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的一不是个人摘帽，或者是少数人摘帽，而是全部右派分子摘帽；二他所谓的“摘帽”，并不意味在无端冤屈之上缀上几架宽大的藤萝，以显示权力者的优雅，只意味以平反的银铲，除去无端的冤屈，让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格，重新萌生春日里的新绿！
他本人始终充满人格的力量。
没有了分文收入，家里穷得屡屡揭不开锅，他也不肯低头认罪，以换取生活上的出路；妻子遽然病逝，他最钟爱的正读大学的次子，沉郁难排，竟去了位于徐家汇徐长桥的江西公墓与母亲“团聚”，他如过昭关的伍子胥，一夜之间白发飞霜，可一旦从巨大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依然没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让在政治上提“合理化建议”，他就在技术上提“合理化建议”
他设计过“钩搭砖”，这种砖靠钩相搭，既节省灰浆，又增强牢度。还有“两面裤”，即裤子可以前后两面穿，两面来回受磨，寿命就比普通裤子多了一倍。还有“保险饭盒”，这一设计目的，为的是风吹雨打的农民弟兄和在野外作业的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尽管一个非专业人员关在家里琢磨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具有投产的价值，可他所忧所思的，多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在生活的小事上解决物质的匮乏……
在次子走了一年之后，彭文应先生也去了被一层层黄叶覆盖的江西公墓。遗像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依旧在头上无形地戴着。敢在这遗像前三鞠躬以示哀悼的人，除去家属外，只有“物以类聚”的王造时先生，和几位生前好友。还有一个“人以群分”的孙大雨先生，在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服刑三年多后，被保外治病回上海，早被开除了公职，同样无分文收入的他，虽行动不变，却也悄悄托人送来了20元钱，给彭文应的家属。
这事，后来被监督者们知道了，便要孙大雨作检查，恍若哪壶水不开偏提那壶，在劳改农场修身养性上被磨练得颇有长进的他，脾气又犯倔了：
“我十几岁时就和彭文应在清华同学，关系极好，一道革命，一道反对国民党，历史上他对民主革命有功！如今他走了，我送他家属钱，我没有错，更无检查一说；我只是有愧，我穷病交加，依我和他的情谊，我送上20元实在太少，该送上200元！”
对于多数右派，又尤其是那些被放逐到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去劳动改造的右派来说，摘帽便不啻是一件望穿秋水的事。
它给人以雨后彩虹般迷离的幻觉，好似小时在家里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在接受了父母的一顿训斥后，并不妨碍自己继续享用父母的温暖；并没有杀人放火的自己，在经历了这样一回与杀人放火者一道改造的处罚之后，大抵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即便对于那些不抱幻觉的右派来说，摘帽，也意味着再也不用牛马一般的干活，吞咽猪食一般粗糙的饭菜，飞越阻隔的关山和亲人团聚，乃至回到自己的本行，再埋头荒疏以久的业务……尽管，摘帽只是个形式，可它在形式上保证了自己得以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的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
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
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
恍若光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灶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溢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艰难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体几乎已经隐去了--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上得去，连过一道门槛，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来一米七八大块头的戴煌，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毡袜、棉胶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之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196斤。
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被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和原中央乐团演员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上要登车时，他的腿好似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铁台阶，又是管仲祥、阎启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花包似地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总能在上面进行摘帽的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连脑袋都没能保住的人。
无法统计这样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三、四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土冻得铁板般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酷妹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撤，再稍稍倾斜大车，一具具尸首便哗的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便就地烧上一大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便塞一个洞，好似在插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上一掀，不过半日三辰，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
可这毕竟不是水泥板，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腹中如洗的饿狼的一顿美味大菜……
也有的单位不临时抱佛脚，春夏秋三季先挖好一排排坟坑，以免冬天死者太集中了坟坑不够用。原北影导演巴鸿所在的文教队就干过这活儿，一段时间该队除去排演“革命戏”外，就是去一块临湖的乱坟岗上挖坟坑，每人每天定额三个坑。岗上，一座座坟包星罗棋布，上面插着一根根小木牌，多半写着“劳教分子×××之墓”。后来死人太多，便索性随处拣块红砖墩在坟头，红砖上用白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几场大雨泡过，粉笔字一旦消失，这死者就多半成了无人知晓的野鬼。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歌唱家，就葬身在这里，生前他没少唱过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可他1951年时由美国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并未能拥抱太阳，他一腔忠魂归去天国时则被“太阳”所拥抱，这片乱坟岗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太阳岗。
这里可以插上一笔，几年后，就在下章要提到的“蓝色时期”，天恩浩荡，长年被冷冻的张权获安排开了一个独唱音乐会。罗隆基去听了，那天晚上他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张权每唱一首歌，他都使劲鼓掌。半场休息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去后台，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堂堂的部长……
几日后，罗隆基对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
“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痛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像这样的举动，父亲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往事并不如烟》）
在关内的清河农场，死者之多，同样叫活着的人们不胜负担，有人便发明了一口活棺材--
“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五八六’进行（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活棺材，到五八六的坟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就把人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用，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五八六。我不很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丛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奥斯威辛那耸立无边绿树丛中的巨大焚尸炉，曾让整个犹太民族闻之如谈虎色变；在清河农场，代号为“五八六”的墓地，也让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们毛骨悚然。
他们害怕经过这里--
周围芦苇沙沙作响，在附近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上，成群的水鸟衔出一片灰色的帆影。也像奥斯威辛那无边的绿树，轻柔，静谧，静谧得似一个能淘洗掉你全副性灵的危险的诱惑；可总有人在劳动休息时经受不住这个诱惑，忍不住要走进这里，他们怀揣几分悲哀，几分神秘，还有几分莫名难说的心情，以一种恍若是现世看来世的宗教般目光，去打量这块自己一不小心就得来此报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