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随意。
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感非常强烈，导致的一个弊端，就是人人都只凭借着善意良心来做事，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法治观念淡漠。
举个例子，东汉末年有个轰动一时的大案，叫“赵娥复仇案”，说的是有个弱女子赵娥，她的父亲被当地的一个恶霸给杀害了。赵娥为了给父亲报仇，亲手杀死了杀父仇人，然后就去县衙门投案自首。
这个案件虽然是当时的一个大案，但是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按照汉朝的法律，作为县令而言，你接到这个案件，你只需要把它当作是疑难案件层层上报就可以了。一方面，她是一个孝女，那我朝以孝治天下，我总不好治她的罪吧？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杀人犯，那么必须要为她的杀人行为负责，怎么办呢？作为疑难案件往上报，交给中央来处理。
层层上报到中央以后，那么中央按照以往处理这一类案件的惯例，会一方面判赵娥，你还是杀人罪；另一方面采用一个特赦的程序来赦免赵娥，让她不用接受处罚，这样一来两全其美，法律得到了保全，赵娥她的孝道也得到了表彰，很简单。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在特赦程序下来之前，赵娥作为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牢里面待着，听候发落。
但是当地那个县令接到赵娥的自首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处置，往中央报上去，而是私自就把赵娥给放了，这是孝女啊，怎么能够关进大牢呢？放了。他自己道德感很强烈，这个官我不做了，我辞官回家，不干了！就自说自话辞职回家了。
反倒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赵娥，法制观念还相对强一点，坚持不肯逃跑，她认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要进监狱里面待着，我听候发落。赵娥主动进监狱静候法律的制裁，最后等到了朝廷的赦免。像这种司法随意的情况，在东汉末年比比皆是，再比如咱们前面讲过的捉放曹，曹操身为通缉要犯，按理应该逮捕归案。司法官仅仅因为觉得曹操是一个英雄，就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把他给放了。释放曹操的无论是《三国演义》里的陈宫也好，还是历史上的无名功曹也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是司法随意的表现。
曹操当年做通缉犯的时候，当然对释放他的那个功曹感恩戴德、感激不尽；但是今天他成为了曹丞相，思考问题的高度不一样了，从国家的、法律的角度出发，就要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呢？一个字：苛。
前面说曹操制定了很多的科，立法上基本有法可依了，那么现在就要做到执法必严。曹操执法，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严苛。
举个例子，《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曹操有一次出兵打仗，经过一片麦田。曹操就下命令，说咱们要爱护老百姓的庄稼，不允许随便地踩踏庄稼，如果有谁胆敢毁伤庄稼，杀无赦，一律砍头。
（《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即引用儒家《春秋》等经典的精神原则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案件事实探究行为人的动机，是汉朝出现的一项比较有争议的司法制度。）
大伙儿听了这个法令都不敢怠慢，掉脑袋的大事啊，所以都下马而行，小心翼翼地扶着那个麦子，让马远离麦子，好好地往前走。偏偏在这个时候，曹操自己的马突然之间不知道抽什么风，撒开四蹄就闯进庄稼地里面，跑了一圈回来了，把庄稼踩倒了一大片。士兵们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然后一块儿都看着曹操：你这怎么办吧？
（《春秋三传》，包括《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其中《左传》偏重于对《春秋》的事实记述，史学著作的意味较为浓厚；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倾向于对所谓“微言大义”的阐发，经学的意味更为浓厚。）
司法官反应最快，他说：“《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当时流行“《春秋》决狱”，也就是遇到疑难案件的时候，引用《春秋》大义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司法官就说，《春秋》有这么一条经义，叫作“罚不加于尊”，刑罚不能够强加于尊贵的人，比如说您，这也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所以您不需要处罚自己，您是无罪的。
说句题外话，关于“罚不加于尊”这样一条所谓的《春秋》大义，在今天的《春秋》包括《春秋三传》里面都是找不到的。是不是这个司法官信口杜撰为曹操开脱罪名呢？这个已经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时曹操一听司法官的意见，就表示不同意。他说：“我自己制定的法律，我自己公然违反，然后还不接受任何处罚，那以后我还怎么服众啊？以后我的法律还怎么有公信力呢？但是我毕竟也是一军的主帅，不可能自杀，那么请求对我实施次一等的刑罚。”（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曹操这个举动做出来以后，三军肃然。从此以后士兵们都自觉地遵守曹操制定出来的法律。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割发代首”的故事。
《三国演义》写到这儿，还不过瘾，又加了一首诗，作为作者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他说：
十万貔貅十万心，
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
方见曹瞒诈术深。
他认为曹操“割发代首”这是一种诈术，是采用了一种欺骗的手段，是在欺骗那些士兵。你如果真的执法必严，那有能耐你自杀呀，你割几根头发，这算怎么回事儿？你这不是糊弄人吗？《三国演义》这样一种看法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到了我们今天，人们就不拿这个例子作为曹操执法必严的一个佐证了，而是经常拿来说明曹操虚伪狡诈。
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割头发，在今天看来，就是理发，这个没什么啊。但是在汉朝来讲，却是一种非常严酷的刑罚，叫作髡刑。头发，在今天看来只有两个作用，一是头部保暖，二是美观，但是在汉朝人眼里还有第三个作用。
（《风俗通义》，东汉末年人应劭的作品，以记述和考证历代名物制度、风俗、传闻为主，其中对两汉时期的风俗迷信、奇闻怪谈多有驳正，保存了大量当时的民间观念和地方习俗。）
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记载了当时民间的一种观念，叫作“亡发失精”，汉朝人认为头发是一个人的灵魂精气所凝聚的地方，割掉头发，就会元气大伤，身心健康都要受到极度严重的摧残。所以《孝经》上才会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司马迁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报任安书》里面，也给汉朝的刑罚排了个次序，他认为最残酷、侮辱性最强的刑罚是宫刑，也就是他自己挨的那一刀；次一等的是砍手砍脚，也非常残酷；排第三的，就是髡刑，也就是割掉头发，排在什么打板子，什么流放这些刑罚前面，这和现代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曹操割发才能够代首，才能够起到威慑三军的作用，割发代首才可以作为曹操执法必严的一个佐证。要不然你把他那些士兵都当傻子吗？曹操“割发代首”欺骗你们，那些士兵他看不出来吗？这样简单化的结论，是说不通的。只有理解古人，理解古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想，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妥帖的结论。
曹操他自己有一句名言：“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太平御览》引魏武帝《诸儿令》）我这个人不搞双重标准，我不仅不会偏心我自己的手下，就算是我儿子，也绝对不会包庇纵容。实际上曹操即使自己犯法，也不会轻易地放过。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曹操才能够令出必行，才能够做到执法必严。
曹操请司马懿出山做官，司马懿竟躺在床上装病装了七年，朝廷的行政指令犹如一纸空文。在东汉末年，像司马懿这样拒不服从行政指令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使得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在曹操看来，只有令行禁止，他的各种改革才能有效地推进，那么曹操是通过什么办法刹住行政失灵这股歪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