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倾泻慈祥的巨幅画像下
1958年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纷纷抖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庄严地盖上了自己的大印。
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举手如林，一致同意撤销10名右派分子在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内的职务，并决定包括这10名在内的共38名右派分子，不得参加本次会议。
同日，毛泽东狼毫飞舞，签署共和国主席令，撤销龙云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原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祥的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旋涡里。三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
有意思的是，三人均有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得以保留，实属共产党这方面反“左”有方，按照往日他们在民主党派里的朋友们的意见，比如史良即要求将这三人秋风扫落叶一般扫出全国政协，黄炎培亦不赞成保留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倒是上年12月召开的一次研究对一批右派头面人物处理意见的中央统战会议上，刘少奇发话了：“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史良就表现得很左，似乎黄炎培也成了‘左派’……”（见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百年潮》2000年第9期）
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但车子由一辆新的“吉姆”变成了旧“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还能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他曾对女儿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每天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章伯钧大抵无事可做了。他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显然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乃住乃兹胡同。
犹如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将“文革”初期红卫兵内部“唯我独革”的两派，都抛去了风吹雨打、飞砂走石里劳作，彼此变得一样疲惫的神色，一样褴褛的衣着，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可奈何、怆然的苦笑，这时章罗两人似受潮了的爆竹，再也不争吵了，相反，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多半还因为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使得彼此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像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个客栈了。”
--（《往事并不如烟》）
此后，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集他们和陈铭枢和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几位老友，轮流作东聚餐时，两人都愉快地答应了。
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餐桌上，清茶一壶，薄酒几杯，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佛学古玩，从旧时野史到烹调艺术……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汨汨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现实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屈死的屈原的罗隆基，也很少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章诒和先生日后评论道：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
章乃器，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在1963年之前，他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待遇。到了1963年，事情有了变化--这年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消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消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撤消其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此后，一夜之间，身边勤务人员全部撤走，工资不作数了，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得由章乃器自理。
在偶尔露面的公开场合，章乃器依然是一副俯仰无愧、锦鸡自雄的样子。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全体委员，当走到章乃器面前，周总理边握手，边笑着问：“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
章乃器亦笑着作答：“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
李维汉面有愠色：“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自己！”
在家里，他形单影只。他打成右派后，经组织上动员，他夫人杨美真与他离婚了。一对同林鸟，可谓大难临头，各奔东西，没想到还是殊途同归，杨美真日后也被打成右派，由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一下贬去民建中央机关，做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章乃器听不见前妻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恻然喟叹了，他似乎一门心思要履行自己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他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各方面的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以外，每天坚持做二十五个俯卧撑，还在浴室里磨擦全身二千多下”（章乃器《七十自述》）。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还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般荒唐、奢侈--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一百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原本位于阜内大街的家搬去了厂桥棉花胡同，家名义上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暗度陈仓，和另一个男人关系暧昧，而此人还是一个颇有大名的国民党战犯，国庆十周年时已获特赦……
“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储安平似乎没有这般的感叹。一个昔日“面白，身修，美丰仪”的男子已经变得和一个牧羊人没有了差别。他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自己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芊芊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于两年后他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在自家的小院里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他对不胜惊讶的后者说：
“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可以补补身子……”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日子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往事并不如烟》）
萧乾，被下放去位于渤海滩上的柏各庄农场劳动，每月发给26元生活费，此外由中国作协给家属按月发给40元津贴。
在这之前，他的妻子文洁若已被下放去河北省丰润县农村，面对三个孩子无人照料的前景，动身前的萧乾，给妻子写了一封满纸惊惶失措的信。妻子赶紧回了一封信，在作出种种事务性的安排之后，她写了一句：“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能在政治的刺刀面前，高举爱情旗帜的女人并不太多，但这话，多半只是一句忠诚的“豪言壮语”。孩子们的童年勉强保住了，她的“翅膀”下却绝对保护不了丈夫。萧乾随冀东那些壮实的农村青年一起，风里雨里改造白花花的盐碱地，以使上面能长出高级稻米。因为活儿重，还有生活条件艰苦，他患上了肾疾。一次，文洁若去农场看他，在经过一座马厩前，他指着一头个大膘肥、毛色水滑的种马说：
“这可是几万元一匹的伊犁马，每天都吃得好，还有专人伺候，它比我可高贵多了……”
妻子心里一惊！她还记得家里保存有一篇丈夫少年时代写的作文，作文里他替驴子打抱不平，说人骑在驴背上，还嫌它跑得不快，驴子既得跑路，又得对付鞭子的抽打。可眼下人到中年的丈夫，竟有了“人不如马”的感慨……
丛维熙，前后被下放到京郊好几个地方劳动：
不是蛮荒的农村，蛮荒得当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能把一个妇女的裤子扒掉，以博得满堂喝彩；就是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当了一名开山筑路的壮工；或是去荒野上开垦一块块农副业基地，一边，为一场大饥馑已见端倪而农副产品日渐匮乏的报社食堂聊补无米之炊，一边，也每日望着远处进京的列车吐着缕缕白烟风驰而过，痛感自己是一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下来的乘客……
无独有偶，他也像萧乾一样地羡慕起马来。
有一年的深秋时节，他当上了车把式，每天赶着马车，去东北郊的一家酿酒厂，拉稀酒糟回来喂农场里那些饿得似狗般大的猪。他身穿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抱一根皮鞭，每每经过建国门大街、崇文门、天桥等几个闹市区时，总是提心吊胆，既怕犯了交通规则，又怕遇见往日的朋友、熟人。
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可又总想维持住这被车轮碾得破碎不堪的尊严。他觉出了自己心理的怪诞，便不禁羡慕起眼前拖车的这匹枣红色的蒙古马来：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走向混沌》）
可人终究不能变成马，他同被下放的妻子张沪，因体质太差，被照顾回报社印刷厂不久，终于精神崩溃，一天夜里突然休克，因从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医生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他坐上报社派来的一辆两轮摩托，赶去正抢救妻子的医院。他一路缄默，一路为吉凶难卜的此行而心头揪得发紧。车经天安门广场时，他下意识地朝城楼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投去了一眼：
照人的神采，如同金秋浓稠的阳光，从毛泽东那丰满的前额和睿智的双眼里倾泻下来，给人以庄严之色，慈祥之感，慈祥得好似站在五彩祥云上的观世音菩萨，正俯瞰一个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的盛世……
正好是四十年前，长沙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社会的命案，一个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强迫其嫁给一户有钱人家，在作出种种反抗无效后，于出嫁的当天，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次日，长沙的大小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大多评论赵女士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
血性勃发而又敏感过人的毛泽东，更是大做文章，从第三天起，他连着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等十几篇文章，矛头固然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及其腐朽的习俗，但他笔下更多的，是将赵女士的自刎上升到他极感兴趣的人格层面上评说：
她虽生长于不容许她有人格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瞬间，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件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武器，那便是对于个人生死存亡的选择。于是，在她握起这件武器的同时，她也拥有了伟岸的人格。
青年毛泽东，以激情如焰如诗的文字，这样写道：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了出来，顿然光焰万丈……（《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也许，在毛泽东眼下俯瞰的太平盛世里，他再也看不到被蹂躏的人格，被屈死的冤魂，即便发生了如张沪一类右派分子的自杀事件，在他的眼里，也不可与赵女士的悲壮同日而语。画像上，他总是那样庄重和慈祥，慈祥得让丛维熙感到他的微笑里，隐隐含有对自己一家及众多知识分子正蒙受的巨大苦难可以忽略不计的意味……
三十年后，当丛维熙回忆起这一场景时，一股股黄河惊涛似的愤懑，仍猛地向他的胸口打来：……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张沪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走向混沌》）
1958年春天，在险峻的太行山里，有一个铁路工地，工地上的工人都被告之，铁道部有一名大右派下来监督劳动。
这个右派有多“大”呢？年龄尚不及28岁，划右前的职务，不过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的文艺编辑。他的名字叫李国文，1957年初，他与未婚妻刘士容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