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毛泽东，无论是就其口袋里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还是就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与军事斗争的严酷环境里培植出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秉性，抑或是他毕生所信奉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斗争哲学，对此，都是异常敏感的。
从周恩来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及这两者间难以从组织上界定却的确存在的某种联系上，毛泽东一定在潜意识里深藏一种固有文化形态遭侵入、乃至被沦陷的威胁感……
于是，他不辞辛劳，如填海的精卫鸟，一次次的巩固自家的城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农业学大寨……往深里想，他所期盼建立的，无不是小农社会千百年来憧憬却又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式国度；
于是，他不惧战尘，如善骑的匈奴人，一次次的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说穿了，他所要挑落的，无不是现代文化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他所要推倒的，也无不是这一文化形态在一块几近流沙的土地上好容易构架起来的建筑……
既然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表现为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而这属于本能的冲突，又该经常性地表现为一抬手、一投足间的排斥；那么，这为什么没有导致后者在党内斗争中成为公开的阶下囚，乃至与刘少奇一样死于非命，而是多少回如履薄冰，如戴荆冠，却最后能得以善终呢？
这是一个庞大到足以包容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的课题。
这是一个复杂到足以让中国多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皓首穷经的课题。
无论就我蜻蜓点水似的学识，还是就我眼下身处的时空位置，我要条分缕析这一课题，不啻于刀耕火种的原始人也要写《红楼梦》。
但我觉得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宏观上的，当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不可能再是一片被万里长城包围的广袤的孤岛。世纪之初，欧风渐进，美雨东来，“五四”运动，正是这一文明的一次最强劲的登陆。而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揭橥的不仅是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也揭橥了农民的文化形态，再也支撑不起几千年来中国这片悠悠的皇天厚土。
与其他以农民为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一样，在中国趁势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貌似表现了农民文化的强大，它并没有随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寿终正寝；其实，却显示了农民文化形态的式微，它不过是在文化的跑马场上，为了能与那匹咴咴鸣叫、四蹄撒欢的马驹一争高下，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夜半时分才赶吃的一堆露草……
在二十世纪，中国虽有刘邦、朱元璋的子孙，可他们再难做刘邦、朱元璋一类钟鸣鼎食、黄袍加身的梦了，期待创造历史的人们，历史首先就会让他正视：只靠农民文化形态一个轮子，推不动泥潭沼泽里的中国。
诚如毛泽东所言，志士仁人们大抵经过了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历程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经常处于某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并不经常否定近代大工业、大生产，同时‘西化派’中也有不少人揭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因此，农民文化形态与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区分，无论就其整体的发展，还是就其某个个体所传达的文化形态倾向，便只有相对的意义，而难有精确的定量定性分析。
或许，这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不仅如阴阳一样相克，也如阴阳一样相依。文化的多元形态与文化载体的多元化，正是中国的二十世纪有别于其他世纪的一个显著特色。
犹如诗情、豪情与漫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同样澎湃的1958年所证明的，民粹主义思潮排斥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却并不妨碍它向往工业社会，毛泽东的中国排斥知识分子，又总离不开知识分子。
在他的重要著作中，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即使“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已打算将整风运动，变成知识分子手里一块烫手的洋山芋之时，他仍如是说：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能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事情正在起变化》）
尽管工农群众是大梁和立柱，可在二十世纪的长街上，中国这幢房子，还必须得有知识分子作它的门窗；
尽管毛泽东是呼啸不息的发动机，可在热战、冷战此长彼消的这颗星球上，中国这台宏大的机器中，还必须得有知识分子的链条和齿轮，从开发柴达木到治理淮河，从解放牌汽车到武汉长江大桥……没有链条和齿轮勤勉而又默默地工作，发动机发出的不过是一堆空洞的豪言壮语。
培根写于16世纪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句谶言：
在工业化的大潮里，以几何速度在递增知识作用的二十世纪，他们在中国饱经磨难，原因在于知识就是力量；
他们在中国总算有一块巴掌大的立足之地，也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牛可以负轭前行。牛能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可这并不妨碍人们一边喝着血红的葡萄酒，一边品味烤得泛出金黄色光泽的牛排……
毛泽东的中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的折射。
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即使是排斥他们的人，也不得不利用他们；
那么，周恩来的魅力，也很大程度上表现于即使是几乎终生戒备他的人，又几乎终生离不开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毛泽东、周恩来离开这颗星球五年后写到：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领袖们》）
韩素音也使用了一个比例，来形象地评价两人的关系：
“罗伯特·佛罗斯特在诗中写到：‘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离不开汹涌的海洋。”（《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是的，若没有坚定、沉着的海岸，海洋便浩浩荡荡得失去了边际，便形不成富有伟力和节律的潮汐，常常成了肆虐与灾难的代名词；
若没有万千气象的海洋，便塑造不出海岸那博大的胸襟，拍打不出海岸那峭岩般的斗志，海岸便等同于一片不见色彩、不闻喧响的普通的沙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建国后总在这浏亮、雄浑的旋律中登场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这样去看。在与周恩来的关系上，他的骨子里，大概也持一个外国人米夫相同的态度，此人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这样挖苦了周恩来：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另一个微观上的原因，便是周恩来认识到了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似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或者如毛自己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周恩来几乎从不正面抵撞这一力量，而多是在顺从这一力量的过程里，渐渐地筛减这一力量。
与此相比，刘少奇则显然低估了毛泽东，以“文革”初期为例：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中宣部长和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像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刘少奇多半不打算搞突然袭击。长期主管党的机构的他，大约相信凭着全党的力量，终能使日益亢奋得似个异教徒的毛泽东平静下来。直到后者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出来，他才后悔不迭地领略了这位湖南同乡的能量，在毛泽东的“千钧棒”下，即便巍峨、庄重如党的神殿，弹指之间，便成了说捣碎就能捣碎的泥丸……
此外，韩素音在她的另一本著作里，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周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甚至能与魔鬼一起工作，并在魔鬼身上找到一些好处……他从来没有忘记主要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民。（《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
她在这里说的魔鬼指的是林彪。
只要回忆一下“文革”初期，在毛泽东、以林彪为首的地位急剧上升的军人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三者所形成的权力铁三角之间，疲于奔命的周恩来，随时可能倒下，却终于没有倒下，并竭力撑持住了中国这艘苦舟没有在惊涛骇浪里覆灭，我们就不能不对韩素音的评价表示苟同。
如果说，和上帝在一起，必然要增添一些美好的人性；
那么，常和魔鬼打交道，则很难不牺牲一些人性的美好。
周恩来牺牲了一些什么呢？
我以为，这不在于他没少挥舞过小红书，像十几岁的红卫兵一样喊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也不在于诸如他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在196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主持了对刘少奇问题作出的决议，以“大叛徒”、“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顶帽子，赠给了自己昔日的同事、中南海里的邻居。在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付诸表决的时候，周恩来像其他的中央委员一样，毫不困难地举起了右手，唯一未举手的，只是一位名叫陈少敏的女性……
犹如春日失落了酥风，秋夜失落了皓月，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失落了那双永不停止旋转的红舞鞋，而拳王泰森在铁窗里失落了肌肉铜块般饱绽的膂力……
周恩来失落的东西，历史该计较的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诚如他在1957年里所展示的那样--
作为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总代表，周恩来在理性上对农民的文化形态作出抵御的同时，也曾因感性所迫，随这一文化形态将自身的文化形态给咬得伤痕斑斑；
作为与中国知识分子同捆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共用半个身子的连体婴儿，周恩来在竭力保护了几十、几百个文化精英免遭罹难的同时，却未能在整体上有效地保护过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人格尊严……
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