知己”“若比邻”连在一起，表达了只要是知己，无论人在何地，相距多远，也如邻居一般。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东北”与“西南”，虽然也可表示东西南北四方，即任何地方，但在该诗中与“风尘”“漂泊”等搭配，表示的就不再是泛指而是指比较具体的东北和西南了。这两句是说，自从安禄山在东北方造反，遍地战尘，我的一些亲友从此支离分散。我漂泊在西南天地之间，有家难归，怕今生已还乡无望了。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用“白头”对“黄叶”，以树之落叶喻人之衰老，颇为贴切。烘托了悲的情绪。在与“雨中”“灯下”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构成了一个“苦雨、孤灯、黄叶、白头”充满着辛酸和悲哀的画面。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陆游《书愤》）由“塞上”“镜中”构成“塞上长城”与“镜中衰发”对偶，突出了壮志未酬身已老的愤懑而又无奈的心情，并且使诗句自然，不见斧斤的痕迹。
以上我们介绍了工对、邻对、宽对、半对半不对的意对、流水对、错综对、数目对、颜色对和方位对。其他种类对就不再介绍了。其实人们在实际诗文创作中，除非是要特意表现某种技巧外，一般来说，事先是很少考虑要使用哪一种对仗的。至于最终写出了什么样的对仗，乃是在写作过程中，根据抒情表意的需要选词造句的结果。但掌握这些知识，也并非无用。当我们写到对仗句或写完对仗句进行检查修改时，还是用得着的。
对仗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工整而不呆板，灵活而不散乱。重在自然。
工对、邻对、宽对，主要是讲工整，意对、流水对、逆挽对、错综对主要强调灵活。恰当地使用这几种形式，有助于提高对仗的水平。
三、对仗应注意的问题
律诗是要求对仗的。这是律诗和古体诗的重要区别之一。古体诗也有对仗，但不是必须有，而近体诗的律诗则必须有对仗。尽管历史上有人写过无对仗的律诗，且有名篇传世，但终属个别，非律诗之正路。我们既然是学习律诗，就要走正路，老老实实下功夫，打好基础。
从韵律的角度说，对仗是律诗中的一个难点。钱明锵先生在《走出对仗误区，创作律诗精品》一文中指出：当前律诗中精品很少，问题出在对仗上。当前律诗对仗的主要弊病是：死守旧有的、正统的对仗模式，呆钝死板；过于求正、求工，七拼八凑，晦涩拗口；四言一法，句式雷同，单调平板；语言修辞铺陈简单，缺乏韵味；上下句和两联之间内容重复，同类连叠，语言拘束，诗味索然。这些对仗中的弊病，成为创作精品的“拦路虎”。诗人何永沂在《涌血成诗喷土墙——熊鉴诗试评（代序）》中也说：“七律之难在于中间两副对仗，搞不好便会走进似工整实呆板的死胡同”或“陷入‘合掌’的误区”。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应注意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应该是先求有，后求佳，先学工整，后练灵活。
（一）打好工整的基础
开始时应先从工整入手，这是基本功。在掌握基本功的基础上才能进而求活。古人多从工对开始，启蒙阶段学习就背诵《笠翁对韵》之类的读本。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等等。我们倒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但总是应该先练基本功，先学作工整的对仗。不要一开始就热衷于半对半不对。半对半不对，需待有一定基础后方能作好。
前面已经说过，古人为了求工，把词的门类分得很细。是否一定要按古人那样把词性门类分得那么细呢？我看不必。第一，古人的归类缺乏科学依据，归类并不严谨。例如，“霜”与“冰”本应是同类，古人却把“霜”归入天文门，把“冰”归入地理门。连王力都认为：“这种区分不一定找得出科学的根据”。又如，把“树”与“松”、“柏”、“杨”、“柳”；“鸟”与“鹊”、“燕”、“鹤”、“鹏”等不是相同层次的概念，归入同一门类。那么，如果有人以“松”对“树”，以“鹰”对“鸟”，究竟算是工对，还是不协调的对仗呢？第二，同门类的字词相对虽工，但不一定比不同门类的字词相对更好；不同门类的词语相对也不一定比同门类词语相对差。“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花”和“鸟”虽不是同门类，但境界则要比“感时花溅泪，恨别草惊心”宽广得多。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与“蜡炬”，“丝”与“泪”都不同门类。钱起的“蝴蝶晴连池岸草，黄鹂晚出柳园花”（《登刘宾客高斋》），“蝴蝶”与“黄鹂”同属鸟兽鱼虫门；“池岸草”“柳园花”同属草木花果门。就这两个对仗论，谁又能说李商隐的对仗比钱起的对仗差呢？过于追求同门类相对，有时会受词语的束缚，难于驰骋思想自由发挥。人们写诗多属因情因事而发，不是做文字游戏，字词的选用要依情依事而定，越自然越好。如果过于考虑字词的门类属性，过于纤细，有时反而造成不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工整与否固然与相对字词的门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还在于情境和语境。有时候，作为对仗的两个词虽然不属同一门类，在特定语境下，依然给人以非常工整的感觉，还可能起到别开生面的作用。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诗词或诗词根底不深的人来说，强调打好工整的基础，首先应把重点放在齐整上。工对齐整，邻对、宽对同样可以齐整。
怎样才能使对仗齐整？最主要的是两点，对仗的双方，词类基本相同，结构基本一致。
词类是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汇意义划分的。如现代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就是不同的词类。所谓词类相同，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等。由于古汉语常有词性活用的情况，现代人写诗有时也还采用活用的手段。对于某一具体词汇在诗句中究竟算哪一类，要根据语境来分析。如在“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这副对仗中，按本来词性，“冷”是形容词，与前面的“咽”词类不同（“咽”在诗句中是动词），但在本句中，“冷”作使动词用。
不仅在词性活用时要看语境，就是在不存在词性变化的情况下，也要从语境出发。譬如名词的范围非常广大，即使其中的一个小类，具体词汇也多得不得了。究竟使用哪一个更好，要看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相似性，是否较好地表达情思。比如“花”和“燕”代表两个不同的事物，相异。都是名词，相同。名词对名词，符合对仗条件，但单独一个“花”和单独一个“燕”，是否可以结成对儿，还很难说。如果你在暮春时节看到盛开的鲜花纷纷落去，离去的燕子又飞回来了，悟出花开花落，燕去燕回，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就找到了二者的相似性、联系点，也就把“花”和“燕”两个不同的事物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花落去”和“燕归来”就可以结成一对了，如果你当时有着怀旧伤今之感、惜时之情，就再配以“无可奈何”和“似曾相识”，于是一幅很有意境的对仗就产生了。这或许就是晏殊《浣溪沙》里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产生的过程。
有些词义相距虽远，但在特定语境下，依然可以成对。只要能找到它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点、相似点。如我们曾介绍过的杜甫的“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和“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哭”与“城”“顾”和“朝”词性不同，本对不上，但在特定的语境下都对上了。
所谓结构一致包括单音词对单音词，多音词对多音词和相同位置上合成词结构的一致。
如，“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元稹《遣行》“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贾岛《忆江上吴处士》“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
这几例中的“寻觅”与“思量”，“诗章”与“岁月”，“秋风”与“落叶”，“渭水”与“长安”，“铁锁”与“降幡”，“江底”与“石头”都是复音词。“在”与“惊”，“生”与“满”，“沉”与“出”都是单音词。其中相对的合成词彼此结构也一致。这样的对仗都可算是齐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