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为57．5％。甘肃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为最高。高于西部地区近14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近22个百分点。牧业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虽然超过了20％，但与其作为全国六大牧区之一的丰富的牧业资源相比，牧业发展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3．农业经济效益低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甘肃农业带来了快速发展，但其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依然显示出不发达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按当年现价计算，甘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仅为2067．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7．78％，甘肃每公顷粮食的平均产量为3．73吨，低于全国和东部的平均生产水平。甘肃人均占有粮食和人均收入指标不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73．1％和78．46％。
（2）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中间物质消耗与农业增加值之比的指标，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增现象影响的结果，而并不反映甘肃农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高于全国，甚至东部地区。相反，从甘肃科技对农业产出贡献率的调查看，农业科技水平的贡献率一般比全国平均水平（40％）要低。
（3）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农业总投入、总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全省农业总投入（不包括活劳动）、总产出分别以年均14．25％和13．44％的速度增长。但由于总投入年均增长速度比总产出高，就使得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农业总投入、总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农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从农业内部来看，只有牧业总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11．02％比总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9．88％高1．14个百分点，经济效益增长，其他各业经济效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4．农业投入不足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是由于甘肃整体经济发展落后，资金缺乏和投入不足，这成为制约甘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的投入能力和对农业的投入水平较低。多年以来，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于全国的末位，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1999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甘肃仅为160元；农村人均获得的农业贷款，甘肃仅为6．2元；平均每户农村家庭拥有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为33．8元。其次，财政支农资金供需矛盾突出。“八五”时期，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5．01％，高于财政收入14．1％的平均增长水平，而甘肃年均递增9．1％，低于全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这是造成甘肃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重要方面。虽然农业投入从绝对量上看明显增加，但从甘肃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看，则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农业资金供需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
农业投入不足。一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长期以来，甘肃农业基础设施超负荷营运，老化、失修、毁坏极为严重，或不能正常运行，或达不到原设计能力。全省水利工程中约有50％的工程达不到设计能力，加上大部分灌区管理不善，渠道不配套，土地不平整等原因，实际灌水量只有设计能力的六七成，因此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有限。二是对维护农业生态投入不足。甘肃农业自然灾害多发，水土流失加剧，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迫在眉睫。但要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防止耕地沙化、盐渍化和草场退化及保护森林等任务，不进行大量的生态投入是难以完成的。三是农业现代化投入不足。耕地灌溉率、化肥施用水平、农机总动力和农村用电量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几项重要指标。但从目前甘肃农业发展的实际来看，这几项指标都比较低，显示了甘肃农业现代化还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仅从化肥施用量看，甘肃1998年化肥施用量每亩仅为12．11公斤，而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为28．68公斤，甘肃仅为全国的42．22％，为东部10省市的38．53％，在西部地区处于落后水平。
三、实现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保持农业的战略地位并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才能确保西部地区社会的稳定和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加速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走现代化、生态持续型农业的道路，逐步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高产、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西部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几种思路介绍
1．“平衡论”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面临着对传统发展模式全方位的反思和变革。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我国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集中表现为三者由于发展不一致而形成三大矛盾。一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二是资源与环境的矛盾：三是人口与环境的矛盾。三大矛盾形成一个“矛盾圈”，正是这个圈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三项矛盾，必须使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融洽、相互渗透的动态平衡中，在平衡中求得最佳的组合与组合方式。只有这样，农业才能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平衡论”的内涵。（1）人口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关键是生产可持续性。人口问题的根本是数量大和素质低。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从发展观点来看，人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而发展的核心问题便是经济问题。因此，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2）资源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战略是综合利用，全面节约。（3）环境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重心是生态可持续性。（4）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生长点是社会可持续性。
综上所言，资源发展反映的是经济效益，人口发展折射的是社会效益，环境发展反映的是生态效益。因此，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和平衡，这正是“平衡论”的实质。
2．“问题论”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所谓“问题论”，就是对症下药，根据实际已出现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来解决。（1）加深对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每个人、每个行业来参与并积极为之贡献力量。为此，必须从思想观念上，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艰巨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所认识，通过各种形式多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使之深入人心。（2）加大农业投入。主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科技、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3）实施生态农业模式。生态农业模式主要包括立体种植、立体养殖、立体开发以及农牧结合、种养结合、庭院经济模式等。（4）优化农业政策环境。
3．“区域论”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我国农业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农业生态千奇百怪，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体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把我国分为几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区域，实施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各地、县乃至乡、镇都应有自己独特优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科技体系，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可按不同模式区，采用不同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地区经济较发达，综合实力强，技术先进，对农业投入较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起点较高，在农业发展速度上是最快的，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代表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方向。这一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外向型农业发展条件最好，创汇能力最强。此外这一地区各省市均处沿海地区，开展农业的“蓝色革命”最容易，是今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高效农业的热点所在，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中所没有的。（2）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个地区在我国所占的区域较广，农业生态条件较复杂，又可分为北部草原区、东北垦区、中北部平原区、南部丘陵区等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各模式的差异也很大，但整个区域由于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因而对农业投入相对较大，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代表，是连接我国农业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键，起到了不断吸收先进地区的经验与技术、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3）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目前主要任务之一是扶贫，尽早脱贫致富。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农业投入较少，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一般不易为群众接受，科技成果转化难度也较大，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这些地区的重点是科技文化知识的培训，转变群众中落后的观念，提高群众科技水平，并结合该地区的特色重建三高农业生态，形成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西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重点应在防治水土流失、节水农业上，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在此基础上发展养殖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在高原区发展高原农业、林业、中草药业等应是新的发展点。在西南考虑立体农业、农林业结合、种养结合等很重要，水果的生产储运加工等也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4．“系统论”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与科技发展专家卢良恕指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把生产、技术、经济、生态和社会五大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系统论”。卢良恕院士指出，在实施过程中，需遵循从初级到高级、由局部到全面的循序发展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多样化地开发利用资源原则；集约经营、持续发展原则；增收增效、共同富裕原则；防止环境污染、保护资源和环境原则。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集约性、高效性、持续性和多样性，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兼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富强。针对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指出：
——要保护和建设西部地带有限的“基本农田”。为控制西南山地高原坡地的过度开垦，必须保护河谷地带宝贵的基本农田和实施“坡改梯”工程，重点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提高基本农田的集约生产能力。同时要加强西北优质棉花和特产、水果以及蔬菜基地的建设，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积极推广管道灌溉和喷灌滴灌技术。
——逐步提高牧区牧业集约建设水平。增加投入要重点建设水热资源比较充足的草地，发挥人工草场的生产潜力。对干旱冷凉的草地要控制放牧，严禁超载放牧，保护草场资源的再生能力。
——重点建设人工池塘水产养殖体系。在西南的丘陵河谷地带或山区的水塘水库，都有发展水产养殖的良好资源，稻田养鱼也有相当的潜力。推行小水体精养高产技术，是发挥水域资源的主要途径。
——建设两江上游和西北防护林体系。这个防护林体系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带的水土流失，而且严重影响到长江和珠江中下游地带的环境和经济发展。西北防护林体系也是关系到西北水土流失和黄河中下游安全的重大工程，需要国家和地方、上游和中下游的联合共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