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5455300000076

第76章 人祸天灾(9)

他要求的一不是个人摘帽,或者是少数人摘帽,而是全部右派分子摘帽;二他所谓的“摘帽”,并不意味在无端冤屈之上缀上几架宽大的藤萝,以显示权力者的优雅,只意味以平反的银铲,除去无端的冤屈,让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格,重新萌生春日里的新绿!

他本人始终充满人格的力量。

没有了分文收入,家里穷得屡屡揭不开锅,他也不肯低头认罪,以换取生活上的出路;妻子遽然病逝,他最钟爱的正读大学的次子,沉郁难排,竟去了位于徐家汇徐长桥的江西公墓与母亲“团聚”,他如过昭关的伍子胥,一夜之间白发飞霜,可一旦从巨大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依然没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让在政治上提“合理化建议”,他就在技术上提“合理化建议”

他设计过“钩搭砖”,这种砖靠钩相搭,既节省灰浆,又增强牢度。还有“两面裤”,即裤子可以前后两面穿,两面来回受磨,寿命就比普通裤子多了一倍。还有“保险饭盒”,这一设计目的,为的是风吹雨打的农民弟兄和在野外作业的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尽管一个非专业人员关在家里琢磨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具有投产的价值,可他所忧所思的,多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在生活的小事上解决物质的匮乏……

在次子走了一年之后,彭文应先生也去了被一层层黄叶覆盖的江西公墓。遗像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依旧在头上无形地戴着。敢在这遗像前三鞠躬以示哀悼的人,除去家属外,只有“物以类聚”的王造时先生,和几位生前好友。还有一个“人以群分”的孙大雨先生,在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服刑三年多后,被保外治病回上海,早被开除了公职,同样无分文收入的他,虽行动不变,却也悄悄托人送来了20元钱,给彭文应的家属。

这事,后来被监督者们知道了,便要孙大雨作检查,恍若哪壶水不开偏提那壶,在劳改农场修身养性上被磨练得颇有长进的他,脾气又犯倔了:

“我十几岁时就和彭文应在清华同学,关系极好,一道革命,一道反对国民党,历史上他对民主革命有功!如今他走了,我送他家属钱,我没有错,更无检查一说;我只是有愧,我穷病交加,依我和他的情谊,我送上20元实在太少,该送上200元!”

对于多数右派,又尤其是那些被放逐到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去劳动改造的右派来说,摘帽便不啻是一件望穿秋水的事。

它给人以雨后彩虹般迷离的幻觉,好似小时在家里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在接受了父母的一顿训斥后,并不妨碍自己继续享用父母的温暖;并没有杀人放火的自己,在经历了这样一回与杀人放火者一道改造的处罚之后,大抵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即便对于那些不抱幻觉的右派来说,摘帽,也意味着再也不用牛马一般的干活,吞咽猪食一般粗糙的饭菜,飞越阻隔的关山和亲人团聚,乃至回到自己的本行,再埋头荒疏以久的业务……尽管,摘帽只是个形式,可它在形式上保证了自己得以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的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

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

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

恍若光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灶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溢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艰难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体几乎已经隐去了--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上得去,连过一道门槛,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来一米七八大块头的戴煌,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毡袜、棉胶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之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196斤。

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被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和原中央乐团演员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上要登车时,他的腿好似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铁台阶,又是管仲祥、阎启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花包似地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总能在上面进行摘帽的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连脑袋都没能保住的人。

无法统计这样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三、四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土冻得铁板般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酷妹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撤,再稍稍倾斜大车,一具具尸首便哗的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便就地烧上一大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便塞一个洞,好似在插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上一掀,不过半日三辰,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

可这毕竟不是水泥板,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腹中如洗的饿狼的一顿美味大菜……

也有的单位不临时抱佛脚,春夏秋三季先挖好一排排坟坑,以免冬天死者太集中了坟坑不够用。原北影导演巴鸿所在的文教队就干过这活儿,一段时间该队除去排演“革命戏”外,就是去一块临湖的乱坟岗上挖坟坑,每人每天定额三个坑。岗上,一座座坟包星罗棋布,上面插着一根根小木牌,多半写着“劳教分子×××之墓”。后来死人太多,便索性随处拣块红砖墩在坟头,红砖上用白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几场大雨泡过,粉笔字一旦消失,这死者就多半成了无人知晓的野鬼。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歌唱家,就葬身在这里,生前他没少唱过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可他1951年时由美国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并未能拥抱太阳,他一腔忠魂归去天国时则被“太阳”所拥抱,这片乱坟岗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太阳岗。

这里可以插上一笔,几年后,就在下章要提到的“蓝色时期”,天恩浩荡,长年被冷冻的张权获安排开了一个独唱音乐会。罗隆基去听了,那天晚上他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张权每唱一首歌,他都使劲鼓掌。半场休息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去后台,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堂堂的部长……

几日后,罗隆基对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

“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痛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像这样的举动,父亲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往事并不如烟》)

在关内的清河农场,死者之多,同样叫活着的人们不胜负担,有人便发明了一口活棺材--

“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五八六’进行(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活棺材,到五八六的坟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就把人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用,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五八六。我不很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丛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奥斯威辛那耸立无边绿树丛中的巨大焚尸炉,曾让整个犹太民族闻之如谈虎色变;在清河农场,代号为“五八六”的墓地,也让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们毛骨悚然。

他们害怕经过这里--

周围芦苇沙沙作响,在附近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上,成群的水鸟衔出一片灰色的帆影。也像奥斯威辛那无边的绿树,轻柔,静谧,静谧得似一个能淘洗掉你全副性灵的危险的诱惑;可总有人在劳动休息时经受不住这个诱惑,忍不住要走进这里,他们怀揣几分悲哀,几分神秘,还有几分莫名难说的心情,以一种恍若是现世看来世的宗教般目光,去打量这块自己一不小心就得来此报到的地方--