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爆炸于温都尔罕并震惊了世界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尤其是在细雨纷纷、素花皑皑的丙辰清明，直至一曲著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悠悠徘徊的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当知识分子们心中的神坛上，毛泽东他老人家日渐暗淡，昔日辉煌的油彩剥落似秋径上的点点枯叶，而周恩来，则从祖国的大江大山里走来，北斗七星般地升起，明洁而又清丽，亲近而又邈远--
一个天空阴沉得可怕的日子，在北京医院一个最小、最偏的太平间门口，排着络绎不绝的悼念队伍，当人们走进狭小的灵堂，看见被国事与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周恩来，躺在堆满马蹄莲和松柏树枝的灵床上，中国人的心都碎了！
除了几个对他持有敌意的人以外，由身分、地位所决定的往日的矜持和疏离，乃至各自的年龄，都像一件大衣似地脱去了外面，人们泪如雨下，泪花纷飞，好似一群先民紧紧聚集一起，在痛哭一位曾率本部落在滔滔洪水里登上了诺亚方舟的酋长的逝去，那充满原始性的哭声撕肝裂胆，一个又一个哭得倒在了灵床前，一位又一位昏厥者被架离了太平间……
一种大厦已倾的感觉--“总理死了，我们成了孤儿了”，似深谷中汹涌翻腾的浓雾一样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弥漫。
就在当时，或是在此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几天里，不是几个人，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牙床里咬着愤懑，目光里溢出凄婉，彼此间递送着这样一句话：“总理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也去死吧……”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们怀念周恩来的一本文集里，冰心写下了以下的序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就连从未与周恩来谋面、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叶文玲女士，在体验了1976年那个无眠的雪夜之后，每到年年雪似花的日子，心里都要进行一次圣洁的礼拜--此时的雪和今后的雪，不单单是天象物象，而是我们总理在天之灵所幻化成的灿烂无比的精神花朵，它带着一种祥兆，静静降落人间，就像细雨无声洇湿大地一样，永远抚慰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尽管，周恩来的情感世界有过一回回的扭曲，人们仍俯瞰他为一条情感的扬子江；
尽管，周恩来的人格境界有过一次次的分裂，人们仍仰慕他为一座人格的珠穆朗玛峰。
也许，是人们觉得在中国复杂似迷宫的权力场上，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位以极大的心理负担和风烛残年之躯支撑住了危局的老人；
也许，是一个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耶苏赴难式的形象，比起一个一往无前、横刀跃马的大勇者，更能打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
或者，是人们在对周恩来的绵绵情愫里，其实，包含有对知识分子自身苦难的不尽感叹，对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国多舛的命运的扼腕唏嘘……
无疑，周恩来是一位现代的“大儒”，他将孔夫子“克己复礼”的儒家道德，熔铸进了他终身的革命实践及其价值准则。
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周恩来身上也存在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在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周恩来的崇拜上，我们同样能察觉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背负的传统包袱--
在西方，上帝早就死了；而我们像一群在精神上未长大的孩子，还需要“父亲”，否则似雏鸡失去了母翼的保护，我们顿感身无所托，孤苦无依。
在西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以批判社会作为自己终生的文化使命；而我们却始终期待着哪一位伟人的“良心”来垂青我们，否则再纯洁、再热情的我们，随时有可能被社会所批判，成为公共厕所里大众的垫脚石……
39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大约是1958年6月末，中央拒绝了周恩来的辞呈，他才渐渐走出了建国后他的第一个政治暗夜。
然而，他得以痛苦、违心地承认中国一个越来越向左转的社会现实为代价--
这一个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至此，仅仅20个月前，由党的八大通过的一个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犹如一根潮湿了的火柴，在中国没能擦亮任何一点光焰之前，就被抛去了历史的窗外。
或者说，如马拉多纳，尚不及去绿茵场上一展骁勇的英姿，便被罚下了场，代之而上的是一个膀大腰粗、气焰逼人却不懂规则更不懂战术的“前锋”。
为此，在至1978年的整整二十年里，中国失去了多少进击世界之门的时机，延误了多少跟进现代文明的机遇！
颇有意思的是，这一科学论断见之于八大的政治报告里，这一报告也是由刘少奇作的。
他不会不感到，这两个南辕北辙的论断，对于中国将会各自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他却决不会料到，它们其实还是两块神秘的路标，在冥冥之中昭示着他日后天霄地壤般不同的命运走向……
经济不景气，苏联模式幻想的破灭，暗淡的获援前景，对技术掌握和管理者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使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们处于防御地位，而使毛泽东与刘少奇进一步携起手来。
1956年里，两人都赞成加快经济发展，都深信不疑《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当1957年秋，因农业的停滞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时，两人也都力主恢复被周恩来在反冒进时一度搁置了的这一纲要，并作为发动新的跃进的信号。
尤其是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会聚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里，冠盖云集，气冲牛斗，青梅煮酒……1955年曾设想中国用50年到70年即10至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去争取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毛泽东，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内赶超美国之后，他的血脉也一下贲张起来，向世界作了如下的宣告：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以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以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英共总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这样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面容流光溢彩的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接着，刘少奇又步履如风地走上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坛，他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内称：
“在15年以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5年赶超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内涵呢？
以钢产量为例，英国1870年产钢22万吨，1957年达到2099万吨，估计到1972年可以达到3600万吨。而中国，1949年产钢才15万吨，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到了1972年，则要达到4000-4500万吨。这意味着年轻的共和国只需用23年的时间，便能走完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了102年的路程。
在饱经忧患、积弱堆贫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激发民族自信心、也激发国人巨大热情与巨大想象力的口号与目标！
对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畏首畏尾、亦步亦趋的计划经济制定者，又该是一场多么生动、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教育！
在被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指出的我国正经历着的“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里，毛泽东一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目力所及之处，无不“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作意化为桥”。难怪他要在对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语中建议，将中国的第一号博士头衔，赠给“跃进”这一口号的发明者……
从此，大江南北，砸锅扒房毁林，数百万吐着黑烟的土高炉，日日夜夜，以贪婪的焰舌吞噬进中国有限的一点家当，连一向庄重、静谧的外交部大院，也举袂成幕，烈焰熊熊……
长城内外，卫星密似飞蝗、冰雹，每一天都在发射伟大的神话，这一个刚刚令人目眩，另一个又凌绝其上，变换之快捷犹如昙花一现。苏联的卫星是以火箭发射的，我们的卫星，则多是“人造卫星”，只要翻翻当年的《人民日报》，上面堂而皇之地登着水稻亩产最高者，已达八十二万四千五百斤……
反右运动，貌似让毛泽东在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的同时，也在世人面前给了自己一记耳光，但其实，并不意味毛泽东的失败。情况恰恰相反，1957年在他的政治收支账上，有了不小的进项：
他洗刷了56年反冒进时的沉默与愤懑，从此谁敢在经济领域持稳健、保守的态度，谁就有在政治上踩响地雷的危险！
比起在这之前的的各项运动、斗争和在这之后的“文化革命”来，他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一次不轻不重、却切切实实终生受用的教育，唯有将对方禁锢在这一教育中，他才能在中国的讲台上，坦荡如坻地构架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他以“阳谋”之说，将56年至57年上半年里党内多数人的失落与困惑，调理成了57年下半年的义愤与快悦，又以“大跃进”一词，将57年的这一义愤与快悦，适时地调理成了58年的亢奋与激越。
他大概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无比高超的心理学大师，可他却在这一漂亮的调理过程中，又一次完成了自身战略大师形象的塑造……
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在他的眼里，反右运动起码意味了他和党的机构的胜利，不过，他却没有因此而表现得咄咄逼人。
毛泽东大约在青岛会议前流露出自己要退居二线之后，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他显然有着更多的机会成为毛的继承人，他不想因为任何一点轻率而失去这个机会；此外，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一向视党的纪律如同党的形象一样，高于自己的生命。1957年12月，他在接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显然有感而发地说了以下一番话：不管党的路线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党都必须维护自己的统一……对革命来说，党的分裂比失败破坏性还大，所以人们必须忍耐，甚至忍受痛苦……我们党始终维护自己的统一，一直没有分裂，党的纪律一直被执行；没有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汉不提当年勇，刘少奇表现得颇为大度。但是否大度得愿意以修改他曾极力推崇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作为他重新弥合他与毛泽东56年以及57年头几个月里彼此分歧的代价？
1958年里，他布衣便鞋，扑扑风尘，奔走于中国的农村、工厂，相信常常严肃、认真到不苟言笑的刘少奇，不用多久就会严肃、认真地发现，所谓的“大跃进”不过是一场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足以让后人引以为笑柄的闹剧……
然而，对自己那位湖南同乡始终缺乏深刻认识的他，十有八九，不会察觉1957年里他所谓的胜利，只不过为他九年后终被架上苦难的祭坛，增添了一块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