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战绩显赫的陆军团长乎下有三位连级军官，此三个连长其性格各不相同。一连连长具有实践精神，事必躬亲；二连连长是位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唯一真理的人，他是最忠诚的军官和战士，有令必行，毫不舍糊，但他的缺点在于，处于被动状态，无主动性；三连连长则喜欢唱对台戏，唱反调，背道而驰，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标新立异，显示自己。对手下的三位性格不一的连长，这位团长有自己的用人方略。当上级攻击敌人炮兵阵地的命令下达后，团长是这样区别对待乎下的三位连长的：他叫来一连连长，对他说：“关于进攻敌军炮兵阵地的命令上级已经下达，我要求你的部队做好准备，于今晚深夜十一点整立即发动总攻。我派你担任主攻，二连和三连分别是你的左右翼，积极配合你作战；我很信任你的作战能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说完这些，他并没有再多说些别的什么话。
接着，他又叫来了三连连长，对他说：“至于攻击敌军炮兵阵地的作战计划，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时机还尚未成熟，我们的兵力还未完全恢复实力，采取行动恐怕将会失利。”“不，团长，我们不能再拖下去。虽然我们的军队还未完全恢复实力，但敌军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们不可姑息养奸，等到敌军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恐怕要失去进攻的机会了。还是应该马上出击！”这些话正如团长所预料的，他随后用肯定的，吻说：“说得对，看来应该考虑立即主动出击，我命令你做右翼，紧密配合一连作战，时间是今晚十一，氮整。”“太好了”，三连连长兴奋地说道：“我们会让您在子夜零时看到敌军阵地上将会插上我军的旗帜。”
团长就是这样巧妙地激起唱反调的三连连长的战斗积极性。至于对二连连长，团长不仅斩钉截铁地下达了命令：“今晚十一点你以左翼配合一连猛烈进攻敌军炮兵阵地。”而且还交代了许多相关的情况和细节，并告诉如何随机应变，灵活处理战斗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在这位团长因人而异的正确指挥下，三个连队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敌军的炮兵阵地，当子夜的钟声还未敲响的时候，他们的军旗已经在敌军阵地上飘扬了。故事里的团长就是知人善任的典型。
周恩来在谈到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时强调说：“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周恩来选集》)
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扮演着一位领袖和指挥家的角色。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聚集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同时，他们也都是大智大慧、骁勇善战、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各自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一同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果说当时的历史和时代加上毛泽东自身超凡的领袖才能和风范最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伟人，那么，在相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正是独具慧眼的毛泽东的知人善任，才得以产生出那么多伟大人物。邓小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而邓小平也以他杰出的素养和才能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好评和高度信任，并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中共中央准备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在提议邓小平为总书记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样样办得都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同时，1958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是在中苏关系紧张、中共与苏共出现重大分歧和斗争的背景下，对邓小平与苏联方面进行谈判中表现出的原则立场和智慧所表示的肯定。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开始了，到60年代初，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使之公开化。为了缓和矛盾，中苏两党双方从1957年开始到60年代前半期，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漫长会谈。毛泽东将中苏谈判的重担交给了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露了中国杰出政治家的睿智和风范，对于原则性问题，邓小平坚决寸步不让，毫不示弱，同时又做到机智灵活，有礼有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顶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和对中国的压力，揭露了苏共以“老子党”压制“兄弟党”的不平等做法，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尊严。
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关头，邓小平站在全局的高度，勇敢地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义无反顾地迅速展开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军，并率部取得了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6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的骄人战绩，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对我军的全线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8年秋，邓小平任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刘、邓、陈毅及“总前委”的指挥下取得了用时66天歼敌55万的辉煌战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除此之外，在1942年的执行“精兵简政”方针的成绩以及他所提出的“照辩证法办事”的工作原则等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1992年)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邓小平所说的“真正关系到大局”的“这个事”，可以说是他晚年最关心的一个事。对选人、用人、培养接班人，邓小平集中了很大的精力，应用了高度的智慧，对中国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延续和长治久安作出了巨大贡献。(以上材料选自《邓小平文选》)
用人之力，成己之业
汉武帝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国家大事忧心忡忡，他向太子太傅卫绾请教治国之道：“北方匈奴气焰嚣张，怎么办？”卫绾回答：“得人！”刘彻再问：“晁错七国之乱后，国家仍有内忧，又该怎么办？”卫绾回答还是：“得人！”太子又问：“民生凋敝，怎求殷实富裕？”卫绾回答依然是：“得人！”
这番问答让刘彻刻骨铭心，因此他即位后，大胆改革用人制度，使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经学家董仲舒，大政治家主父偃，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外交家张骞以及桑弘羊、金日殚、公孙弘、韩安国、郑当时、苏武和霍光等。正是有了这些人才的鼎力相助，才有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武大帝。
人才是一个单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领导者能识才、能招才、能留才、能用才，就肯定能享受到事业成功的乐趣与自豪。
燕昭王问郭隗说：“燕国版图小，人口少，被齐国攻下八座城，匈奴又想侵占楼烦，拙劣的我继承帝王大位，恐怕使国家招致危亡，要想让国家生存下去是不是另有办法？”
郭隗说：“有的，只怕你不能采纳。”燕昭王离开自己的座位洗耳恭听。郭隗说：“帝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其实是当老师；王的大臣，名义上是部下，其实是朋友；霸的大臣，名义上是部下，其实是贵客；那些行将危亡的国家的大臣，在名义上是大臣，其实国君是把他们当俘虏看待。现在你将东面而王，用一种很傲慢的态度去求才，那么那些只配当差的人将应召而至；如果你南面而王，能够以宾主的大礼去求取人才，那么那些真有资格做大臣的人才将要应命而来；如果西面而王，用平等的礼节，采用不仗权势的态度求取人才，那么，能够做朋友的人就会相约而至。如果北面而王，采用谦虚谨慎的态度去求取人才，那么有资格做师傅的人才就会应命而至。能够这样，进一步可以王天下，退一步也可以霸天下，只待你去选择了。”
燕昭王说：“我愿意这样，只是没有老师指点。”
郭隗说：“你如果真的要振兴国家，我请求替天下的士人打开一条效忠的路。”于是燕王常请郭隗坐南面。三年后，苏秦听到了，从周来到燕国；郑衍得到消息，从齐国来到燕国；乐毅听到了，从赵国来到燕国；屈景听到了，从楚国来到燕国。这四个人的到来使力量单薄的燕国并吞了强大的齐国。燕和齐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为什么燕能并吞齐，主要是靠那四位谋士的力量。如同《诗经》上说：有了那么多人才，文王的天下才能太平。
“举贤荐才，为政之要”。在我们的祖先眼里，为什么将用人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事情呢？因为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不是靠他单枪匹马干成大事业的，而是依靠众多人才的力量成就自己事业与名声的。比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张良等，唐太宗用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朱元璋用刘基、宋濂、朱升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的经验告诉现在的领导者，务必要把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用好人才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第一要务。
善用“众人之力”，主要是善用各种人才。领导者应在选贤任能上下工夫，而在处理具体政务方面采取超脱的态度。春秋时期宓子贱“鸣琴而治”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和宓子贱曾先后出任单父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巫马期执政时，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昼夜不闲，亲理各种政务，但政绩平平。宓子贱执政时，不仅没有那样繁忙，反而经常弹琴唱歌，却把单父治理得相当好，被称为“身不下堂，鸣琴而治”。当巫马期向他讨教时，他说，我的做法是善于选贤任能，依靠人才；你的做法是亲自劳作，只使用自己的智力，只靠自己当然辛苦，而依靠人才当然安逸了。原来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尊他为父的有3人，尊他为老师的贤者有5人，视他为友的有11人。宓子贱就是靠了他们来治理单父的。二者相较，宓子贱的领导方法显然要高出巫马期一筹。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这句话出自《管子？霸言》。如何才能“争人”？中国古人有众多丰富的经验，试举几例如下：
其一，“自知者，智也。”秦朝末年，群雄逐鹿，楚汉相争，人才争夺异常激烈。刘邦有自知之明，因而得到了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位“人中之杰”，又在这“三杰”的周围形成了谋略人才群、军事人才群和后勤保障人才群。而项羽呢？自以为“力拔山兮气盖世”，勇气、谋略无人所及，因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有此区别，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自然就不是项羽了。
其二，不能求全责备。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罗致人才，先后发布了三次“求贤令”。这些“求贤令”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强调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例如：“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
其三，不要叶公好龙，妒贤嫉能。曹操求贤若渴，引进了很多人才，其中有“勉从虎穴暂栖身”的刘备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曹操明知刘、关是自己日后的劲敌，但一再拒绝谋士们的建议，不愿意在曹营中将他们杀害，对其去留，也给予自由。曹操说：“今日收英雄之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如此豁达大度，喜爱人才，使曹操麾下聚集了汉魏间最大、最优秀的一支人才队伍，最后助他战胜对手，成就大业。优秀人才对组织有利，对事业有利，对于某些个人则不一定有利。因此，在人才问题上，很容易产生叶公好龙、妒贤嫉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吸引人才极其不利，必须严加防范、抑制和消除。
其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曾对即将前往鲁国当政的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俗话说：“敬人者，人恒敬之。”“士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领导干部万万不可以权骄人。
刘伯承，早年为四川名将，南昌起义期间的参谋团参谋长，也就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任总参谋长。后赴苏联学习，是少数几个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重点培养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由于王明路线大搞宗派主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等中国共产党人回国后一个也没有得到重用。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江西瑞金后，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职务虽高，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教书先生”。
1935年5月，国民党军队把中央红军逼至金沙江畔。在此72年前的同一个月，太平天国最为英勇善战的翼王石达开部3万多人在金沙江畔的安顺场全军覆灭。时间、地点的巧合，让蒋介石大喜，叫嚷来、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在这种危难时刻，毛泽东果断地授权刘伯承指挥这次渡江战役，并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囚住龙乎？”
刘伯承受伞后，以其卓越的智慧、崇高的声望、谦和的天性和诚恳的态度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率领先遣部队提前三天通过彝区。这是极其关键的三天，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其后，刘伯承指挥红军先遣部队以昼夜行军200里的惊人速度，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几十万国民党部队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通过这一战役，刘伯承真正行使起中央红军参谋长的职权，继而成为129师师长，也就是一个战略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
关键时刻见人才，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发现了一大批帅才、将才。有关资料显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占比达87％，其中有9位元帅、8位大将、48位上将和157位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